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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媒·戒-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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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糊涂地过日子。他参加完考试后就进电视台做那个《体育大观》节目，从1989年5月4日首播开始，就一直在里面，由他为主在那儿搞，节目播出的时候还没有毕业呢，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了电视台的正式员工。当时也没感觉什么好，也没感觉什么坏，反正就是浑浑噩噩，别人都认为这个人不成熟，小孩子一样的，跟大家也没有什么利益上的纠纷，就那样相处。
苏建华26岁结婚，象雷打了一下似的，一结婚马上就开窍了。
从结婚后开始，不管是执行力还是意志力还是成熟度，苏建华觉得自己渐入佳境，慢慢地一切都在提高，而且是越来越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他30岁才开始学英文，仅仅用了一年时间，便基本上达到了8级水平，这让他自己都觉得奇异非凡，他的英文在学校时不知道是不是全校最差的，但肯定是班上最差的。
苏建华动学英文的念头跟他们的蜜月旅行有关，1994年去新马泰旅游结婚，觉得国外挺好的，他太太就说，那咱们就想办法出去吧。
苏建华说，我们又没有国外的亲戚，我也不会说英语，怎么出去啊？
他太太说，你要想出去，就总有办法，你可以先学外语啊，你说外面没有亲戚，那我们出去了，这里的亲人不就有了海外关系了吗？总得有个人先出去吧？
苏建华非常得意自己娶了一个好太太，她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她总在鼓励你，你有什么想法，不管好坏，先鼓励再说。
苏建华是一个经常有奇思怪想的人。
对于那些奇思怪想别人是怎么看的呢？
他的同事、熟人，包括自己的父母，总在第一时间否定他、打击他，让他不胜郁闷，他就是这样长年累月郁闷过来的。但郁闷并没有浇灭他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幻想，当然他也没有找到怎么去实现自己幻想的办法。他太太跟别人不一样，总是欣赏他鼓励他，让他不再郁闷和孤独，让他觉得她真是上天赐给他的最好礼物。
一开始，苏建华也怀疑自己，我能学好英语吗？我英语可是最烂的。
他太太说，你当然能学好，你是播音员啊，语言素质那么好，肯定没问题的。
然后他就学，一年之内就达到了8级水平。他觉得电视台还是很宽容的，就是他这么烂的一个人，也就竞争了一下，运气好得了第一名，就进去了，工作上也没有觉得特别苦特别累，还让他有时间学英语。
但是在湖南电视台工作五六年之后，苏建华开始在工作上有点想法了，也会去钻研节目什么的，从1995年开始，他就基本上奠定了湖南电视台首席体育记者的地位，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他觉得一个人只要给他机会，就会不一样。1997年苏建华获得了中国电视主持人最权威的奖项金话筒奖，同时被评为当年的全国百优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到了1998年足球世界杯的时候，他则完全成为挑大梁的节目核心了。但是，因为他也不知道的一些客观原因，让他感觉体育在湖南还是不很受重视。他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喜欢的体育，继继努力了两年，就以技术移民的方式出去了。
在苏建华的叙述中，我看到了一个平淡是真的婚恋故事，对他懂得并善于激励人的妻子充满敬意。我的两本小说《青瓷》和《红袖》出版和畅销以后，有很多女性朋友问我怎样才能当好妻子，我的回答跟苏太太的做法大同小异，就是态度真诚地夸奖他、鼓励他，男子汉大丈夫就是这么茁壮成长的，当然这是题外话。
从苏建华的叙述中我没有看到他的所谓悲愤，按照通常的理解，那是愤青常干的事，因为怀才不遇、因为对社会莫名其妙或理直气壮地不满而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地悲悯与担当。在我看来，不管工作还是生活，苏建华其实挺顺的。
苏建华笑笑，这样回答我，悲愤并不是一种装腔作势或虚张声势，如果你认为人的生活、人所处的社会，应该公平、幸福一点，而且完全有条件更公平、更幸福，却偏偏不是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可能保持心灵的平静？我这样说其实是超越了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的，是以一种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为参照的，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你明白吗？
我想我明白。
但这远远不够，我还得让我的读者也明白。
我就这个问题与苏建华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地探讨，我大学本科念的是哲学，你想我会怕形而上的东西吗？当然我主要是启发苏建华说。
我们将很快发现一个有思想的电视节目人思维的逻辑性和语言的流畅性。在把他的录音整理成书时，我只要更换一下人称就行了。
苏建华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尽量立意高一点。我们不是为了个人的恩怨去拿自己的生命与前景去赌博……，哪怕我们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个人恩怨，但是平心静气地一想，这种个人恩怨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其实是可以很快让人释怀和遗忘的。我们希望在把传媒事业搞好的前提下，让自己的利益得到一份保证，如此而已。
苏建华说，我原来跟王伟不是很熟，我来了之后，是慢慢了解他和他这个团队的，我没有想到他们原来这么优秀，非常优秀，能够做大事，而且能力很强，潜力也很大。我不是瞎吹，我用不着瞎吹。国内的国外的一些传媒人，我也接触过，也了解，象王伟他们这么优秀的，真的不多。但是，让我惊异的是，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居然长期以来没人管它，象后娘养的似的让它自生自灭。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谁会愿意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对于他们的思想状况，天娱传媒的头儿不知道吗？娱乐频道的头儿不知道吗？湖南广电的头儿不知道吗？为什么他们那些个“头儿”就不给王伟打个电话？找他聊一聊，看能不能帮助解决一点什么问题？为什么就只有王鹏走马观花似地过来看了一下？在体制里混的人都是冷血动物吗？只要不伤及到自己的利益，就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
苏建华说，我觉得你要写的这本书，可以对个人网开一面，不要过多地伤及无辜。但是，对旧有的体制一定要非常深刻的剖析它。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仅是防碍了我们个人的事业，而且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讲，这个僵化了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已经严重地损害到了国家的软实力的建立，严重地损害到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我不是危言耸听，你现在打开电视，你看你有什么东西可看？好东西不多的。
苏建华说，中国现在处于这么一个时代变革的伟大时代，一个危机和机遇并存的时代，真如逆水行舟，不往前走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可是，在文化意识领域，却总有个别人还在往后看，往后退。这是什么造成的？肯定是体制造成的，因为党和政府是一直大力倡导文化建设的呀。
苏建华说，就说王伟这个团队吧，他们其实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很想在文化领域（无论是经营也好还是艺术创作也好）有所突破。但是目前这个体制已经不行了，已经容纳不了它了，已经不能给它提供一丝一毫的发展空间了。可是，我们一些体制里的人，还在那里痴人说梦。
苏建华说，湖南广电的战略，不是要走出去立起来吗？我跟你讲，说走出去是绝无可能的。你的愿望可能是良好的，但是现实中是绝无可能的。我们中国的电视事业、中国的文化事业，目前来看是不可能走出去的。为什么？不是我们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不是我们中国人不愿意走出去，也不是我们没有文化的底蕴，是我们的体制已经严重干扰和影响到了我们的文化创作，你的文化艺术产品跟人家比完全没有竞争力，就象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艺术产品也还不能跟咱们中国比一样。
苏建华说，现在回过头来说悲愤，决不是对任何个人的悲愤，而是对这个体制的悲愤。我觉得这个体制不行了，是真的不行了，已经缺乏存在的理由，一定要把它打垮。你不把它打垮，它就会把你拖垮。我热切地希望你的这本书能对这个体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剖析，如果能引起最高层的重视那是最好。你看看，这样一群普通的电视人，文化人，媒体人，他们内心有无数的激情，他们很想为中国的文化事业、民族的文化振兴做点什么，但是他们有劲使不出来，完全是这种状态。我明明知道有很多好的东西，我无法去做。表面上你比如说这个超女，他的产权，责权不明晰，知识产权不明晰。表明上看好象损害的只是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但是它最终损害的是什么？是我们整个文化产业。如果我们的知识产权不能用制度去保护它，我们的创造力，我们创作的激情，要做事业的激情，没有一个落脚点，没有事业去鼓励他，反而还有这么多这啊那啊的绳子来束缚他，这个怎么搞得下去呢？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在很多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人家能盖什么房子，咱们也能盖什么房子；人家能造什么机器，咱也能造什么机器。你瞧，咱们这一届奥运会办得多好，精彩绝伦，这可是人家说的。
苏建华说，我们的区别其实就在精神层面。表面上有些东西看上去是物质的，实际上都是精神的。比方说搞好周围的卫生环境、排队上车等等，其实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反映。如果你在这些方面都做不好，证明你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文化创造、文化产业、文化创作方面又受到种种束缚。中央的政策没有问题，下面的执行有问题。现在还有什么人敢出来讲个真话？真正的、客观的、一针见血的来评论一些事情？在湖南广电，在我走之前，八年前我已经没看见过什么有激情的人了。这次回来我最大的发现，是王伟和这个团队还有激情。是他们重新点燃了我的激情。
我插嘴说，我看到你的悲愤了，但是，你知道吗？为了这本书的出版顺利，我可能会主动删掉一些过激言辞。没有人逼我这样做，但我骨子里有一种向权贵讨好的献媚心理，你说它是个人的劣根性也好，是民族的弱点也好，反正我有。
其实我承认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对于我的形象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减分的项目而不是一个加分的项目。可是，一个社会的先进和活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它能为每个有才华的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象超女，可以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姑娘，通过那么一个平台，让她成为一个偶象。正是这一点，证明我们的社会是先进的、有活力的。第二，先进的、有活力的社会，一定是兼容并蓄的，有极广阔的胸怀包容一切，它有这种充分的自信，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无须向谁献媚，他能本色地、充分地表达他的自我与真诚。
让我们还是听听苏建华到加拿大以后的故事吧。
苏建华是2001年3月31号到的温哥华，6月1号就开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上班了，做新闻主播和编辑，他们那个电台算是加拿大华人华侨办的中文媒体里面最大、最有规模的，但是，收入仍然不高。他们的节目是在晚上，每1个小时整点播出5分钟新闻节目，那时候拿的是最低工资标准，8元加币一小时，好在工作量不大，什么加通社的稿子啊，包括新华社的稿子啊，还有几个新闻终端，拿起来按套路一整合就可以了。
作为一个电视工作者，能在海外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做与自己原来的专业相关的工作，已经非常幸运了，只可惜收入太低，不能靠这个来养家糊口。苏建华于是开始琢磨怎么挣钱。那些出国的人，每到新的地方找工作都要看当地报纸的招聘栏，苏建华发现招汽车技工的特别多，便在当地技工学校培训半年之后，当上了一名修车工。也怪自己调查研究不仔细，一看报纸上说一个小时几十块钱，就动心了。但他忽略了一点，就是人家那边工资的算法，不是象在国内，说我找了一份工，每天8个小时，一周5天，每个小时基本工资多少钱，几项一乘就是了。人家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它是叫浮动工资，也就是说当你做了这么多事的时候有这个钱，没做这么多事的时候就没这个钱，算的是你实际工作的时间。可实际上任何一个修车行，并不总是有活儿干的，有时候事情很多，大家都很忙，有的时候没什么太多事，大家就闲着。闲着的时候可没钱给你，这样平均下来工资也不高。
苏建华那时30岁出头，以前养尊处优惯了，到了那么一个残酷竞争的环境，哪里受得了？那些修车师傅骂起人来很凶的，不管是西人还是华人，只要是新手或新来的总是挨骂，就是无缘无故恨不得抽你踹你的那种。这让苏建华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的丑恶。你想想，他从湖南台那种养尊处优的、甚至可以养懒汉的地方，突然到了那样一个干又累又脏的体力活的地方，一下子怎么适应得了？刚去上班的前半年，所有脏活累活都让你干，他虽然还兼着电台的职，但在汽车修理厂，你基本上就是最底层的工人。刚开始自己开着车回家，有时候很晚了，边开车边听着象席琳。迪翁“新的一天已经来临”、ANewDayHase这样的歌，眼泪就会流下来。觉得怀揣着梦想却来这么一个鬼地方受这种苦，真是百感交集。
实际上加拿大体制是这样的，它有两条线，它的社会保障体制差不多就象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免费医疗等等，绝对的福利社会，小孩子上学免费，养老有保证，无论贫富，一视同仁。而且当你没有工作、没有饭吃的时候，政府百分之百的会养着你。甚至那些吸毒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有些国内的游客回国说，在温哥华看到很多流浪街头的人，那是真的。有的人政府给他地方住，他不愿意受那个约束，他愿意在外面，那没办法。实际上一些条件都是有的，有集体住宿的地方，有吃饭的地方，都有。除了这条线，还有一条线是纯粹的、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竞争，那是非常残酷的，一般人根本受不了。那种竞争完全是丛林法则，你不能示弱，你一示弱就会被吃掉。
修车工的经历让苏建华受益非浅，为什么呢？其实他当年出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对现状不满。这个不满当时更主要的是对湖南台那个环境不满，或者是与某个人不对劲，或者是某个机会他觉得理所当然归他却给了别人，于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他的不满无非就是这些。
冷静下来想，实际上他自己对自己也是极度不满的，他不愿意在那样的环境里继续生存下去，他记得那个时候自己的脑子里反复回想的就是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清水煮青蛙”的故事，他觉得自己年过三十，一直在电视台那样一个地方混，感觉就象一个纨绔子弟，就象一个八旗子弟，觉得自己这辈子马上就要完蛋了，再这么混下去只有死掉，死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他不断地向自己强调，然后憋足了劲儿学英语，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出去。然后就这么出去了。他的行为动机就是因为不满，非常强烈不可抑制的那种不满，不管是对体制的不满、对周围环境的不满，还是对自己个人的不满。
还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没有吃过苦，太顺了，虽然是无所事事，也没有成就什么，甚至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考验。自己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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