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媒·戒-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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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市场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在这之前，哪个省级频道的公司想到过到外省去打拼、去攻占属于别人的市场份额？没有。只有旧天娱传媒一直拥有着开放的思想与态度。就拿我和王鹏的关系来说，从我在策划部给他做副手时开始，因为他不揽权，不是那种事无巨细都给你管死的婆婆，而是在业务上充分信任我，反而给了我极大的自由度。设想一下，如果这四年里他不放手让我去干，而是事必躬亲，什么事都要管一管，我不可能得到那么多锻炼的机会，也就不可能有现在这种格局。对此我能理解，执行者最怕什么？就怕领导外行冒充内行，这里插一脚那里插一手，根本就搞不成器，结果是管得下面的人一点积极性都没有。真的，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领导人最重要的，就是你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要管，敢于用人，敢于相信你正在用的人。
　　让王伟遗憾的是，一切似乎仅仅停留在业务的开展上，而远远没有上升到企业内部管理的层面。旧天娱传媒的管理从始至终是粗放的和低效的，我和王伟就其管理水平如何界定的问题曾经讨论过很长时间，而我们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在“千疮百孔”和“病入膏肓”这两个词中间究竟选哪一个。作为曾经把旧天娱传媒当成儿子一样宠爱、寄予如此之大的希望的王伟，对此非常痛心。
　　外人根本无法想象，缔造了“超级女声”神话的旧天娱传媒，竟然是一家没有完善的规章管理制度的公司，没有完善的岗位责任、没有完善的会议制度、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
　　但是，它又的确缔造了一个传奇。以后我们将看到，这个传奇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参与方、参与者都是有功之臣，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运气的成分。
　　相信运气没有什么不好，但一切全靠运气就悬了。
第四节　　从三百万到两万：人民币是怎样“糟蹋”掉的？
　　在详细地谈“超级女声”之前，旧天娱传媒的另外一个有外资背景的股东不能被我们忽略得太久，天博宏达真金白银地出了钱，不可能从始至终地处于无为而治的隐身状态。
　　即使跟湖南广电比，天博宏达的大东家天中文化也是很有实力的。天中文化老板李小麟是个香港商人，他的强项是艺人经纪，想把艺人经纪拓展到国内。这就与湖南广电高层的某个想法有了交织。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是这样说的，张惠妹火的那几年，有一次来长沙演出，湖南广电某位高层跟张惠妹的经纪人聊了一下，人家告诉他，张惠妹一年的演出合约是十个亿，经纪公司能收五个亿。这个高层就突发奇想，说湖南广电如果能出十个张惠妹，就能收五十个亿，比整个湖南广电的年产值都大得多。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湖南经视台拍摄的《还珠格格》捧红了小燕子赵薇，让她身价倍增，可是后来湖南广电一些频道想请她录节目却非常困难，难得请动。
　　这使湖南广电的决策者下决心要成立自己的艺人经纪公司。
　　湖南广电先后组建过三任经纪公司。
　　第一任经纪公司总经理是刘沙白，副总经理是潘峰、张若波、王平，湖南广电发了文，这是2000年的事。干了两年，由于自身没有艺人资源，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没有干起来。2002年又发了一个文，由另外一拨人继续干，还是没有干起来。到了2004年，历史的使命落到了娱乐频道创办的天娱传媒的头上。
　　在湖南广电高层和娱乐频道领导的定位中，天娱传媒就是要做成国内顶级的艺人经纪公司，这就是为什么会把“超级女声”、“超级男声”、“星姐”划给他们的主要原因。
　　但艺人经纪公司是高投入的行业，在中国版权问题、诚信问题、市场规范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艺人经纪公司可能很难赚钱，靠发行唱片，靠做演出，应该很难做起来。
　　王伟说得更绝对，他认为别说中国，就是全世界也没有几家艺人经纪公司仅靠出唱片赚钱。除非市场极其规范或你有黑社会背景。据说香港一些经纪公司就有黑社会背景。周润发、刘嘉玲等等大牌名星，都有过被胁迫拍片的经历。在香港，不管你是刘德华还是成龙，你今天不听我的，我立马把你封杀掉了，电视台一封杀，黑道就会找你算账。在国内，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凭一个湖南广电或湖南卫视，你有可能捧红一个人，但你封杀不了谁。你怎么封杀？你一封杀，别的台还会来跟你叫板。你封杀我来捧。就是这么干的。
　　王伟这些话是不久前跟我说的，那时他已经摆脱了跟天娱传媒的关系。
　　王伟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苏建华，从另外一方面对王伟的说法做了补充，按他的说法，在欧美那些文化艺术市场很发达的国家，艺人经纪其实是很赚钱的。在国外，艺人经纪公司的运营是非常注重划分层次的，像天娱传媒这样的层次和分量的，可能只剩下四五家，这四五家的经纪人老板是要经常联系、经常互通消息的。他们作为这个行业的顶端，已经完全有能力自己来制定行业规则：首先，他们承认经纪行业不可能做到完全垄断，他们四五个大佬在哪儿一聚，就把势力范围划分清楚了，他们一方面是竞争关系，但是决不互相拆台，绝对遵守他们自己定的规矩，比如说你那个什么谁谁谁，他想跳，他怎么可能跳啊？老板互通一个消息，喂，怎么你那儿那个谁谁谁要到我这里了吗？没有呀，得了，马上封杀。他们就是这么玩的。
　　中国大多数企业却习惯于挖别人的墙角，认为那样不仅可以节约人才的培训成本，还可以搞垮竞争对手，所以中国暂时还不会出现上面说的那种情况。即使是两个兄弟似的公司的老板见了面，也会马上本能地说假话，赌咒发誓没有这回事，回去以后马上会说，赶快来赶快来，绝对是这样的。
　　王伟说，中国人皇权思想太根深蒂固了，表现之一就是谁都想当老大，甚至不惜搞垮别人以便自己一枝独秀。殊不知，垄断成本绝对大于竞争成本。你想一想，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谁会心甘情愿让你给灭了？把对方惹毛了，不搞你个鱼死网破才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如果没有广阔的视野，就只会窝里斗，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那么，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在天娱传媒成立之初，王伟本人对艺人经纪这块儿，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王伟说，他一开始也没想清楚这个问题，那时候刚到公司，领导让干啥就干啥，现在想起来，公司好像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发展方向，似乎总是走一步看一步，也谈不上为某个特定的方向所做的主动自觉的努力。
　　但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否定与自我否定，如果觉得一条路走不通，赶紧另外想辙，做公司是为了追逐利润，何必一棵树上吊死？
　　说到娱乐频道和天博宏达的关系，我甚至怀疑它们之间是否有过真正的“蜜月期”。实际情况是这样，天娱传媒注册时间为2004年5月，到了2005年3月，天博宏达便从天娱传媒撤资了，它只给天娱传媒当了十个月的股东。
　　王伟认为它的退出有两个原因：
　　第一，理念不合。在天博宏达那儿完全是市场运作的思维方式，在娱乐频道这里，则是按行政管理的模式管理公司，两个大股东没有很好地度过磨合期。
　　第二，发展战略的转变。天娱传媒逐步有了未来的发展规划，天博宏达已经不能承载天娱的发展，天博宏达也完全没有预料到“超女”后来的火爆。
　　曾任天娱副总经理、影视事业部主管的董天达之前是天中文化的一员，天中撤资时他留在了天娱传媒，他亲自经历了双方的分手。
　　按照他的说法，天中做事完全市场化，和湖南广电以及娱乐频道的领导想法是有距离的。“双方也都知道，有些事情是天中做不到，而有些事情是天娱做不到。”
　　双方最大的理念分歧就出现在艺人管理方面。
　　天中文化做艺人经纪走的是港台路线，完全市场化，所有事情都是经纪人说了算。而作为国有公司的天娱传媒的做法是，艺人管理必须符合相关国家政策，湖南广电和娱乐频道层层把关，不能完全看市场。董天达曾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工作十多年，他对香港的做法相当熟悉。他举例说，比如有场演出要天娱传媒的艺员参加，按照天中文化的做法，只要经纪人看中演出的商业价值，就会安排艺人去，即使艺人不想去或者这个演出对艺人不适合，经纪人也会说服艺人。而按照天娱传媒的做法，会有数人把关，从艺人前途出发，而不以钱为根本，经纪人也不起决定作用。
　　“所以有时候，外面会觉得天娱很牛，100万的演出都不做。”董天达说，“可以澄清的一点是，跟市场的做法不一样，我们有很多部门去把关这个事情，我们要走程序，尽量要透明、公正来避免一些闲话。”
　　此外，在艺人培养机制上也有差异。旧天娱传媒的艺人是由节目产生的，而天中文化希望用香港一套，经“星探”等方式发现，再到培训和推出。这样，艺人对公司的忠诚度和归宿感，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差异同样存在唱片制作上。因为盗版原因，现在做唱片很可能赔钱。如果是天中文化，它会考虑很多因素，很可能不做唱片。而站在天娱传媒的角度，就一定要做，因为“主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还有很多平台可以播出去”。
　　“在香港我走路也很快。在国内呢，我不能急，有些东西一定要走程序，一定要做事透明，不能给人家怀疑。我们领导说，做事一定要方方面面考虑到，要把握好度。”董天达说，他已经越来越熟悉内地的做事方式了。
　　上面的文字是我从网上下载摘录的，题目叫《超女经济的超级利益链之“黑幕”之虞》，作者叫郑伟强，发表于2006年8月29日。我觉得董天达的说法非常有趣，让我看到了湖南广电以及娱乐频道的领导管理企业时强烈的行政色彩。
　　还是说一些“无趣”的事吧：实打实的300万股本金，不到一年就被花得一干二净了。
　　可能很多人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玩的。
　　公司成立之后，除了王伟联系做的“超级女声”活动，旧天娱传媒及其股东也没闲着，他们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在马来西亚做“星姐”选美，光这一个选秀活动就让旧天娱传媒净亏损了一百多万。
　　除了超级男声、超级女声之外，天娱传媒还有一个拥有全程运营权的品牌“星姐”选美，2004年天娱传媒公司成立时，娱乐频道也一并将“星姐”品牌装进了公司。“‘超男’‘超女’还是一个电视节目的概念，‘星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选秀的概念。”王鹏的夫人夏青说。她同样是“星姐”选美的创始人。
　　据说那一届“星姐”选美出尽了风头：一个本土的赛事，在当时由30多个华文媒体直播，参赛选手也来自世界各地，比赛还首次运用星光大道这个概念。尽管选出的星姐不如后来的超女风光，但据说都是本土的小名人。
　　这种没有数据指标的说法是应该大打折扣的，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那一届“星姐”的资讯少之又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那一届的前三名是谁、现在都在干嘛。重要的一点是，她们似乎并没有给旧天娱传媒带来什么入账。
　　回到我关心的问题上来，为什么要把星姐拉到马来西亚去做？
　　这件事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我原以为旧天娱传媒找到了当地的企业做赞助，这样的话，一切将变得非常正常，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
　　但是，没有这样的事。
　　那么，在整个项目设计中，是否预设了许多的商业开关，只要节目做出影响，那些开关便随之启动，伸出一只只捞钱的手？
　　也没有。
　　据说李小麟是不认可这个项目的。
　　但娱乐频道与旧天娱传媒的思路，就是要让“星姐”选美走国际化的道路，那个时候湖南广电内部的竞争不是很激烈吗？走国际化的道路也许能找到一条出路。
　　国际化就是在国外找个地儿把国内的节目比划一下？
　　我不知道旧天娱传媒在做这种决策时是否做过最基本的财务分析，我不知道他们设计的利润点在哪里。其实，当时娱乐频道的资金也非常紧张，不过，那时旧天娱传媒的账上还有150万，那里面也包括了李小麟投的钱。
　　在“星姐”项目的运作上，我跟王伟绕了半天才搞清楚其中的关系：旧天娱传媒是出资方，娱乐频道是节目制作方，负责节目播出，享受广告收益，选出来的“星姐”则签约给旧天娱传媒。
　　这相当于旧天娱传媒花钱买艺人。
　　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不考虑所谓的社会效益，这是一份不平等条约，旧天娱传媒承担了出资风险，其“星姐”签约收益完全不确定，娱乐频道作为播出平台无须承担制作、活动成本，却可以享有广告收益。
　　也就是说，除非选举出来的“星姐”极具商业价值，否则，旧天娱传媒一开始便处在了赔本赚吆喝的地位，反观娱乐频道，却是没有风险的。
　　那是“星姐”选美的第六届，前几届“星姐”选美一届不如一届，选出来的“星姐”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而星途黯淡，处在明显的下坡路状态。
　　怎么会有这种游戏规则？
　　难道公司的投资决策不需要经过必要的程序吗？
　　对此王伟耸了耸肩，算是回答。
　　王伟只能这样回答，否则，会搞得像追究谁的责任似的，反正事件就这么干了。那次活动由天博宏达派往天娱传媒的麦可主导，王伟只是协助。王伟并不认为这次活动的失败应该归咎于职业经理人麦可，它是项目决策的失败，是两大股东完全不按市场规则出牌的失败。这次失败直接导致了两大股东的分道扬镳。
　　那时麦可是天娱传媒的总经理，王伟是副总经理。喜欢当甩手掌柜的王鹏把大大的权利都给了他信任的王伟，由他来制衡麦可。
　　从香港来的麦可则有点水土不服，完全不能融入极具中国特色的“机关文化”之中，他基本上被驾空了，没有任何实权。奇怪的是，王伟跟麦可的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特别谈得来，是一种基于惺惺相惜的男人之间的私交，几年后王伟还承认，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很佩服麦可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王鹏对王伟的放权却不彻底，或者说放小抓大，大的投资和款项还是由他自己说了算。王伟觉得王鹏是一个很懂得用经济杠杆控制公司的人，后来这几乎成了他掌控天娱传媒的唯一手段。
　　第二件事，旧天娱传媒花高价购买了一个叫《彩虹学院》的电视剧剧本。
　　王伟不同意购买，第一，当时公司并没有投资电视剧的计划，也完全没有那个财力去投拍电视剧；第二，那个剧本好不好完全没有经过论证，既没有经过外聘专家的论证，也没有经过公司董事会。
　　那个剧本似乎大有来头，是另外一个股东的后台老板李小麟向公司推荐的。
　　“星姐”在马来西亚亏了一百多万，现在另一个股东提出这个购买电视剧剧本的计划，怎么看都像是一场交易，否则，干嘛不能驳了他的面子？
　　王伟觉得两个股东已经开始同床异梦了，已经有了各打各的算盘、准备分家散伙的意思了，他甚至对相关负责人说了付钱就等于“丧权辱国”的狠话，但最后这笔数十万人民币的款项，还是付出去了，买回来一个也许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