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媒·戒-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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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被追认为烈士。而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以生存（人的和动物的）为第一要义，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和谐不和谐。
　　实际上，我一直在矛盾，要不要把这个案例写到这本书里，李卫出于对我的信任告诉了我这个故事的一些内情与真象，我把它爆出来（或者说旧话重提），是不是不太地道？因为在我看来，它无疑将给李卫或王伟的团队带来或多或少负面的影响。
　　我完全低估了李卫和王伟的胸怀，他们不仅觉得应该毫不偏袒地把一切写出来，还应该向全国同胞再次致歉和表达他们的担当。
　　王伟说，一个人或一个企业，总有他的滑铁卢甚至不光彩的一页，只有敢于正视才能实现自我超越。他要我不要就此停留，他说，当时，我们完全被盛大的名声冲昏了头脑。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成熟的活动运营公司，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当犯下这种错误之后，我们有过深刻的反思和内省从而苦练内功、提升公司的硬实力吗？
　　这正是我要说的。
　　应该说，彼此彼刻，天娱传媒还不具备承揽这种大型的、整体的、系统的项目策划与执行的能力，李卫的强项是单一活动（如大型晚会）的执行，在派往成都熊猫城的团队中，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营销专家、公关人员（谈判专家）的身影，直接造成的尴尬局面是，根本无法实现与“甲方”的良性沟通；在与“甲方”的抗衡或较量中，我们看到了法律人士的影子，但那不过是吵架时的帮凶。如果李卫在给“甲方”出主意时，在程序设计上就有征求律师意见的习惯，那个低级错误便无发生的任何可能。所以，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天娱传媒针对这个项目进行的人员配置，有一种先天的缺陷。
　　第二，就是天娱传媒的经营理念与市场敏感度都有问题。我很难不怀疑，他们当时盯着的就是那300万元的首付款，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后继的服务才是他们最大的利润点，而“甲方”其实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诚意和对他们的充分信赖。作为被“甲方”挑中的策划、执行公司，是完全可以实现与客户的双赢的。前面我之所以引用了搜房网——《业主论坛》上的文章，是因为我相信如果不是天娱传媒的表现差强人意，传媒公司与房地产公司联合所产生的利润增长点，是很有可能被实现的。真如此，天娱传媒将在企业诊断、企业文化建设领域，占领一个制高点，而那是一块面积超大的蛋糕。
　　从这一事件收获最多的还是李卫，他说他从这一事件中学到的东西也太多了，这种难得的经历让他迅速成长起来。直到他把活动做到了国外，做到了俄罗斯。
　　那是2007年，3月份胡锦涛总书记访问了俄罗斯，那一年是中国俄罗斯年，9月份海南旅游局要在俄罗斯做一个“海南日”，推广海南的旅游产品。因为在这之前王伟的团队在海南做了个十分成功的海南欢乐节，东道主十分满意，便把这个推广项目给了王伟，负责俄罗斯“海南日”的策划与推广，李卫是项目领队，王谅是现场总导演。
　　这是天娱传媒承接的第一单海外项目，项目金额将近200万。
　　为做这个项目李卫去了两趟俄罗斯，第一次在机场下飞机就给了李卫一个下马威：入关整整花了6个小时。效率低下是俄罗斯给李卫的第一印象。
　　因为是海南的活动，和李卫去打前站的还有两个海南人，一个是一个旅行社的老总，一个是旅游局的一个副处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场地，与当地的旅游局沟通等等。
　　他们找了一个当地的留学生做翻译、当司机。因为他们是在俄罗斯的白昼节过去的，晚上十一点多钟到的，直到凌晨三点钟，太阳才刚刚偏西，跟中国这边下午三点多似的。
　　俄罗斯的酒店非常少。他们举办活动的地方叫总统大饭店，那里在俄罗斯是最高级别的酒店。是接待国宾的地方，邓小平当年访问俄罗斯，握说就是住在那里的。
　　李卫他们没住总统大饭店，一个是没有房间，而且也太贵了，住不起。多贵？非常贵，一晚上将近人民币1万多。俄罗斯是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
　　除了消费高，再就是语言不通，虽然找了翻译，但只要翻译一离开，你就没办法了。不象到那些说英文的国家，甩几个单词再加手势比划，总能传词达意。
　　为了不误事，真正开始做活动的时候，李卫一共找了十三个中国留学生。一人配一个。周镇管音频，给他配一个。李卫管舞美和整个现场灯光音响，给他配一个。王平波在那里搬道具，也给他配一个。整个一排的翻译站在那里，很有阵势。当然费用也不秀气，每人每天100美金。
　　俄罗斯塞车比北京还厉害，如果约了晚上7点钟吃饭，4点钟就必须动身，一般塞车在3个小时以上不算稀奇。
　　第一次在国外做活动，李卫碰到的一些问题，很多是在国内根本无法想象的，比如他联系了当地的舞美灯光、摄影师，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按照李卫的要求和与对方的约定，他们必须在两点半到场，因为活动是下午五点半正式开始，李卫还得在现场给他们交待一些事项。结果，到了四点钟，摄影师还没来。
　　李卫急得要命，他找的是一个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摄影师，万一出差错，根本找不到替代人员。李卫赶紧通过翻译去找他，他倒是接了电话，让李卫绝对放心，他绝对不会误事。但李卫哪里敢轻易相信人家电话里的保证？除非看到摄影师就在跟前站着，否则，李卫就是放不下心来，只好催翻译一遍又一遍地给他打电话，他真的怕外国同行因为喝酒或慵懒拖沓而误事。
　　翻译也劝李卫放心，说他们都是很专业很敬业的，肯定会按时来的。结果他五点钟才来。只有半个小时架设备什么的，在中国碰到这种情况，肯定把他炒鱿鱼了。李卫在国内做活动，摄像都是提前一天前来彩排的。
　　我写这本书时已离开了王伟团队的王平波，当时也是活动组的成员，他当时在天娱传媒的职务是公益活动部总监，他在现场负责推道具、摆放仪器和凳子，三亚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董事长跟他干同样的活儿，海南方面去俄罗斯的人全是处级干部以上，或者是酒店的老总，或者是旅行社的老总，大部分是这样的人。在李卫的调动下，那些处级干部全部当着农民工使用。
　　李卫他们在俄罗斯做活动时间很短，就是一两个小时，作为整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内顶级模特公司新丝路带去了二十多个模特，走走秀呀什么的（其中一个插曲我们将在下一节关于周镇的文字中提到），又在俄罗斯当地请了一个喜剧俱乐部的演员表演节目，也是二十几个人，拿着手风琴跳民族舞，很好看。在这之前是领导发言、剪彩什么的。这种活动在国内是非常小的，对于李卫他们来说算是小菜一碟。到了那个地方，就不是小菜了。
　　海南方面对活动太重视了，生怕出一丝一毫差错，搞得大家都很紧张。李卫为了活动台本的事跟旅游局局长副局长，不知道交涉、讨论甚至争论了多少轮。在李卫眼里，那个陈局有点文学青年的感觉，平常写点诗，改台本改得极其认真，到了活动当天的下午三点钟，还在改台本。其实前一晚李卫已经叫翻译全部翻译好了，请的翻译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都已经把翻译稿给了主持人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当地的主持人，一个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都已经把原来的台本背熟了，再改，怎么行？导演就跟人家吵了。吵来吵去最后还是要改，陈局说不改不行，不能留下遗憾，一定要改。他是“甲方”，他要改没办法。那就改吧。但是那个俄罗斯的主持人拿着稿子很茫然，因为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他和凤凰卫视的人主持人已经对好台词了。
　　陈局总觉得这个字，或者那段话用得不好，他的话有些是对的，有些李卫就觉得应该保留他们的意见，统一不了就一直在吵。舞台上一切照常进行的时候，后台的争吵一刻没有停止。这个说这个得我说了算，导演说那改了谁去通知主持人？再说了，翻译也来不及。
　　事后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其实根本用不着吵的，但当时大家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做完这次活动，李卫悟出了给政府做事情的很多特点。必须在迁就别人和坚持自己的原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最重要的是，既要对“甲方”负责，又要对整个活动、整场表演负责。而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不管当时有多大的分歧，事后大家都能理解。
　　李卫现在跟海南旅游局的那拔人，可是最好的朋友。
　　李卫现在当官了，是新活动传媒的副总，他还在清华大学读书，不是绘画，是中国卓越企业管控运营与执行突破总裁研修班。
　　李卫更喜欢谈他带的那支被称之为“王牌制片”的团队，他很自恋地说，她有点像《亮剑》里的独立团，面对鬼子的大扫荡，敢于玩命，就算拼到最后，也要亮剑。
　　话不多的李卫偶尔会提起他的老乡曾国藩，并把他说的一段话牢记在心，曾国藩说：“兵不在多而在于精，重在知人善任；善解敌情；营务整齐；临阵胆识。”
　　李卫说：“多少次战役，热血澎湃，敢说，敢做，个性张扬！没有一般书生的柔靡、纤巧之风，一路上总是充满着豪迈、刚勇之气，既能着书立说，又能用兵打仗，扎得硬寨，拼的死命，兼书生意气和武侠豪气而有之，能不打胜仗！”
　　我说：“很有文采嘛，不错。”
　　李卫是个非常可爱好打交道的人，可惜我没有见识过他的工作状态。但我想，一个号称自己是真正的艺术家也被别人尊称为艺术家的人，一个把曾国藩和李云龙奉为楷模的人，差不到哪儿去。
　　他的同事告诉我，李卫并非浪得虚名，只要是他的团队或团队成员做制片，你就放心吧，保证一切OK，财源滚滚。
　　谈到梦想，李卫提到了看书，十年前最爱的两本书，一本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还有一本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两本书也是我喜欢的。当然我有点小失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喜欢《青瓷》和《红袖》，我决定调侃他一下下。
　　李卫告诉我，他前天晚上去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袁江和玲玲在长沙步行街中央广场开的“七月”咖啡的三楼，躺在那里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在海边，一个旧工厂改成“LOFT”，有两个球馆，一个是羽毛球馆，一个是乒乓球馆，里面挂满画，种满了各类植物，阳光若隐若现的在植物上随风漂移，李卫问我，你知道我在干嘛吗？不等我回答，李卫很诡秘很享受地说，我正趴靠近海的窗下昏睡。
　　我问他，“王牌制片”怎么能睡觉呢？
　　他一愣，然后嘿嘿一笑，说，我做梦睡觉都不行呀？
　　我很严肃地跟他说，这个问题你最好问下王伟。
第五节　孝子或浪子：周镇的音乐人生
　　　　周镇已过而立之年，他是湖北荆门人，象他的名字一样，长得很周正，但他右手手臂上有疤，不是一条，是很多条，长长地，象一条条盘旋的蚯蚓，让人看起来有点害怕，让人想起西片里的牛仔或香港片子里的蛊惑仔。一问，果然是打架打的。
　　周镇没有上过大学，1988年高中毕业之后拒绝参加高考，十六七岁就开始到社会上去闯荡。他这样做不是因为成绩不好，实际上，二十年以后的现在，他当年的班主任和那所中学的校长还不时跟周镇的学弟学妹念叨，说从来没有教过象周镇那么调皮成绩又那么好的学生。在他们眼里，现在的周镇跟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士没什么两样，都算是很有出息的，是他们的骄傲。只有周镇的妈妈至今还在惋惜，因为周镇没有上大学，没有进到机关里当干部。
　　周镇当年没有考大学完全是因为没钱，家里实在太穷了。他父母1986年离婚，三个小孩子全部归他母亲，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周镇上有一个在武汉大学念书的姐姐，下有一个尚在初中念书的妹妹，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一门心思想早点工作，帮母亲分担一点负担。他的账算得很清楚，如果他继续上学的话，没有进只有出，母亲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根本无法承受。
　　但他运气不好，并没有很快找到事做。当时家里有把吉他，他一边在家待业一边就抱着吉他照着书弹，很快就找到了感觉。当地有个歌舞团，是那种临时组合起来的草台班子，到底下乡镇走穴跑场子，不仅好玩，收入也还不错。熟人一措合，周镇就进出了，在里面做乐手，他嗓子不错，有时候也上台唱几首歌。他不敢当面跟母亲说，怕她不同意，离家出走时给母亲留了张纸条，发誓要在外面拚命挣钱，给家里买房子，不能再让妈妈过那种借东家赊西家的穷日子。
　　由湖北到湖南再到广东和福建，最后落脚湖南长沙，周镇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流浪音乐人生涯。1989年到2003年，周镇对每一个到过的地方都记忆犹新，尤其是广东，因为当时广东的工资一个月就可以拿到三千，让人不敢相信。周镇拿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寄钱回家。
　　周镇第一架是在湖南打的，差点闹出人命。
　　1989年到1990年那阵子流行走穴，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到这里演出那里演出，走家窜巷的，有点像现在的送戏下乡。周镇他们团叫湖北电声乐团，到湖南南县岔河镇演出，演出完了之后包了辆中巴车去五胜公，那里还有一场演出等着他们。
　　刚出镇，就有一个人跑到前面把车拦下来了，非要搭便车不可。那个人二十多岁，高高大大、油里油气的，一看就是镇上的痞子。那部车是团里包的，己经坐满了人，本来就是两个位子坐三个人，三个位子坐四个人，大家挤着坐的。那人上来以后满车瞅，很快就盯上了团里最漂亮的女演员，拿一些很黄很色情的话挑逗她。这还不够，他还勒令坐在女演员旁边的男演员给他让座，很横、很霸道。周镇团里的演员也大多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很看不下去，一个鼓手很生气，就冲过去跟他理论，结果两个人就扭打起来了，司机是当地人，不想惹麻烦，就把车停了下来，让他们下去打。
　　南县那地方属洞庭湖区，很多河道和渠道，两个人扭打着就滚到渠道里面去了，那个鼓手个子小小的，明显打不过那个人，被一把按到水里，弄得满头满脸的淤泥，那个人还不善罢甘休，一下一下直把那鼓手往水里按，周镇一看就急了，再这么弄会出人命的。他没多想就跳到了渠道里，正好当时身上带了把削水果的折叠刀，下去就对着那个人捅了两刀，这才把被水呛得够怆的同事捞起来。
　　再一看，发现那个人不对头，身上好多血呀。
　　周镇当时整个人都懵了。
　　他们团长就说：“你们出事了！出大事了，赶快跑吧！”周镇震了一下，和那个刚缓过气儿来的鼓手，还有一个专门联系演出业务的同事，撒开了脚丫子就跑。团里的人把那个人弄上车，调转头，就往镇卫生院送。当地派出所的人很快赶到卫生院，把全团的人一个不剩地全部扣押了。
　　岔河镇离五胜公二三十公里，周镇他们不敢走大路，专拣小路，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只要有人或车辆通过，赶紧就找草堆躲起来，或躲在庄稼地里。那时是十二月份，冷风瑟瑟的，他们又累又饿，想起打架的情景又后悔又害怕，周镇要不施以援手，那鼓手说不定已经被人淹死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