非常媒·戒-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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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会给出一个结论。
　　我们可能都陷入了一个误区。
　　我们对体制的分析与批评，与意识形态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比喻说产权问题，它应该只与企业有关，而与行政无关。让人敏感的是，作为媒体的湖南广电，却常常兼有企业与行政的双重职能。
　　张华立看到了这个问题，前文中引用的他的博客，足以证明他已认识到“把电视台的决策和公司行为混到一起”会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具有政企双重身份的人，虽然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按照实用主义原则说话行事，并因此而将事情人为地弄得复杂起来，但起码，这种人说话办事，可能不得不符合同时集于一身的两种身份。
　　当两种身份的诉求并不完全一致时，他们其实是很为难的。
第二节　　就这样飘来飘去：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
　　让我们回到底层。我一向认为语言文字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当一个人拥有诉说欲望的时候，不论他是想直抒胸襟，还是不得不隐晦表达，通过文字的不同排列组合，基本上都能完让我们回到底层。
　　我一向认为语言文字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当一个人拥有诉说欲望的时候，不论他是想直抒胸襟，还是不得不隐晦表达，通过文字的不同排列组合，基本上都能完成。我尤其看重文学作品对时代的折射能力，因为不管它外表多么华丽或乖张，它所包裹的内核，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并与其他存留下来的文字、影像、声色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载体一起，完成着对一个时代的记载与记忆。
　　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听人谈起过一本叫《长沙飘客——一个湖南电视人的另类生活》的网络小说，我预感到里面的内容和我要书写的湖南广电可能会有某些重叠，为了获得对湖南广电全方位的认识，我在没有看到这部小说一个字之前，便决定了要引用它的一些素材。
　　但是，当我花上两天宝贵的时间把它读完之后，我彻头彻尾地失望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自命清高的假道学，但这部书过于市井和低俗的风格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首先，在他使用真实的地名和虚构的人名展开“老五”的故事时，与其说他在写湖南广电的野史，不如说他接触到的只是一些边角余料，我无从分辨与准确判断书中相关内容的真伪，要命的是还不知道作者是否在影射，因此我将无法预判，如果我引用其中的部分素材，是否会给我带来影射攻击他人的“连带责任”；其次，我把《非常媒·戒》定位成企业的不完全史和王伟的个人奋斗史，如果把《长沙飘客》生搬硬套地扯进来，恐怕真的会降格它的纪实性和严肃性；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我并不反对也不反感作者通过描写两条腿中间的那点事儿，来折射社会与人生，但如果只停留在私处不作必要的升华，作为精神产品未免太过龌龊，肯定难登大雅之堂。
　　据说这本不知道最后是否正式出版的书，遭到了封杀。
　　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当初的一种不那么高明的炒作，道理很简单，你只要在网上输入书名，现在还能很轻易地读到。
　　但是，小说题目中的“飘”字还是打动了我。我发现湖南广电的一些员工在对工作全情投入的同时，却明显归宿感不够，真的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没有根基，漂来荡去。再说了，如果我只是想厘清某个文化事业单位的气场，也许网络小说《长沙飘客》那种独具特色的表达，反而是那个气场的元素之一也未可知。
　　马兰山流行两个称谓，一个是“大师”，一个是“流氓”。有趣的是，这两顶帽子完全可能同时戴到一个人头上。
　　这是一个多么包容的社会啊，而一个包容的社会是永远有活力的。另外一句话是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经过不算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一改初衷，对已经写在初稿里的《长沙飘客》的部分内容予以完全彻底的消除，我将不鼓励、不建议有窥探欲的朋友把它和黄晓阳的那本书比照起来阅读，说实在的，这不是我的事儿。
　　马兰山还有另外一个香艳的传说，是关于寡妇楼的。说某栋楼里住的全是美丽娇艳的寡妇（包括离异的女性），她们对重组家庭毫无兴趣，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便开了车去长沙着名的酒吧一条街放纵不羁，完了还不忘记带回有型的先生进行消费。
　　我得声明以上纯属道听途说，对其真实性未做最基本的调查。一种可能是，这则小道消息的传播者乱用了数量词，很有可能为了追求夸张的效果而把“几个人”冠之为“一栋楼”，不过，根据我自己羞于启齿的经验，我推猜所有搞艺术的人，可能都有点儿荷尔蒙、肾上腺素分泌旺盛或异常，她们或他们会不会干出什么常人不可理喻的事，只有天知道。
　　幸亏我不是她们或他们的领导或下属，否则，真不知是福是祸。
　　作为一个佐证，舞美师曾经在他的博客上大爆湖南广电内部情艳史，还煞有介事地分为领导篇和主持人的办公室爱情篇，我本来想娱乐娱乐、全文引用的，又怕落了哗众取宠的嫌疑，想想还是放弃算了。
　　如果我们把《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当成官方或准官方言论，而把《长沙飘客——一个湖南电视人的另类生活》当成民间演义，那么，它们之间还有个人数庞大的中间层，这个中间层既没有被神化，也没有被卡通化或妖魔化，他们不是围着领导或女人转，而是围着频道和节目转，像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或螺丝钉，维系了湖南广电机器的运行。
　　我知道，如果我们适当地花一些笔墨把它上下打通，关于湖南广电的气场便有可能融会贯通起来，并呈现气韵生动的景象。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单位、同样一种现象、甚至同一件事，那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侧目而视的、有俯视的、有仰视的、有就近细观的、也有偶尔回眸远望的，把它们结合起来，就有可能立体成像，接近我们所需要的客观与真实。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身在其中的人说出他们真实的职场故事，他们在湖南广电工作和生活的感悟。
　　31岁的金涛很自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他现在是王伟公司的员工，也是湖南娱乐频道建台时最早的一批人之一。
　　首先他符合“飘”的概念，在湖南广电，像金涛这样飘来飘去的人很多，尤其是那些“台聘”的甚至“栏目聘”的员工。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这种用人制度的改革，有利之处在于打破了大锅饭和铁饭碗，使人保持竞争的动力与激情；不利之处在于把员工分为三六九等，让低层次的人没有了安定感和安全感。
　　金涛属台聘。他在娱乐频道干了几年之后去了另外一个频道，之后又到天娱传媒做“超级男声”，那是跟河南卫视一起做的合作项目，算下来那一次他在天娱传媒待了半年。后来湖南广电组建公共频道，以为是个机会的他又去了公共频道，对公共频道深入了解之后，又人心思动，最后被王伟硬拉过来，最终成了王伟手下的一员大将。
　　在我看来金涛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当然我其实对男人长得帅不帅没有鉴别能力，我这样说是因为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沉稳、精神与淡定。接下来便是脸上的那些疙瘩，这使他把自己一下子跟这些年已经不吃香了的小白脸拉开了距离。那些小疙瘩面积不大，也不醒目，没有湖南广电着名节目主持人马可的同类产品那么令人恐怖。我估计是偶发性的过敏反应，但他的女同事称之为青春美丽痘。金涛于是申明自己确实正处于青春发育期。他说这话既不学究也不油腔滑调，中气很足，还带有那么一点胸腔共鸣的意思，显得很磁性。
　　金涛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到今天为止，他正好进湖南广电满九年。他用“体制内”称呼湖南广电。
　　这并不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他大学学的是音乐专业，毕业后分配在航空局工会。投身电视行业，他觉得跟个人情结有关。在一拨一拨年轻人的眼里，电视行业是梦工厂，能够参与到制造梦想的行业中，金涛觉得是件很拽的事。他是1999年年底进的娱乐频道，当时有一档脱口秀节目，应该是湖南省内早于“越策越开心”的一档脱口秀节目，叫“妙论大卖场”，主持人是刘仪伟。金涛把进入行业前三年当着是个人经验积累的过程，更多的是从事一些编导的工作，也就是最基层、最具体的工作。那时他最大的感觉，一个是苦，一个是累。非常苦，非常累。在湖南广电，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电视劳工的感受。金涛曾经创造过因为加班七天没有离开办公室的记录。
　　一个星期都干了什么呢？
　　因为“妙论大卖场”是个话题性的谈话节目，需要事件，需要人物，一个星期待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找资料，跟嘉宾沟通。金涛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广电中心主楼二楼的一个办公室（曾经是天娱传媒艺人部），整整一个星期呀。终于到了周末，周六下午和晚上连续录节目，全部工作人员只有他和另外一个编导加上两个制片。录完以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灯光熄灭，他们四个人坐在黑黑的演播厅里，泪如雨下。
　　他们那时的基本工资非常低，像金涛那样的主力编导，月薪也就1600元左右。
　　其实也谈不上主力非主力，算上金涛，也就两个人。因为劳动强度和劳动报酬不匹配，很多人员都流失了，从娱乐频道到经视、到卫视，或者干脆离开了湖南广电。
　　他们带着梦想来到这里，找到的不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与工作着的快感，而仅仅是苦与累。后来金涛又换了几个栏目组，换来换去让他觉得在这种环境里面待着有点恐惧了。不错，这里有舞台，但是让人觉得自己永远是这个舞台上每一幕戏的戏子。今天这个幕一拉开你还能表演，明天这个幕一拉上，也许就没你什么戏了，也许你就该走了。湖南广电没有给金涛这种人可以把根扎下来的感觉。
　　1999年国办发了一份82号文件，要求大力推广公共频道，在县级广播电视实行三台合一的基础上，由省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的各县电视台播出，从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地县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随后，随着广电总局等主管部门的一系列政策付诸实施，我国除几个边远省份外，大多数省都于2002年7月1日准时开通了公共频道。
　　金涛认为公共频道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平台，可以帮助自己实现更大的目标。他去了。第一次开大会就让人热血沸腾。领导激情满怀地说，建公共频道就是要最大地优化资源，实现每一个员工的价值，让大家三年内有房有车。
　　公共频道的人员来自各个频道，有经视的、有娱乐的，还有卫视的，算是一个组合的大家庭。第一年，大家士气非常高，每一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跳起来就能够得着的目标，尽管公共频道最早组建的时候没有办公场地、没有资金，甚至没有设备。
　　他们是被指派上阵的士兵。没有枪，没有炮，甚至没有盔甲，但是他们有一个任务，就是必须占领敌人的阵地，让胜利的旗帜猎猎飘扬。
　　这算什么？
　　这是一个童话。
　　这个童话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必然破灭的命运。
　　各级电视台不是一个纯粹的经营实体，它是一个行政事业单位，属块块管理，湖南广电对底下各地州市县电视台没有垂直管理的职能，它们分别归属省、地、州委、县委宣传部管辖，同时肩负着喉舌和政策宣传员的重任。因此，由省台组建的公共频道是不可能取代各地州市县电视台的，客观地说，它是由行政手段组建起来的频道，有人称它为政策频道，可说一语中的，尽管有政策支持，资源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它就能理所当然地能控制观众手中的遥控器。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公共电台电视台，像英国的BBC，日本的NHK，美国的公共电视（PBS），德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WDR）等都是公共媒体，但它们大都不播商业广告，而依赖政府的拨款和收视许可费来支撑运作，节目都以社会责任为己任，追求引导和服务社会公众。可是，我国现阶段的公共频道，从根本上讲，与其他的电视频道没有什么区别，仍需要从市场上讨饭吃，依靠广告收入来支撑运营。
　　在这种体制下，你会觉得，这个频道的存在还有前途吗？
　　不知道金涛是不是第一个感到迷惑的，但起码不是唯一的一个。他再一次失去了方向感。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公共频道。那件事却跟金涛做的一档节目获得全国性大奖有关。
　　那个节目是2003年做的。当时湖南省永州电视台有个策划，想为瑶族做一个专题节目。瑶族主要居住地是在湖南永州和两广交界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迁徙式的民族，它的迁徙史和吉卜赛民族有点相似。那个时候湖南公共频道刚刚组建，给予它的定位就是一个公共的、大家的频道，它所要诠释的是对于人自身的尊重，对瑶族的追本溯源显然符合它的定位。
　　最早的策划便很艰难，因为那时公共频道刚刚成立不到一年，要从事这样一个大型节目的拍摄，地理跨度很大，必须通过省、市、县三级电视台的合作才能完成。金涛所在的省公共频道是牵头单位，往下永州电视台，再往下是永州所辖的九县两区，总共有十一个县级电视台配合。没法想象摄制组的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省公共频道甚至没有自己的车，没有自己的摄像师。上面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月，非常仓促，作为主创人员和节目组负责人，金涛对瑶族这个概念也是非常模糊的，对它的民族属性、历史文化完全不了解，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节目组实际上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要有一个系列报道，叫做“千里瑶乡行”，每天在新闻节目中都要有一个五分钟的板块；另外一个主要的任务当然就是拍摄瑶族的专题片，那也是湖南民委支持的项目。
　　做过电视的人都知道，新闻的属性和专题片的属性在很多时候是不能兼顾的。因为拍专题片的手法和镜头感更讲究对镜头的表现力和对题材的深度挖掘，而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人和事实的简要而迅速的报道，讲究的是时效与被关注度。金涛他们团队主力加起来也只有六个人，其中还包括永州电视台都市频道派过来的三个编导，既要保障每天的新闻播出，又要保障所拍的东西能够用来做专题片，这是非常难的。
　　金涛下去时在频道预支了5000块钱，让他带好整个摄制组，整个摄制组当时加起来有十多个人，得管好他们将近两个月的食宿和发生其他不可预知的情况时的应急，幸好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帮助解决了交通和吃饭的问题。金涛他们没车，频道的车把他们送到永州以后，举行了一个开机仪式，就走了。底下各县就采取接力的方式接送，整个拍摄过程就像一次迁徙，甚至不知道下一站的后勤保障会是什么。一切都无法计划和预知，取决于那个县的宣传部门对这次摄制是否认同和尊重。在这种情况下，金涛不得不扮演多种角色，第一当然是导演；第二是记者，得完成基本的采访任务；第三是团队队长，以保证那个松散的集体能够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