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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孩子走进世界名校-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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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说。
短暂的补习生活结束之后，张硕顺利地考取了东北育才学校。据父亲介绍，张硕在中学阶段从来没有补过课，除了课堂所学之外，基本靠自己看书。
在当今的教育界，补课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每一个学生、家长、老师对此都有各自的理解，张硕说：“我最初认为在学校跟不上才需要补课，高中时我们住校，每周末回家，很多人都利用这段时间出去补课，我觉得周末好容易回一次家，想跟爸妈好好呆一会。另外，我当时成绩挺好的，就没有补课的想法。”她还根据自身的体会分析了补课风盛行的一些原因，“如果学校的教育方向把握好了，出去补课的人就会少很多，比如老师上课重点的问题讲不到，或者考试超前考。还有的老师觉得反正学生都出去补课，课堂上讲得差不多就行，这样形成恶性循环，出去补课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另外一个就是风气，如果身边的同学都补，你要是不补，在心理上就输给别人了，即使你能力真的比别人强，也会怕考不过别人。”最后她总结说：“我觉得正常在学校学的内容就足够了，不应该出去补课，而且补课花钱很多，家里收入比较高的还行，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一般家庭，对于家长来说就是一个挺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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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对孩子苛刻点（3）
有一个这样懂事的孩子，张兴武和张秀萍夫妻俩应该是很幸福的，也是很让人羡慕的。但是正如前面讲到的，正是因为在孩子幼年时期，家长的苛刻和用心良苦，才达到了张兴武所说的“把孩子扶上正轨的效果”。
“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在中学阶段形成的”
对于很多曾经走过的人来说，中学阶段充满了沉甸甸的回忆，这是一个蜕去童贞、奔向成熟的过度阶段，各种奇思妙想泉涌而出，正如张硕所说的，“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在中学阶段形成的”。
“中学阶段的教育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比如初三时候那次去日本富山中部高中交流的机会”，“育才”每年都会通过比赛等各种方式挑选日语和综合素质较好的学生赴日交流，在育才学校校刊《优才摇篮》（第25期）中我们看到了张硕从日本归来所写的文章——《东洋风情——记在日参观访问见闻》，开篇写道：
大陆一点点缩小，再缩小，最后渐渐从视线中消失。安然地坐在飞机的沙发椅上，3秒钟的时间就让手表的分针走了一圈。于是，初次乘飞机的喜悦与不安和即将踏上异域土地的期盼与紧张在心中膨胀着。当那份心情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存在于心中的时候，当那份心情即将溢于言表的时候，陆地再次出现在眼前。
“那次到富山我去了一周，虽然之前学了三年的日语，但跟高三的同学比起来还有差距，不过简单的日常会话是没什么问题的。”接着张硕说起了当时在日本的一些见闻，“在日本有路面电车，而且富山相对来说是个小地方，坐车的时候常常是从上车的地方买票，下车的时候没有人收票，直接把车票放在一个铁盒子里，如果想逃票非常容易，但是没有人那么做，城市井然有序。”
日本的水好，富山的水更是好中之好，凡是可见的自来水都可以直接饮用，神通川的水更是清而又“青”。尤其是“五个山”的河水与黑部的湖水，青翠的水，泛着光，透着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张硕在文章中这样描绘了富山风情。
回忆起当时的接待家庭，张硕说：“接待我的日本家庭是一个七口之家，大概父亲是长子，所以跟祖父母住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在日本，物品的个人所有观念十分强烈。爸爸的就是爸爸的，妈妈的就是妈妈的。跟接待家庭一同去爬山的那天，父亲带的是老式调焦相机，而母亲用的是一次性相机。母亲看到我的相机还问：“这相机不错，是不是你爸爸的？”愣了半天我才解释清楚这是我家的相机。当时母亲的惊讶程度不亚于刚才的我。
“我觉得日本教育跟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父母很少干涉孩子的事情。我小的时候如果出门，都要跟爸爸妈妈说去哪了，回来再说说情况，而日本孩子出去的时候说声‘出去了’，回来的时候说声‘回来了’，父母很少过问，孩子大部分事情都由自己安排，独立能力和个人意识比较强。”虽然父母管得少使孩子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但是张硕认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也随之减少，“所以我觉得，在日本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情要比中国淡得多”。
以学生身份进行的赴日交流活动，学校是考察的一大重点。“我觉得中国孩子的学习能力和努力程度都远远超过日本孩子，对中国孩子来讲，学习是主要的，只在平时搞一些课余活动，但在日本对一些孩子来说课余活动是主要的，日本学校有很多俱乐部。”
俱乐部的种类相当丰富：有书法、绘画、棋类、插花、茶道、摄影、演奏、电脑、棒球、柔道、剑道……每天三点左右课程结束后，学生们就到自己选定的俱乐部去活动，直到放学。俱乐部里的训练非常专业，随时可以拿出作品参赛。所以日本学生几乎个个多才多艺。
“我觉得他们那种学习方式是过于宽松了，回想起我那段中学生活，虽然当时对学校那种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有些想法，但现在感觉，孩子还是应该管得严点比较好。不过，在初中的时候，要是能再多一些课外活动，我觉得对学生的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
从小对孩子苛刻点（4）
出国交流开阔了孩子的视野，在上面摘录的出国见闻中，通过一个初中生的视角，我们可以感受到东洋的各色风情，可以感受到一个孩子内心深处思想火花的跳跃，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她的成长。
中学阶段在人的一生中确实会留下深刻的印记，这印记会影响到此后人生道路中的各种选择。在张硕高二那年，“育才”建起了四个科学实验室，分别同几个科研单位合作，定期请一些专家和教授过来讲课，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能了解到大学是如何搞科学研究的。“我参加的是材料科学实验室，虽然只参加了一年，到高三就停止了，但是我现在学的这个专业跟那段经历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父母当年希望张硕学习金融相关专业，但是她偏偏对材料科学情有独钟，“女孩子学这个挺累的，大四时经常在实验室里呆到后半夜一两点钟才回家”，中学时期所留下的深刻印记在孩子的一生中都无法抹去。
“全日大学生协联”里的女会长
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前不久，张硕刚刚卸任“全日大学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留学生委员会”会长职务，因为4月份研究生即将开学，“我是学材料专业的，进研究生之后研究方面会很忙，如果再管这些事情，研究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另外，自己也做了一年的会长，如果每年都是同样的人做，都会做差不多的事情，没有什么进步。”
接着她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叫做“生协”的组织以及她成为全国留学生委员会会长的过程。
这是一个学生组织，叫做学生生活协同组合，最早的“生协”组织十九世纪成立于英国，之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了自己的生协组织，日本的生协组织最早成立于二战之前，二战期间中止了一段时间，战后得到恢复，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在日本，首先是每个大学都有一个这样的组织，然后全国各个学校的“生协”联合在一起就叫做“全日大学生协联”，全称叫“全日大学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
“生”的基本资金来源是会费，大学生入学之后每人要交两万日元左右的会费（各大学情况不同，有的大学对留学生有优待，比如京都大学留学生只交四千日元），“生协”利用这些基本资金来运营一些为学生服务的校内卖店，比如为学校建食堂。建食堂最开始要投资很多钱，如果每个人出五十块钱，有一批人就是很大一笔钱，我们从出钱的人中选出一部分人来管理钱和整个食堂的建设，这里边会有一些利润，但“生协”是非盈利组织，所以利润都要返还给大家，会费也会在学生毕业的时候返还给学生。平时，我们也会用这些收入组织一些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些交流的机会。
我进入这个组织是通过留学生委员会，留学生委员会是“生协”中的一个组织，全日本大概有十几个大学的“生协”里有留学生委员会，京都大学是其中的一个。每年“生协”的留学生委员会都会在4月末和10月末的时候举办一个主要面对留学生的新生欢迎会，那是一个大型party，我那届有200多人参加，有准备好的甜点，还有调酒表演，大家在一起跳舞，特别高兴。在那次活动上，我认识了好多学长和学姐，通过他们了解到了很多在日本生活的情况。我觉得组织这种活动挺有意思，当时就提出要参加这个留学生委员会。最开始我在京都大学留学生委员会做会员，之后做了副会长。
全日留学生委员会是全日大学生协联的一个下属组织，这个组织每年都要从全日本的各个大学选拔干事。一般是把整个日本分成十个地区，每个地区选一名代表。我们这个地区有三所学校有自己的留学生委员会，大家都有各自的困难也有各自的经验，我在我们这个地区策划了一些交流会让大家在一起交流一下，互相提出一些建议，后来又在我们这个地区建立了日本第一个地区性的“生协”留学生委员会。那年我就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全日留学生委员会的活动，并且直接被选为副会长。全日留学生委员会每年开四次例会，并且组织一次全日本性的大型的留学生活动。因为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学生，并且散居在日本各地，所以，专门有一个“生协”的职员负责发邮件，联系开会的时间、地点。会议大都在周末，大家从日本各地赶到东京去，汇报自己学校的活动进行状况，商量大型活动的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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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对孩子苛刻点（5）
第二年，也就是去年，很多老成员都已经毕业了，委员会处在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虽然当时我已经大四了，学业比较忙，但我还是接过了会长的担子，同时也作为留学生的代表成为了“全日大学生协联理事会”的理事（生协联与理事会的关系，有点像人代会和人大常委会的关系）。成为理事之后，几乎每月都要去东京参加理事会。在考研备考的那段日子，差不多每个月都有几个周末要从京都到东京去，还是很辛苦的。
全日大学生协联的总部在东京，每年年底都要开一次全国性的总会。每个大学按照人数比例选出代表，比如一个有七八千学生的学校可以出三名代表，这三名代表有投票权，对去年一年中经费是如何运作的等方面的情况有表决权。各个大学的代表从日本各地赶到东京去，有点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感觉。
我在大二时曾经作为京都大学的代表参加过全国总会，大三那年则是作为理事参加的。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自己面对一千多人发表演讲。在每年的总会上有十几个演讲，都是根据各个大学上报的近一年的活动材料精心挑选出来的，内容是介绍自己大学所搞的活动。我当时是代表留学生讲我在我们那个地区建立地区性留学生委员会的事，虽然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说话，稍微有点紧张，但是因为讲我们留学生自己的事情，非常投入，很有激情，演讲效果也非常好。总会结束之后，大家要填写不记名的调查表，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印象最深的演讲是哪一个，我所做的演讲得票最多，也是大家印象最深的演讲。
整个讲述的过程平实无华，让我们对“生协”和留学生组织有了比较客观、完整的认识，只是在最后才透露了一下她个人的小成功。突然想起了张硕的父亲张兴武说过的一句话，“这孩子一点都不张扬，像她妈。”
破釜沉舟挑战井深大奖学金
对于很多留学生来说，争取奖学金也许是减轻自己和家庭负担的最好方法，对于张硕这样普通工薪家庭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奖学金的数量不等，视个人能力和情况而定，同时也是考验一个人胆识的事。
在谈到申请井深大奖学金的时候，张硕用了一个形容词：惊险。
“日本政府发放的奖学金是完全看学习成绩给的，入学前会参加一次统一考试，文科前一百名和理科前一百名有资格领取，这个奖学金是日本政府给的，金额相对比较少，每个月52000日元，只给一年。”当时张硕已经获得了领取这笔奖学金的资格。
既然已经得到了一笔奖金，那么“惊险”一词又从何而来呢？接着张硕为我们介绍了井深大奖学金的情况。井深大奖学金是由索尼公司创始人井深大设立的，旨在奖励学习成绩优秀，思想积极进步，有组织能力和创新意识的优秀学生，“井深大奖学金每个月15万日元，相当于10000元人民币，一共给四年，合计720万日元，也就是50万人民币，算是学部生里边最多的，但是必须进大学之后（四月末）才可以申请。”
在日本，很多学校规定学生不能同时享有两种以上的奖学金，张硕所在的京都大学尤为苛刻，规定已经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不能再申请其他奖学金。“这就意味着，要申请更高金额的井深大奖学金就必须在三月份放弃已经申请到的政府奖学金，虽然说每月52000日元的政府奖学金比较少，但是一年下来也是60万日元，而且放弃政府奖学金也并不意味着100％能拿到井深大奖学金，很有可能最终什么都拿不到。犹豫再三，最后，同学中只有我一个人放弃了政府奖学金。”
那年的三月份张硕放弃了已经申请到的政府奖学金，破釜沉舟申请井深大奖学金。“评选的方式是通过大学申请，每个大学都可以推荐一名留学生和若干名日本学生，也就是说，要想申请，必须先过学校选拔这一关。实际上，学校选拔的过程，一如我‘最好的打算’那么简单，因为整个京都大学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申请！其实，这多少也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因为那一年正好赶上日本留学生考试制度改革，整体分数比较低，京都大学的分数线又比较高，所以能考上京都大学的留学生，也都有资格拿到日本政府奖学金。事实上，考上京大的人我几乎都认识，也提前考察了一下周围的朋友是否拿到日本政府奖学金的情况，也算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吧！就这样，学校推荐比较轻松地拿到了。当时全日本有22所大学推荐了留学生，财团将从中选出5名给予奖学金。”一切申请工作结束之后就等待七月份的结果了，等待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苦的，她为自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能够申请到当然非常好，如果申请不到，日子会过得比较苦，每年60万日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就要完全靠自己打工来赚了，而且这个钱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家里拿的。我当时放弃奖学金的时候想，好多留学生没有奖学金，都是靠打工，既然他们能自己供自己，那我肯定也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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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对孩子苛刻点（6）
一席话让我们又想起了当年那个悬在岩壁上不肯后退的小姑娘，随着了解的加深，她的形象在我们心中逐渐丰满起来——一个自信、自强、不服输的好姑娘。
好消息终于在张硕生日那天传来，她得到了历时四年，共计720万日元的井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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