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科幻世界二十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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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第5期　　　…　科幻世界二十年
本刊编辑部
　　　　　　　　二十年辛苦不寻常
　　　　《科幻世界》满二十岁了。
　　　　蹒跚学步的童年，风雨飘摇的少年，曙光初露的青年。二十年，弯弯曲曲的脚印写下了坎坷与拼搏，迷茫与求索，痛苦与欢乐。
　　　　1994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拥挤简陋的编辑部感叹道：“你们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科学院院士潘家铮来信说：“面对着凝聚编辑和作者心血的精美刊物，想像你们遇到的困难和艰苦奋斗的历史，我不禁潸然泪下。”
　　　　1997年8　月1　日，世界各国科幻作家、美国和俄国宇航员来到编辑部，对如此小小一个编辑部斗胆发起并组织规模盛大的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和四川夏令营表示由衷的敬意。
　　　　1998年，《科幻世界》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杨潇社长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
　　　　从1818年玛丽·雪莱发表世界上第一篇科幻小说开始，一百八十年来包括科幻影视、科幻绘画在内的“科幻热”席卷全球，经久不衰。起步很晚的中国科幻终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98年8　月，《科幻世界》的代表出席了在美国举行的第56届世界科幻大会，被邀请在主席台就座。当赫尔博士宣布《科幻世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院士的泪水，老外的掌声，是二十年历程最简洁的诠释。套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二十年辛苦不寻常。”
　　　　　　　　频频受挫，苦苦求索
　　　　1979年春天——三中全会后大地刚刚开始解冻的第一个春天，科学的春风吹绿大地，应运而生的《科学文艺》（《科幻世界》前身）开门　大吉，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1980年的最高发行量达到20万册。
　　　　短暂的繁荣很快过去，随着科学热和文学热在中国的大降温，《科学文艺》每况愈下，从巅峰很快跌入低谷，同时，“科学文艺”也逐渐暴露出自身因素的不足。由于套用苏联三十年代科普作家伊林关于“用文艺来普及科学知识”的理论，“科学文艺”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科普工具。当时，十年“文革”形成的精神饥渴使读者“饥不择食”，所以刊物能在当时的环境下繁荣一时，编辑也不费多少力，什么科学散文、科学诗、科学报告文学、科学小品，只须贴上“科学”标签，便是“科学文艺”。热之后便是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加之郑文光卧病，叶永烈改行，童恩正出国讲学，本来主力作者不多的科幻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处于稿荒的《科学文艺》召开了青城笔会。那个冬天，阴雨绵绵，老编在火车站苦苦等候，准备迎接笔会作者。可一封封“因故不能来”的电报，像腊月的风，把老编的心都吹凉了。可是，面对已经到会的作者，老编个个笑逐颜开——那是何等苦涩的笑呵。
　　　　1984年，在财源和稿源均告枯竭，全国科普期刊纷纷“关、停、并、转”，主管部门明确表示不可能贴补一分钱的时候，《科学文艺》面临生死选择。
　　　　感谢改革，使《科学文艺》得以从组织上大精简，仅仅留下四位编辑，大家推选杨潇担任主编。为解决“财源”，走了许多冤枉路碰了许多钉子，几经周折，终于摸索到一条生财之道——编辑发行图书。编辑们戏称“养鸡喂老虎”，“老虎”就是刊物每年十几万元的巨额亏损。
　　　　1985年，天津的少年科普刊物《智慧树》在停刊之前与《科学文艺》合办了首届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颁奖大会于1986年5　月在成都举行。有两件事使编辑深受感动。
　　　　一件事是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常务书记鲍昌在大会上为中国科幻大声疾呼——他旁征博引，从科技史和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预言，虽然目前的中国科幻还是个不引人注目的“灰姑娘”，但“灰姑娘”必然会有灿烂的前景。他的讲演不断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其主要内容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重要位置，大大鼓舞了士气。十分令人痛心的是鲍昌没有看到“灰姑娘”的辉煌，他英年早逝，在首届银河奖颁奖大会上的讲演成了他献给中国科幻的“绝唱”。
　　　　第二件事是日本国中国科幻研究会会长岩上治先生专程从北京来成都，由于路不熟，他从宾馆步行到会场已经大汗淋漓。他说，柴野拓美五十年代初创办科幻杂志《宇宙尘》的时候，也很艰难，但他坚持下来了，坚持了三四十年，几乎付出毕生精力，终于看到日本科幻的大繁荣。他说，我坚信《科学文艺》前景光明，出过《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伟大中国定会出现震惊世界的科幻巨著。
　　　　环视国内，《科学文艺》已成为中国科幻的最后阵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编辑们心中升腾：坚持，坚持！为了中国科幻的明天。在寒风呼啸的日子，编辑们骑着自行车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组稿去征订刊物；在电梯停开的时候，几个编辑硬是靠肩扛手抱将上万册图书运上十楼；在运输紧张的关键时刻，主编脱下高跟鞋蹬上三轮车；在作者写稿“卡壳”时，编辑与作者一起反复讨论，通宵达旦……那时候，专业作家的位子，经商发财的路子，对编辑都是极大的诱惑，但是，最后的选择还是——坚持把刊物办下去。
　　　　1987年，岩上治先生邀请《科学文艺》四位编辑出席日本国第26届科幻大会。颇具幽默感的是，“日本国中国科幻研究会”出席的有十七名知名专家和学者，而当时在中国写科幻，称得上作家的人则屈指可数。东瀛之行，使编辑们大开眼界，大受启发，大增信念——从日本看到了科幻对提升民族素质，造成科学氛围，激励青少年的探索精神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事实证明，凡是现代化国家都崇尚科幻，那么，科幻必然会在正向现代化进军的中国风行。
　　　　　一个多年纠缠的“理论问题”，通过实践变得明晰——《人民日报》在副刊头条发表了《“灰姑娘”为何隐退》——这是《科学文艺》编辑用心血换来的体会：“‘灰姑娘’不应该承担也承担不了普及具体科学知识的任务。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一旦知识过时，小说也过时了。这和过去某些图解具体政策的文学作品一样，政策一变，作品就过时了。”恰好，那一年杨振宁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话言简意赅地概括了科幻与科普的分工和科幻的功能：“没有哪个科学家是通过阅读科幻作品来学习科学知识的，但阅读科幻确实可以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
　　　　思路决定一切。1991年，刊物正式更名为《科幻世界》。
　　　　　　　　排除路障　　　面向市场
　　　　这二十年中，我们苦苦求索，两易刊名，从《科学文艺》到《奇谈》，再到《科幻世界》，为了探索办出一份独具特色的刊物，我们走过弯路。这当中，我们始终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理解、支持和指导。“只要符合四项基本原则，只要不违背新闻出版的要求和规定，允许探索，允许失败，只要你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能在失败后再站起来。”四川省科协党组一贯的有力支持是刊物历经艰辛探索成功的首要条件。
　　　　1991年，对于《科幻世界》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
　　　　为了真正了解世界科幻状况促进中国科幻发展，1989年，杨潇拖着沉重的书箱单枪匹马去圣马力诺出席世界科幻协会（WSF）1989　年年会，并争得1991年年会的举办权。但到了1990年，WSF　决定重新表决1991年年会在何处举办。
　　　　1990年夏天，杨潇率团从北京乘火车，经过八天八夜摇晃，横穿欧亚大陆到达北海海滨的荷兰海牙。乘火车，纯粹是为了节约经费。当晕车的杨潇和另外两名中国代表面色苍白两腿肿胀走进会场时，“老外”全震惊了：“你们是乘火车来的？简直是科幻！”当时，与中国争夺举办权的对手是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波兰。结果，表决时出现戏剧性的一边倒，中国以28票对12票的绝对优势再次赢得1991年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当中央电视台播发了这条喜讯后，全国科幻迷包括祖国港台科幻作家都为之欢呼。
　　　　正当一个小小编辑部为筹办一个大大的国际会议忙得人仰马翻之时，竟有人在背后放冷枪！他们对邓小平1978年邀请来华的一位贵宾——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幻作家写的访华观感做了“手术”，断章取义，前后颠倒，凑成一篇“内参”，欲使年会夭折。为让中央有关部门了解真情，四川省科协党组委派刘国宣副主席和编辑部组成汇报团立即赴京——这对经费与时间都极其紧张的编辑部又是严峻的考验。听完汇报，某部长秘书拍案怒起：“这简直是‘四人帮’整人的手法！”
　　　　3　月20日，四川省副省长韩邦彦刚刚主持召开了关于1991　WSF年会将在成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杨潇便收到　WSF主席爱德华兹的急电：由于海湾战争的影响，许多航空公司的欧亚航班取消，　WSF的主席和几位英国代表不能来了。WSF　主席不能来主持年会，国际会议的规格和影响将大打折扣。那一夜，编辑们通宵难眠，最后，终于突发奇想，组委会请四川省政府外办将希望得到帮助的信息传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驻英使馆科技处立即与中国民航驻伦敦办事处联系，民航热情支持在祖国召开的世界科幻年会，决定给爱德华兹主席等人提供最优惠的机票。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事后，有人评价说，是幻想型的思维救了你们的大会。
　　　　5　月20日，被爱德华兹主席评价为“WSF　成立15年以来最隆重最成功的1991年年会”在成都锦江大礼堂开幕。5　月22日，在熊猫之乡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篝火晚会把大会推向了欢乐的高潮。没料到，5　月23日一场突降的暴雨引发了八处泥石流，使卧龙至成都的交通与通讯同时中断。三百多名中外代表被困在卧龙，情况十分危急——83岁高龄的美国著名科幻作家杰克·威廉逊出现高山反应已感心脏不适，许多代表有24日的国际机票……卧龙靠一台森林防火电台向省政府呼救，浓重的阴云压在每个编辑心上。
　　　　入夜，编辑部决定派谭楷与卧龙的蒲局长同行奔赴最危险的泥石流地段。临别时，人人眼中闪着泪光。整整一夜，浸泡在泥石流中的几百名山民、中学生硬是用大电杆作撬棒，将横在路中的卧牛石撬到河里。凌晨，三十多辆车的长长车队终于冲出困境。著名作家韶华说：“连天降泥石流都没能挡住中国科幻的路，今后有什么能阻挡中国科幻发展呢？1991年的世界科幻年会是中国科幻的里程碑。”
　　　　　　　在大会闭幕式上，爱德华兹主席代表WSF授予《科幻世界》最佳科幻期刊奖。
　　　　年会前后，四川、福建、安徽、湖南、湖北、山东、北京等十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多种科幻图书，多年来销声匿迹的科幻图书又出现在书店和书摊上——中国科幻进入了九十年代的发展期。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如春风化雨，为中国科幻降下甘霖。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观众看到了更多的进口科幻大片，眼界大开。小平同志关于“不讨论姓‘社’姓‘资’”的论述，使编辑得以松绑——既然中国不讨论姓“社”与姓“资”的问题，为什么要讨论科幻应该姓“科”还是应该姓“文”？
　　　　中国科幻有了空前宽松的发展环境。1991年冬天至1992年春天，编辑们认真反思了八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杂志社决定放弃以书养刊以副养主的路子，收缩战线，集中全力办好《科幻世界》。首先，根据大量的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中国，科幻的主要读者群是初中生和具有初中文化的青年，办刊就得瞄准读者群——读者定位是办刊的第一要素。而过去，总是主观认为我们的主要读者是高中生和成年人。
　　　　1993年，图文并茂，适合初中生阅读的“新版本”《科幻世界》面市，这本老编们并不“欣赏”的小儿科却被市场承认——发行量比1992年的1。5　万份翻了一番，达到3。2　万份。从此后，杂志社年年做读者调查，到了1998年读者群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百分之五十为高中生，百分之二十九为大学生及成人——我们的编辑方针、版面设计、栏目设置也相应作出调整，因为如不合他们的口胃，一切努力都是白搭。十几年探索，磕磕绊绊，终于将四个大字深深刻在脑海：读者市场。
　　　　　　　　作者·读者·编者——三大推动力量
　　　　还在《科学文艺》创刊之初的一片叫好声中，当年在重庆地下党办《挺进报》、后来成为四川省文联领导人之一的老编辑李累狠泼了一瓢冷水：“你们这个刊物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作者队伍。”当时，我们对他的话还不以为然，结果不出两年《科学文艺》在稿件上就开始闹饥荒，到了1984…1986年间每年来稿量不足百篇，算是真正尝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滋味。
　　　　于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编辑们也没有松懈过致力于作者队伍的建设。
　　　　继1983年青城笔会之后连连举办了天津笔会、九寨沟笔会、海螺沟笔会、都江堰笔会、北京笔会、白马寺笔会、上海笔会、王晋康作品讨论会，等等。为奖掖新秀，推出精品，举办了十届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其中包括三届由台湾著名学者吕应钟先生出资设立的年度科幻文艺奖。为从少年作者抓起，还与四川省教委、四川经济广播电台合办了七届面向全国的校园科幻征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几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科幻小说创作新人辈出，十分令人欣喜。每次校园科幻征文，来稿四五千篇；每次银河奖征文，来稿一两千篇。每每发现了一颗新星，老编们都喜形于色，竞相传阅稿件，并立即与作者联系，使一颗又一颗“每期一星”闪亮登场。
　　　　张劲松、赵海虹等，都是在读中学时获得校园科幻奖的小星星，以后笔耕不辍，上大学和大学毕业后连连写出佳作，成为银河亮星。王晋康、星河、征士、柳文扬等都是在银河奖征文时，从案头堆积的稿山中冒出的高峰。九十年代中国科幻的“造山运动”轰轰烈烈，推出了一批科幻作家和颇具潜力的新秀，他们是：
　　　　王晋康、星河、何宏伟、征士、张劲松、王志敏、柳文扬、孔斌、袁英培、韩建国、苏学军、金平、刘继安、雷良锜、汪洋啸、江猎心、凌晨、牛小哲、赵如汉、严安、裴小庆、孙继华、村砚、苏晓苑、宋宜昌、江渐离、刘维佳、潘海天、杨平、杨冬成、李学武、赵海虹、周宇坤、云翔、米兰、陈兰、王海滨、萧川、昆鹏、高薇嘉、凌远、何海江、饶骏等等。加上八十年代就有佳作问世的吴岩、刘兴诗、姜云生、王晓达、董仁威、林树仁、吴显奎、绿杨、晶静等再献力作，组成了生气蓬勃的实力方阵。
　　　　吴岩作为在北师大任教的我刊特邀副主编，坚持开科幻课和举办科幻讲座，培养和团结北京地区的作者，功不可没。
　　　　近几年来的调查表明，《科幻世界》的读者文化层次在不断提高。为此，杂志社多次派员去北师大、北航、西南交大、电子科大、四川大学、成都大学、川师大、成都七中、金堂中学等大中学校办科幻讲座。在北师大举办了“96北京科幻节”，与电子科大合办了“科幻活动月”，在川大举办了98成都校园科幻节，在长沙与湖南经济广播电台《科幻时空》节目组合办了读者…听友联谊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巩固和发展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