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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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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郏┑娜ο魅鹾退鋈说牟胖牵约巴炼涠远噼Ш恿饔虻脑俅瓮玻�1593—1606），德意志在16世纪后期才幸免于一场全面的教派战争。然而，在德意志团结一致的表象背后，敌对的天主教和新教势力都在想方设法加强自己的实力，削弱敌方的力量。17世纪初，福音派联盟（建于1608年）和天主教同盟（建于1609年）的斗争加剧。况且，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坚决支持他们在奥地利的表兄弟，而福音派联盟的首领，即帕拉泰恩·弗莱德里克第四选侯与英格兰和尼德兰都有关系，于是，欧洲多数国家都加入各自阵线，似乎准备为他们的政治、宗教矛盾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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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家族争霸（4）
1618年波希米亚的新教集团反对新的天主教统治者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的起义，为另一轮残酷的宗教战争，即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所需的导火索。斗争开始，皇帝的军队进展顺利，斯帕诺拉率领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军队有效地支援了他们。然而结果却是，一群成分复杂的宗教和世俗军事力量卷入冲突，于是又一次急切地需要改变力量对比的方向。荷兰人在1621年终止了与西班牙在1609年达成的停战，开进莱茵兰与斯帕诺拉的军队对抗。1626年，一支丹麦军队在它的君主克里斯琴四世的率领下，从北方进攻德意志。在幕后，颇具影响力的法国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想尽一切办法给哈布斯堡家族制造麻烦。不过，这些军事的和外交的反攻均未奏效。到17世纪20年代末期，斐迪南皇帝的有权势的副官华伦斯坦简直就要把包容一切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强加到德意志身上，其范围甚至远及北部波罗的海沿岸。
帝国政权的迅速强化，激起哈布斯堡家族的众多仇敌更加奋力地与之拼搏。17世纪30年代初期，最坚决果敢的人当属引人注目、有影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弗斯二世（1611—1632年在位），1630年，其训练有素的军队挺进德意志北部，翌年，向南冲入莱茵兰和巴伐利亚。虽然古斯塔夫在1632年的吕岑战役中阵亡，但绝不能就此抵消瑞典对德意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抵消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反之，到1634年，费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和其才华不凡的首相奥里瓦列斯公爵所率领的西班牙人，决定给他们的奥地利表兄弟以更全面的支援，但他们派往莱茵兰的、以红衣主教茵凡特为主将的军队，反而促使黎塞留决定法国直接卷入，于1653年命令军队在多处跨过边界。多年以来，法兰西一直是反哈布斯堡联盟的默契的、间接的领袖，向所有反帝国和西班牙的人送去津贴。现在冲突已公开，每个联盟开始动员更多的军队、武器、钱财。讲话的语言也相应地变得更加强硬。奥里瓦列斯在1635年制定下一年三路进攻法国的计划时曾写道：“要么丧失一切，要么使卡斯提尔居世界之首。”
然而，征服法兰西这样一个大国是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所力不能及的。其军队刚刚接近巴黎，就被迫拉长战线，横跨欧洲。瑞典和德意志军队在北方进逼帝国军队。荷兰和法国“钳住”西属尼德兰。更糟的是，1640年葡萄牙起义使一部分西班牙军队和物资不得不源源不断地从北欧转移到本土，尽管这些兵力和资源还不足以重新统一这个半岛。实际上，同时发生的加泰罗尼亚人的起义受到法国人热情的支持，希望它在17世纪40年代初期有可能造成西班牙腹地的分裂。在海外，荷兰远征舰队袭击巴西、安哥拉和锡兰，将冲突转变成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全球性战争。如果说尼德兰在后几项活动中获得好处，那么，其他交战国这时大都因多年的军事活动而损失惨重。17世纪40年代的军队比30年代要少些，各国政府的财政应急措施更加不顾一切，人民已失去耐心，抗议日趋猛烈。然而，正因为这是一场相互牵连的斗争，参加的任何一方都难于退出。很多德意志的新教国家要是知道瑞典也愿停战回家，他们就会退出。奥里瓦列斯和其他西班牙政治家有可能与法国谈判停火，但后者不肯抛弃荷兰。不同级别的秘密谈判与各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在同时并进，每方都私下安慰自己说，再打一次胜仗就能加强自己在总体和解中的地位。
因而“三十年战争”的结局并不干脆利落。西班牙之所以突然在1648年初与荷兰和解，承认后者的完全独立，不过是为了剥夺法国的一个盟友。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斗争仍在继续。同年，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终于给德意志带来平静时，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退出了冲突。余下的纯粹是法、西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个别国家和统治者有失有得，其精髓是要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与政治的均势，确认帝国权威的局限性。这就使得西班牙和法兰西留下来进行一场民族战争，而与宗教毫无关系。黎塞留的继承人、法国首相马扎林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655年，他与克伦威尔的新教英国结盟，打击西班牙，迫使它同意和谈。《比利牛斯和约》（1659）的条款并不苛刻，但西班牙被迫与自己的劲敌和解，足以说明哈布斯堡家族已在欧洲丧失了优势。费利普四世政府所剩下的“战争目标”只是保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甚至这个目标也不得不在1688年放弃。因为那时葡萄牙的独立已获得正式承认。欧洲大陆的政治分裂仍然保持着查理五世1519年继位时的大致状况，尽管西班牙本身在17世纪末仍需为它最初过分的战略扩张付出代价，遭受更多的起义和领土损失的折磨（见地图4）。
二 实力与弱点
哈布斯堡家族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如此复杂，过程又如此漫长，看来很难用个人因素来解释，比如说鲁道夫二世皇帝的疯狂，或者西班牙费利普三世的无能。也很难说哈布斯堡王朝和它的官员们特别无能，看看同时代法国和英国许多君主的失败，以及某些德意志王公的贪赃愚昧就足矣了。回想一下哈布斯堡家族所能积聚和掌握的大量物质力量就更令人困惑费解。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5）
查理五世继承了四个主要王朝的王冠，卡斯提尔、阿拉贡、勃艮第和奥地利，后来他的家族又得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葡萄牙，有一小段时间里甚至还得到英格兰的王冠。这些王朝事件的发生，加上同时西班牙在新世界的征服与掠夺——都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其他欧洲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财富和资源。
尽管现有统计数字有许多漏洞和不精确之处，那个时期的人口数字又不那么可靠，但假定居住在哈布斯堡统治的领土上的居民占近代早期欧洲人口的1/4，是不会大错的。然而，这些概略的总数［2］比起这些地区的财富并不那么重要，这里的王朝遗产看似得天独厚、非常富饶。
哈布斯堡家族有五项主要的财政来源，另有一些小项进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班牙的卡斯提尔遗产。此地由王室直接统治，议会和教会把各种定期的捐税让给王室（营业税、宗教财产“十字军税”）。此外，欧洲的两个贸易区——意大利城邦和低地国家——的商业财富和流动资本能够提供相当多的资金。第4项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即来自美洲国家的收入。在美洲开采白银和黄金的“五分之一王室税”，加上营业税、关税，以及教会的征收，使得新世界为西班牙国王们提供了大笔红利，不仅是直接的，还有间接的，因为流进私人手里的美洲财富，不管是西班牙人、佛兰芒人或意大利人，都有助于这些个人或公司交纳越来越重的国税，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君主还可以向银行家大量借款，因为运送白银的船队一到，他就可以付清债务。哈布斯堡家族领土内拥有很多重要的金融和商业大家族，例如住在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城市和安特卫普的那些富商巨贾，也应算作一种优势，这是第5项主要财政来源。举例来说，这项来源肯定比来自德意志的赋税更容易到手，因为德意志国会里的那些王公和自由城市的代表，只有在土耳其人攻到门口时，才肯投票给皇帝拨款。
封建社会末期，骑士们已不可能再履行个人的军事服务（至少多数国家如此），沿海城镇也不可能提供船舶。对一个交战国家来说，拥有现金和可靠的信贷是绝对必要的。只有直接支付（或者承付）才能在市场经济的限度内购到必要的船只、海军设备、武器和食品来装备一支随时可以出战的舰队；只有相当频繁地向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养和薪饷才能避免发生哗变，从而把军人的能量指向敌人。再说，此一时期虽是人们称之为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生时期，但所有的政府都大量依靠外国雇佣军来加强军事力量。这一点哈布斯堡家族又占了便宜，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意大利、低地国家以及西班牙和南德意志招兵。例如著名的佛兰德军就是由6个主要民族构成的，都相当忠实于天主教的事业，但需要按时付薪。说到海军，哈布斯堡的遗产可以组建一群五花八门的舰队，例如在费利普二世的晚年，地中海式军舰、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大型西班牙式帆船、数量庞大的葡萄牙舰队，都可壮大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舰队。
不过，在这140年里，哈布斯堡家族最大的军事优势恐怕是西班牙训练的步兵。卡斯提尔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氛围造就了一个理想的招兵场地，恰如林奇所指出的，在那儿“当兵是一种合乎时尚而又有利可图的行业，不仅对绅士而言如此，而且对全体人民亦然”。况且，那位“伟大的上尉”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在16世纪初期对步兵的编制进行了改组，从那时起直到“三十年战争”中期，西班牙的“三重军”是欧洲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军队。每团3 000人，枪兵、剑兵和火绳钩枪兵编制在一起，训练相互支援配合。西班牙运用这种兵团扫荡了无数敌人，大大降低了法国骑兵和瑞士枪兵方阵的名声和战斗力。一直到讷德林根战役（1634），茵凡特红衣主教的步兵还顶住了瑞士军队的15次强大攻势，然后，就像惠灵顿的军队在滑铁卢战场上那样，坚定地向前推进，粉碎敌人。在罗克鲁瓦（1643），西班牙人虽被法军包围，仍然战斗至死，这当然是哈布斯堡大厦中最坚固的支柱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的军力直到17世纪中叶才明显地出现裂痕，那时的军队主要由德意志、意大利和爱尔兰的雇佣军组成，来自卡斯提尔的武士已大大减少。
尽管拥有上述优势，但西班牙…奥地利王朝同盟却绝不可能取胜。这是由于它的财政和军事资源虽然在当时的人看来极其雄厚，却从没有满足过要求。这个致命的缺陷来源于三个始终相互作用的因素。从广义上讲，它为研究军事冲突提供了主要素材。
第一个因素，前面已简略地提过，即近代欧洲早期的“军事革命”，亦即约16世纪20年代以后的150年里，战争的规模、费用以及组织剧烈膨胀，这种变化本身是由几种交错因素造成的，有战术上的、政治上的和人口的因素。骑兵控制战场的格局受到打击，打击首先来自瑞士枪兵，然后是操长枪、剑、弩和火绳枪的混合部队，这意味着一个军队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步兵。“意大利式略图”的发展更加强了这个结论，也就是前面一章提到的高级复杂的城防梭堡系统。部署这样一个防卫系统或者围困它都需要数目庞大的军队。当然，在一场大战役中，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指挥官同样能很好地部署相当数量的骑兵和炮兵，但这两种部队毕竟不像步兵团队那样无处不在。因此，并不是国家削弱它们的骑兵力量，而是步兵在军队中的比例显著增加；步兵的装备和给养都比较便宜，可以大量招收，特别是因为欧洲的人口在增长。当然，这些因素极大地增强了对政府组织工作的压力，但不会压垮西方“新式君主”的官僚体系，正如军队人员的大量增加并不一定能使一个将领丧失指挥能力一样，只要他的军队有一个出色的指挥机构，且受过良好训练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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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家族争霸（6）
西班牙帝国的军队也许为“军事革命”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榜样。正如研究它的历史学家所说，1529年以前，法国和西班牙在争夺意大利的斗争中，“没有证据说明任何一方使用3万以上的兵力”，但是：
在1536—1537年，皇帝查理五世仅在伦巴底一地就征集6万人，保卫新占领的米兰，并入侵法国的普罗旺斯。1552年，为同时从所有战线进攻——在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和西班牙，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和尼德兰征兵万人，又从伦巴底征兵万人，此外，还有从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征来的兵。这样，皇帝指挥下的、因而也是他供养的军队一定有15万人左右。这种上升趋势仍在继续。1574年，仅西班牙的佛兰德军就有万人。而仅仅半个世纪以后，费利普四世也可以高傲地宣称，他在1625年指挥的军队不下3万人。在所有这些军队中，真正增长的部分是步兵，特别是枪兵。
在陆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海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了。海上贸易（特别是漂洋过海的贸易）的扩大，贸易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印度洋或西班牙本土沿海的竞争，北非海盗船和奥斯曼大型帆船舰队构成的威胁，都与新的造船技术相互作用，使得舰船造得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先进。那个时代，战舰和商船并无明显界限，一定规格的商船基本上都装配枪炮，以对付海盗和其他掠夺者。但有一股建立皇家海军的潮流，君主可以借此占有一定数量的正规海军，形成一个核心。战时，武装的商船、三桅军舰以及二桅小型舰只可向这个核心集中靠拢。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尤为支持这个方案，而查理五世却不愿自建海军，他更倾向于征用其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地上的私人西班牙式大帆船和单甲板大帆舰。费利普二世在地中海、接着在大西洋受到沉重压力，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他不得不出钱在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实施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到1574年，他供养了146只大帆船，几乎是十几年前的3倍。以后10年里，大西洋爆发的战争迫使他付出更大努力，以确保通往西印度群岛（1580年葡萄牙被吞并以后）和东印度群岛的海路，保护西班牙海岸免遭英国的袭击，以及把侵略军送往不列颠，这一切，都急需远洋舰队。1604年英西签订和约后，西班牙仍需一支庞大舰队，用以抵御荷兰人的海上进攻，保卫同佛兰德的交通。而且，天长日久、时光飞逝，这些战舰的装备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昂贵。
正是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暴露了哈布斯堡政权的真正弱点。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从1500年到1630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升2倍，这对政府的财政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陆军和海军两倍、三倍地扩充规模，更是火上加油。结果，哈布斯堡家族总是不断地为具有偿付能力而挣扎。16世纪40年代，在对付了阿尔及尔、法国和德意志新教徒的种种战役之后，查理五世发现他的正常和非常收入，根本不能支付开销，他的赋税早已提前多年抵押给了银行家。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没收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抓住西班牙所有的硬币，才能找到金钱，支撑对付新教王公的战争。15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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