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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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窃语继续着。他只得放下手中的讲义夹，抄起教鞭步下讲台来，窃语声方才停止。他这才回到讲台上重新搜寻刚才的话题，而刚刚平息的窃语，却不知又从那个角落响起来了。因此，我怕上地理课，也怕在那样的时候在心底会生发出对一位长者的怜悯心而感到对师长的不够尊重。我感觉得到，这些辛勤的“园丁”为了我们这些“嫩苗”而付出着艰辛的汗水。

　　那时候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除了每周的政治课以外，还经常在全班读报。

　　报纸上似乎很少各地新闻，多是政论文。什么“*苏共中央公开信”，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什么“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什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等。这个时候，我们的知识面尚很狭窄，哪能弄得懂这些概念？即使至今，脑子里也没能留下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印象。不过，对“为人民服务”、“学雷锋”、“斗私批修”还是印象深刻。

　　这个时期，毫不夸张地说，真正达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当然，大家几乎都不拥有值钱的东西是一个方面，但大家都以不遵纪守法为可耻，若是有谁因犯罪而服刑，即使刑满释放也是无颜面对街坊的，甚至其家庭、家族中的成员也跟着硬不起腰杆。所以，在学校，大家争着做好事，把所做的好事记载在班级上的《好人好事登记簿》里。有一次回家，我要走60华里路回校，在路上，一位大嫂抱着她的还幼小的孩子，还有个大包袱，于是，我受到雷锋精神的激励，大胆地走上前去帮她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同行了20华里，但是，我没有把这件事请讲出来，只是内心感到*。

　　“斗私批修”是一个让人有几分腼腆羞涩的政治活动，就是从思想深处挖掘出自己丑恶的念头公之于众，所谓“斗私不怕丑，批修不怕疼”，亦所谓“触及灵魂”，就像信基督教对神的忏悔，但往往会招致别人惊愕，也给自己真的惹来“杀身之祸”。

　　“同学们！”有次班级“生活会”上一位同学“斗私批修”说，“我从内心深处对不起毛主席，因为，我们学哲学不是讲‘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嘛，那么我就想，毛主席能一分为二吗？如果能，那毛主席也难免会犯错误，毛主席有什么错误呢？因此，我为自己有这个想法而感到自责，对不起毛主席，向大家做出深刻的检查。”

　　“毛主席能一分为二吗？”团支部书记说，“不能，毛主席只有功劳，没有错误。”

　　“或许毛主席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拿毛主席举例不妥。”

　　“快些莫说了，会追查的。”

　　……

　　大家七嘴八舌，弄得那位同学急得面红耳赤。

　　班主任老师听到这件事，立即很严肃地说：“同学们，开生活会就要动真格，这位同学提出这么深刻的问题值得肯定，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这个话题毕竟太严肃，也没争论的必要，所以到此为止吧。”

　　同学们听出了老师讲话的含义，全班鸦雀无声，我捏着的心也才松弛下来。

　　劳动课是每周半天，学校有农场，总务处分管着鱼塘、菜地、藕田，还有食堂需要人力抽水、帮厨等等，有得事做。大家由班级的劳动委员分配工种，各班轮流，倒也秩序井然。

　　这天，我被分配挖藕，已是寒冬天气，下到泥里，冷气刺骨，只有靠不停地用力来驱逐寒气。挖出的藕洗好以后，有同学忍不住偷偷地掰下藕吃。然后，我们抬着藕匡走向食堂，却见食堂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学校栽藕

　　集体所有

　　挖藕吃藕

　　多么可羞

　　分明是刚才写的，那毛笔字的墨迹还湿湿的呢。吃藕的同学吐着舌头，感到一阵羞涩。

13　　供销社玻璃瓶里的饼干
假期总算盼来了，我从学校回到家，毕竟，我的体力增长了些，到家时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见到母亲和弟弟们，就有那种久别重逢的特别的亲切感。我没有发现三弟，就问妈妈：“三弟呢？”

　　“是呀，”妈妈也正想着他，“他上山砍竹子去了，吃过早饭就上了山的，不晓得怎么还没回来呀？”

　　我知道了，三弟上山是砍那种可用来破篾或做篱笆或搭瓜架的山竹，是山区的出口土产，每百斤六毛钱，供销社收购的牌价。天已经黑下来了，他也应该下山了呀？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他还只有十二岁呀！我急切地上山去接应他。

　　我顺着上山的道路，一路小跑，也顾不得一天行路的疲劳，拨着路边的灌木和荆棘，迅速地上到山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大山在灰暗色的天幕上显现出它高大的剪影，不时有还在寻找窝巢的小鸟在附近树丛里发出“扑腾”　的声响　。　我站在山顶大声呼叫　：“　三弟——三弟——”没人回答。想到三弟可能发生各种不测，我心急如焚，顾不了害怕。好在想到了三弟可能已经下山去了供销社，我紧缩的心才稍微松弛下来。

　　我摸黑向三华里以外的集市跑去。供销社周围静悄悄的，不像还在进行收购业务，只有从供销社敞开的大门里射出煤油灯昏暗的光。我一头扎进供销社去，向四下里张望，啊，终于发现了三弟。他正伏在一只货柜架上，眼睛直瞪着一只玻璃瓶里整齐地装着的圆饼。我去碰他时把他赫了一跳。然后，他对我说，他想买一块饼吃。那圆饼一毛钱一块，他一整天的收获是二毛六分，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说：“走吧，快回家，那东西有什么好吃？”我拉起他就走。到大门口了，三弟还回头远远望着那只装饼干的玻璃瓶……

　　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此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每每让我回想起来就感到在弟弟们面前的又一次自责。我十二岁的三弟，用他那稚嫩的身体，挨了一整天饿，从大山里驮出了四十多斤重的东西换来的钱，我怎么就不能让他买一块饼尝尝呢？这钱，他本来也是舍不得花的呀！要不，他怎么就伏在柜架上犹豫了那么久？

14　　中学的课外生活
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个学期，父亲去了一次学校（当然，父亲不只去这一次）。父亲此行的目的，是决定我中考将报考怎样的学校。父亲和我的班主任老师——好炫耀自己手表的我喜爱的数学老师——做了一次认真地谈话，我听到的。

　　“这孩子思想活跃，很有潜力的，”老师对父亲说，“上高中怎样？当然，这对家长的经济压力会大些，但有利于孩子有更高目标的追求。”

　　“那好吧，就照您的意思。”父亲爽朗地同意说。我知道，父亲很看重我，决定我的前途他当然是慷慨的，这个决定意味着还要负责我三年学费的代价呀。

　　本来，我打算报考师范，师范是免费的，毕业后就有工作，就我家这样的经济窘况，这可能是明智的。可是，父亲却让我上高中。我知道，这是老师对我的信任，也是父亲对我的期望。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立志考上大学。

　　我在文化学习上的锲意进取是无可非议的，直至升了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仍然保持了良好势头。在许多次成绩测验中，我总是以追求满分而满足。有一次考化学，我的思维轻松极了，对一对标准答案，觉得没有一处错误，以为是满分无疑。可是，考卷发下来，却只有九十九分，一看，我把“管”字写成了“菅”字被扣掉一分。我十分懊丧，很不服气地为自己辩解：那是语文方面的事呀，与你化学什么相干？

　　很荣幸我的高十八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集体。

　　每天第七节课自由活动时间，我们班获得全校篮球比赛第一名的球队几乎都要到球场去练球。只有在比赛的时候，我才会去为自己的球队呐喊助威，因为，我的个头实在太小，让我没有打球的天份，于是，我会拿出象棋来与同学对弈，往往是大家把棋盘围得水泄不通。

　　什么时候，有一位长者已经站在了我的背后，我们全然没有察觉。我的“车”已经居于对方的“炮”口，我却试图去走“马”。

　　“那不行，你的‘车’被打着了呀。”一个洪亮而陌生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我回头看看，是一位从未谋面具有古铜色粗糙皮肤身材高大的农民，我对他点了点头。在他的指点下，我即将反败为胜了……

　　“爸，”是禹同学那粗犷的声音，他是学生会的体育部长，抱着一沓衣服，额头上挂着汗珠，刚从球场回来。他朝那位长者迎了过去。

　　“哦，去打球了？”喔，原来这位长者是禹的父亲，他说，“禹儿，你把这些粽子分给你的同学一些，今天是端午节呐。”他把一大串粽子提到课桌上面来。

　　很快，我们发现禹的父亲是一位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深受大家欢迎的人物，我们都亲昵地称呼他马伯（他姓马）。他不仅棋艺高超，而且说话风趣，想得出许多游戏逗乐的鬼点子。

　　在马伯的建议下，我们班组建了一支锣鼓乐队。每到星期天，教室里就鼓乐声一片。原来，那鼓声点点、锣声阵阵，是有曲谱可循的。听：“普几普，哐几普哐，以册以册普几普几哐……”、“哐册哐，哐册哐，哐册哐册哐册哐册哐，哐哐册框框册，哐册，哐册……”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甚是激动人心呢。后来，每当学校的开学典礼、运动会开幕式、文艺晚会、专题比赛、庆祝节日等一些活动开始之前，一支穿白色衬衫戴白手套的锣鼓乐队队员早早就摆起了架势，在威武雄壮的锣鼓声中迎接校长登台。我们班的这支锣鼓乐队就真正成为学校的仪仗队了。

　　在这些丰富的课外活动中，我是最没有出息的一个。除了“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我一口气能做到五十或一百外，便只会“踢毽子”、“打手板”或“狼追兔子”，许多的体育项目我都无法达标。因此，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下，我甚至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在很多的情况下我都在羡慕别人。

15　　忠诚革命的标志
每个学期，都有很多同学被批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随着学校政治课程逐步加深，我们对马克主义思想理论设想的人类最终将进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富裕的理想社会的预言深信不已，“共产主义”成为我们每个求知者的唯一信仰和追求目标。

　　老师在课堂上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充斥着金钱至上、金钱主义、个人主义时举例说，那种社会里的孩子们在父母叫他们把房间的地板擦一擦的时候会问：“多少钱？”

　　老师的介绍引来哄堂大笑，我们觉得，如果是那样的话，是多么可悲。而我们呢，早已把“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作为了座右铭，何况，我们的民族亘古至今，历代英雄名人谁不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美德？我们热爱我们古老文明的祖国和自己的民族，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向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因此，每当看到那些同学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团旗下举起他们的右手庄严宣誓的时候，我总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很多时候还夜不成寐。我躺在床上，把右手举到枕边，做着宣誓的模样，这样，我就可以在睡梦中幻想着在团旗下宣誓了。

　　终于有团的干部找我谈心，让我喜出望外。“团组织已经研究了你的申请啦，”他像背诵课文那样对我说，“很欢迎嘛，组织的大门是敞开的嘛。从政策上讲，是‘有成分不惟成分论’，希望你继续靠拢团组织，经得起组织长期地严峻地考验。”由于话题是严肃的，加上激动不已的心情，我无法表达我的内心，沉默了半晌，只得结束谈话。

　　这次谈心，实际上是给了我一个通知：由于你的家庭出身，团组织没有准备接纳你入团。可是，我对这次谈心的含义并没有真正理解，以为自己已经引起了团组织的关注而兴奋不已。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实现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的愿望。

　　至于成分，即个人的家庭出身，是划分对革命忠诚与否的重要标志。我想，这种标志的划分也应该是无可厚非的。试想，那些被戴了高帽子、私宅又被改做了学校的“恶霸地主”的孩子，会老老实实跟着革命队伍去把自己那恶霸地主父亲“打翻在地，再在他身上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吗？这是再朴素不过再雄辩不过的理论，即“阶级斗争”理论。值得庆幸的是，我家祖辈没有人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过，公公放牛，爷爷种田，父亲教书，家庭是“中农”成分，“中农”被认定为劳动人民阶层，我便是劳动人民的子弟，该是可以踏进团组织大门的人吧？但是，在有一次给我的考验中，我才开始意识到我这种家庭出身对我的前途将会带来的影响。

　　国家在我们学校的高中生中选拔飞行员。这事在同学们中间引起那么大的躁动，也激发了我在梦寐中那么多的联想。

　　体检房分科设在我们年级的教室，在同学们经过这些体检房的时候，将被认定谁是国家的栋才。我似乎觉得我已经从最后一间体检房的那把发生过高速转动的转椅上稳稳当当地站立起来，并且清楚准确地告诉军医那贴在墙上的哪一幅画像是*、列宁、斯大林、诺贝尔或居里夫人。仿佛穿着白大褂的军医微笑着握着我的手对我说：“祝贺你呀，祝贺你的当选。…”这是我的梦幻或者是梦，一个让我兴奋的美梦。

　　一连几天，我的神经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希冀着命运之神从天而降。然而，一批又一批的体检名单中压根儿就没有我。一看，没有参加体检的少数几个同学的家庭出身都是和我一样或者更糟的，我这才恍然大悟，这是“选飞”的“政审”要求，是保证不把飞机开往资本主义去的第一道把关，原来，所谓“劳动人民阶层”的中农阶层也是不可轻信的呀，有书上说，他们是“两面派”。我似乎也听到了“共青团”的大门在我面前“砰”地一声关闭的声音，因为，打那以后，再没有团组织的成员找我谈心，于是，我始终未能参加我向往的“共青团”。

　　所有的创伤莫过于心灵的创伤，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只埋头做自己的事。我从箱底翻出积攒了几年的五快钱，那是我的一位远方的姨姨来我家探亲，送给我的零花钱，几年了，没舍得用，这次，一横心，买了一只半导体“三极管”，凑合了一些旧零件自己装了一只单管收音机，居然成功了。我在成功的喜悦里享受着莫大的乐趣。

　　姨妈家的表哥非，知道了我有一只能收听到那遥远声音的收音机，非要借去听不可。我们几乎同龄，可我比他幸运。他家是地主成分，他小学毕业以后，就不允许再上学了。我知道他是那样爱寻根究底的人，在小时候，什么玩具，他都要把它拆碎，弄明白究竟是什么构造，直至一堆散件为止。我怕他又要把我的收音机拆了，不肯借给他。

　　“借给我听听吧你就，只借几天。”非哥苦苦哀求我说。

　　“你会弄坏的。”我说。

　　“我保证……我发誓……”

　　毕竟，收音机没能“完璧归赵”。非哥把收音机借去的第二天，就被他公社的政法干部来家没收了去，理由是——哼，地主的“狗崽子”收听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