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巴别塔:当中国遇上非洲-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集中走访了非洲国家政府、大型驻非中资机构、援建工程队、旅非华人华侨，以及非洲本地和出于种种原因来到非洲工作的学者和记者同行。和我们一样，当中国和非洲这两大古老的文明刚刚开始接触时，他们都对未来满怀着憧憬。一个是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东方大国，一个是拥有无穷可能性的富饶大陆，中国和非洲的拥抱似乎给我们提供了阐释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框架。然而，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和淘洗，无论中国人还是非洲人均无可奈何地发现，紧密的经济纽带和牢固的政治关联并未带来文化上的亲近，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道难以填补的裂痕。仿佛官方越亲密，人民反而越疏远。△米△花△书△库△ ；__

　　　　生于乌干达、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并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主播凯瑟琳？毕亚茹昂加（CatherineByaruhanga）给出了她的答案：“中国与非洲国家打交道，花了很多钱，修建公路、医院和运动场，但普通的非洲人并不在意这些东西是谁修的。他们只在乎一件事：谁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就喜欢谁。”比起广泛渗透至东非各国日常消费领域的印度人和曾与非洲有过密切历史关联的西方人来说，中国人在非洲的存在是纯粹官方的、高高在上的，甚至是会带来威胁的。对此，供职于乌干达广播公司（UBC）的记者伊曼纽尔？穆泰兹布瓦（EmmanuelMutaizibwa）一语中的：“要建立人民对人民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CCTV在非洲的确有影响力，但只有政府高官爱看，老百姓是看不懂的。”

　　　　中国援建项目遍布非洲大陆，但很少有普通非洲百姓知道这些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是中国人修的。乌干达的国家体育场被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戏称为“乌干达鸟巢”。体育场位于首都坎帕拉的一座小山丘上，由中国援建，至今仍有一支中国工程队驻扎于此，负责场馆的技术维护。然而，这座体育场却被命名为曼德拉体育场。场馆内外几乎看不到任何带有“中国援助”字样的标识。只在场外一处偏远的角落里，立着一块方碑——那是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四位中国工人的名字，他们在建设这座体育场时因工程意外而身亡。墓碑隐没在半人高的荒草丛中，几乎难以被注意到。我们随机采访的绝大多数乌干达本地人，对于体育场是由中国援建这件事，并不知情。

　　　　在某些地方，情况或许更糟糕。由于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差异，中国企业主尤其是矿产业主与本地雇员之间经常就薪资、休假等问题发生冲突，甚至爆发过规模不小的正面冲突，引发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在我们即将结束调研离开肯尼亚的时候，当地一位记者朋友还对我们说，美国一位著名的导演正计划来乌干达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企业主如何苛待非洲本地雇员”的纪录片。
第四章　关于巴别塔（3）
　　　　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这一点，许多局外人都看不清楚、想不明白。交流的成功与否，更多取决于交流者的姿态。将中国与非洲人民之间的文化误解归咎于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非洲的社会具有高度的包容性，非洲人纵使有难以改变的行为方式，在观念上也相当有亲和力。他们既不像西方人那样在“政治正确”的问题上“顽固不化”，也不似东方人大多心存强烈的乡土意识。如马赛人这般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原本便是四海为家的，他们大多可以坦然面对并尝试理解外来者带来的文化，并努力从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成分——这或许源于现代非洲国家的所谓民族主义更多是西方列强殖民带来的伪概念（对此我们会在后文中讨论）——总之民族主义并未成为非洲人拥抱外部世界的障碍。在我们组织的小型研讨会上，供职于世界知名媒体的非洲记者相当坦率地讨论各种问题，有些问题是我们在西方与中国的任何研讨会上都无法听到的。比如，来自路透社的摄影记者爱德华？艾奇瓦卢（EdwardEchwalu）与他的同事贾斯汀？德雷拉奇（JustinDralaze）就当代非洲国家的政治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前者坚持认为“只要能使国家富强，独裁者也是可以接受的”。﹏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在中国和非洲官方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民间的文化交流几乎为零，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我们在非洲游历期间，遇见了不少西方国家的民间文化交流团体，如澳大利亚一个非政府组织长期支持乌干达国内的孤儿院建设，并不定期派遣人员来乌做志愿者，这些人在普通非洲民众心中建立了活生生的“西方形象”。相比之下，在国内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却往往陷入经费匮乏的境地。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University）教授穆林杜瓦？茹汤加（MurindwaRutanga）就不无感慨地对我说：“研究非洲的中国学者不少，但真的愿意到非洲来的并不多。”笔者对他说：“并不是他们不想来，而是没有机构资助他们来。我顶多算是一个非洲观察者，而非研究者。”

　　　　当我对不少非洲本土“精英”提出交流障碍的问题，以及非洲人的种种令中国人难以适应的行为方式时，他们则反问我：“既然是你们自己要来赚钱，为何反而要我们改变？”这个问题让我们哑口无言。“非洲人不是傻子，”罗纳德？赛坎迪对我们说，“有索取就要有妥协，这里已经不是任外国人予取予求的地方了。中国人必须学会与非洲人打交道，如果中国人想在这里长久地待下去。”事实上，尽管大多数非洲国家依旧贫穷落后，但非洲人的公民素质在很多领域甚至走在中国人前面，这是很多国人不敢直面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单纯、善良、井然有序的群体去信任和喜爱一群惯于随地吐痰、在飞机上的卫生间里抽烟、动辄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的“侵入者”？

　　　　当然，情况正在悄然变化，虽然并不显著。笔者借中国和乌干达建交60周年的契机，遍访这一东非小国境内的中国人聚居地和文化交流机构，可以较为清晰地感受到旅非中国人正在从以往的挫折中汲取教训，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以更好地适应这片神秘的大陆。

　　　　在乌干达西南部，来自中国的重庆国际建筑公司正在班迪布戈（Bundibugyo）山区建设一条长约103公里的公路，以连接该国西部重镇福特波多（FortPortal）和邻国刚果（金），极大便利了东中部非洲内陆国家之间的贸易。该公司总计雇用了超过1000名本地工人，与来自中国的劳工一起从事建设工作。项目经理告诉笔者：“公司规定要同等对待当地工人和中国工人。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发生任何作业事故和严重的员工摩擦。”但工程开始之初，情况并不乐观。据该公司的乌干达籍人力资源总监乔治？卡巴冈比（GeorgeKabagambe）介绍，曾有中国项目经理因当地员工“不够勤劳、不爱加班”而对其大声吵嚷。但经过时间不短的磨合期，现在双方在行为习惯上基本形成了共识，“很多东西其实只是误解……只要互相尊重，就能得到友善的化解”。

　　　　此外，在官方往来之外，民间交流也渐渐得到了重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维多利亚？赛奇托利科（VictoriaSekitoleko）女士曾是乌干达政府高官、联合国粮农组织前驻中国代表，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验。2012年，她返回乌干达，并在坎帕拉设立了“中国—乌干达文化中心”，希望以此作为中国人和乌干达人彼此会面并增进了解的平台，同时积极在乌传播中国文化。2012年，她扩大了中心规模，将之打造成为乌干达最大的中国民间图书收藏基地。中心提供汉语教学服务，迄今已帮助八名乌干达学生成功申请到中国学校的奖学金项目。“乌干达人喜欢中国绿茶和中国餐饮。越来越多的乌干达人选择去中国留学而不是传统的英美国家读书，他们回来后可以马上找到工作。”维多利亚在用绿茶招待笔者后兴奋地说。

　　　　在《圣经？旧约？创世记》中，全人类联合起来修建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野心，上帝让人类讲不同的语言，使之无法交流与沟通，从此争议不断、龃龉频频，人类不再是浑然天成的整体，而分裂为无数的种族、人群和部落。经历了漫长的隔绝与分裂后，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终于对嵯峨的巴别塔展开了有力的冲击。世界上的人能否最终越过种种语言、文化乃至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与谅解，最终摧毁象征着误读的巴别塔？

　　　　中国与非洲，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