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与工作-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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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为广大的普通人生产汽车。它足够大，可供家庭使用，同时又足够小，可让一个人就能驾驶和保管。它采用最好的材料，由最好的工人根据现代机械能提供的最简单的设计制造。同时它的价钱非常低廉，任何一个有一份好工作的人都不可能不能买上一辆，并和他的家庭在上帝提供的广阔空间里享受美好的时光。”
　　这份宣言没有受到热情的欢迎。普遍的评论是：
　　“如果福特照他所想的去做的话，6个月之内他就要破产。”
　　一般的观念认为一辆好汽车不可能以低成本制造出来，并且也没有必要制造价格低廉的车，因为只有有钱人才到汽车市场去。而1908年到1909年度超过一万辆车的销售量，使我确定我们需要建造一家新工厂。我们已经有一个大型的现代工厂了，也就是匹克特街工厂（The　Piquette　Street　Plant），它和这个国家的任何一家汽车厂一样好，也许还稍稍好一点。只是我不知道它怎么能够应对必定到来的生产量和销售量，所以我在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买了60英亩地，那地方当时被看作是底特律城外的乡下。所购买的土地的数量，以及要建一个比世界曾有过的任何工厂都还要大的工厂的计划都遭到了反对。问题还是已经问过的那个：
　　“福特多快就会破产？”
　　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被问过多少次。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不了解，在起作用的是一个原则，而不是某个个体。而这一原则太过简单，以至于显得有些神秘。
　　在1909年到1910年度，为了支付新买的土地和建楼，我稍微提高了车价。这是很公平的，结果也是有利的，对购买者并无损害。好几年前我做过完全相同的事情——或者说，当时为了建造罗格河（River　Rouge）工厂，我没有如我每年习惯的那样降低价格。在那几次情况中，所需的钱都是可以通过借贷获得的，但那样的话，我们的企业就会背负连续的负担，以后生产的所有汽车都得承受这一负担。所有型号的汽车价格都增加了100美元，除了小客货车增加了75美元，单排座敞篷轿车和市内轿车分别增加了150美地和200美元。我们卖掉了18　664辆车。接着，在1910年到1911年度，由于有了新的生产设备，我把旅行车的价格从950降到780美元，我们卖掉了34　528辆车。这是在价格和工资持续上涨的前提下车价稳步下降的开始。
　　我们来把1911年和1908年做一下比较：工厂面积从英亩增加到32英亩，平均雇佣人员数从1908人增加到4　110人，生产的汽车由6　000多辆增加到近35　000。你会注意到这三年多来人员的增加并不是和产量的增加成正比的。
　　我们看来像是一夜之间便产量大增。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简单地说，这是通过应用一条不可逃避的原则而来的，是通过明智地使用动力和机器而来的。在一条小街昏暗的小店里，一个老人劳作多年制造斧柄。他用风干的山核桃木为材料，他的工具有刨子、凿子和砂纸。每一只斧柄都认真地称过、量过，看是否平衡。其中没有两把是一样的。曲线必须合手，必须和木头的纹路一致。从早到晚，这位老人一直忙碌着。他的平均产量是一星期8把斧柄，每一把他卖美元。这其中的一些斧柄经常卖不出去，因为平衡性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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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生产与服务的秘诀（2）
而今天，你可以花几分钱买一只更好的由机器制造的斧柄。你用不着担心平衡性的问题，它们全都一样——每一只都是完美无暇的。现代方法的应用不但使斧柄的价格降到了原先价格的零头，并且它还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正是把同样的方法应用到福特车的制造上，使得车价从一开始便降了下来，同时也提高了车的质量。我们只是发展了一种观念，一个企业的核心也许就是一个观念，那就是，一位发明家或一位好思考的工人想出一种新的更好的方法来满足人们固有的需要。这个观念会不证自明，而人们需要它来帮助自己。用这种方式，某个人可以证明，或通过他的观念发现一个企业的核心。但是这个企业的创造和壮大是由每个与它有关连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一个厂商能够说：“是我自己建起了这家企业”——如果他需要上千人来帮助他建立这家企业的话。它是一件协同合作的产物，它所雇佣的每一个人都对它作出了某些贡献。通过工作和生产，他们使购买者能够不断光顾这家企业，寻求它所能提供的服务，这样他们对一套传统和一个习惯的建立提供了帮助，同时也得到了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公司就是以这种方式成长起来的。在下一章我就要开始阐述公司是怎样成长的。
　　与此同时，我们的公司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公司。我们在伦敦和澳大利亚都有分支机构，我们的车出口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特别是在伦敦，我们像在美国一样有名。美国自行车行业在英国遭受失败，这给汽车打入英国市场带来了一些困难。由于美国自行车并不适合在英国使用，于是有些销售者想当然地以为没有任何美国的交通工具在英国市场上具有吸引力。两辆A型汽车于1903年踏上了去英国的道路。报纸拒绝对它们作出报道，汽车代理商拒绝表示哪怕最微小的兴趣。有谣言说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弹簧和钩子，如果它能在两周内不散架，那买主就是算幸运的了！第一年我们大约销售了12辆车，第二年情况只是稍微好一些。我可以说，就A型车的可靠性来说，二十年后它们中的大部分仍可在英国继续着某方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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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机器与人（1）
当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工作时，人们最难应付的便是过多的组织和随之而来的繁文缛节。在我看来再没有比那种不时被称为“组织天才”的头脑更危险的事，这通常会导致那些按照族系组成的巨大的官僚体系的诞生。这棵树上沉甸甸地挂满了漂亮的圆圆的浆果，每一粒果子上都有着一个人的名字或者一个办公室的名字，每个人都有一个头衔和一定的职责，这职责严格地限制在他的浆果的周长之内。
　　如果一个助理工头有什么事要对总负责人说的话，他的想法要经过下级工头、工头、部门头头和助理总监，才能到达总负责人处，也许到那时候，他想要说的话早已成为历史了。住在图表左下角的浆果里的人的信息需要6个星期才能到达董事会的董事长或主席手边，即使它到达了这些高高在上的官员手边，那时，它的周围也已聚集了一磅重的批评、建议和评论了。没有什么事情能在“官方的考虑”下进行，除非时间早过了他们实际应该行动的时刻。事情被推来推去，所有人都回避责任——正如那种懒惰观念所说，两个脑袋总比一个脑袋好。
　　照我看来，一家企业并不是一部机器，而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工作，不是为了给彼此写信。对任何一个部门来说，它没有必要知道另一个部门正在干什么。如果一个人正在做他的工作的话，他不会有时间去做别的工作。看着所有这些部门都在为着同一个目的而有序地工作，这是那些负责整个工作计划的人的职责。没有必要召开会议以沟通个人与个人或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感情。对人们来说，为了一起工作，用不着彼此相爱。太多的良好关系也许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因为这可能导致一个人想包庇另一个人的错误。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很糟的。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就应该专心致志地工作，当我们玩的时候，我们应该尽情投入地玩，试图把这两者混同起来是没有用的。主要的目标应该是先把工作做好，并为此得到报酬。当工作完成之后，便可以开始玩了，但不能在工作完成之前。所以福特工厂和公司没有组织，没有任何特别的职责附加在任何职位上，没有一系列的上下级权力等级，也几乎没有头衔，没有会议。我们只有绝对符合需要的职员，我们没有任何种类的精细记录，其结果是没有繁文缛节。
　　我们让个人完全肩负起责任来。工人对他的工作绝对负责，助理工头对他手下的工人负责，工头为他的群体负责，部门头头对他的部门负责，总负责人对整个工厂负责。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他的责任范围内正发生着什么。我所说的“总负责人”，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正式头衔。一个人负责管理工厂已经多年了，他有两个人帮助他，这两个人没有任何明确的职责范围，只承担着属于他们的工作的特别部分。与他们一起的是大约6个助手性质的人，但没有特别的职责。他们都自己找事做，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受到限制。他们都在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工作。一个人查询存货和缺货，另一个人抓检查。诸如此类。
　　这也许看起来很危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一群人全部都想着把工作做好，完成工作就不会有困难，他们不会陷入权力限制的麻烦，因为他们不用考虑头衔。如果他们拥有办公室和那里所有的一切，他们会把时间用在办公室工作上，并想着为什么他们不能拥有比其他一些同伴更好的办公室。
　　因为没有头衔并且也没有权力限制，所以没有繁文缛节或者某人受压制的问题。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去找想找的每个人，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因此，如果有个工人越过工头直接去找工厂的头头的话，工头并不会为此恼火。但工人很少这么干，因为工头像知道自己的姓名一样清楚，如果他不公正的话，很快便会被人发现，那么，他将再也当不成工头。我们不能容忍的事情之一便是任何形式的不公正，一旦一个人开始随着权力而自我膨胀，他就会被察觉，他就会离开，或者重新回到机器旁边。大量的劳工骚动都是起源于那些下级管理人员不公正地行使权力。恐怕在很多的工厂里，工人不可能得到真正公正的待遇。
　　工作，并且唯有工作能控制着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头衔的原因之一。大多数人都能干好工作，但他们被头衔弄昏了头。头衔的效果是很特别的，它太多地被作为一种摆脱工作的标志而使用。它几乎等同于一枚徽章，上面写着这样的字：
　　“这是个无事可干、但却认为自己是重要人物、而别人都无关紧要的人。”
　　头衔不仅经常对它的佩带者有害，并且它同样给别人施加影响。在人们当中再没有比这样的事实——即有官位的人常常不是真正的领导——更大地激起个人不满的根源了。每个人都知道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是一个适合计划和命令的人。当你发现一个有头衔的人是位真正的领导者时，你会去问别人他的头衔是什么，而他自己对此从不炫耀。
　　企业中的头衔已经过多了，企业也因此蒙受痛苦，其中的一个坏毛病，就是根据头衔划分责任。这种情况已发展到完全脱离了责任的地步。在责任被分成很多碎片并在很多部门分摊时——每个部门都在它有头衔的头头领导下，这位头头又被一群有着美妙的下级头衔的人包围着——这时候很难找到任何一个真正感到负有责任的人。每个人都知道“把牌推来推去”的意思是什么，这种游戏肯定起源于那些各部门只是简单地把职责推走的工业组织。每个组织的健康运行依赖于每一个人——不管他处于什么位置——都意识到每一件碰巧发生在他注意范围内的、与整个企业的利益相关的事情都是他的工作。铁路的情况糟得一塌糊涂，因为各部门都这样说：
　　

第4章　　机器与人（2）
“噢，这不是我们的事。100英里之外的X部门负责这事。”
　　我们所有的人进入工厂或办公室工作都是通过人事部门。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们不雇用专家，我们也不雇用那些过去有经验或者有过高于最低职位的人。由于我们并不因为一个人过去的历史而招收他，因此也不会因为他过去的历史而拒绝他。我从未碰到一个坏得一无是处的人，他身上总是会有一些好的地方——如果他能得到机会表现的话。这就是我们一点也不在乎一个人的身世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是要雇用一个人的历史。我们雇用一个人，如果他曾经坐过牢，那没有理由说他会再次坐牢。我想，恰恰与此相反，如果给予机会的话，他很可能会特别卖力，以便呆在监狱外面。我们的雇佣办公室决不会因为一个人以前做过的任何事而拒绝他——不管他以前是在辛辛（Sing　Sing）监狱还是在哈佛大学，他都会受到同等的对待。我们甚至不问他是从哪所学校毕业的。如果他不想工作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为一份工作而进行申请，因为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福特工厂里的人都是干活的人。
　　重复一下，我们并不在意一个人的过去。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他应该能进步得更快，但他得从最底层开始并证明他的能力。每个人的未来都主要靠他自己。有太多的议论说人们的才能得不到承认，对于我们来说，每个人肯定都会得到他应得的承认。
　　当然，必须考虑到存在于希望得到承认的渴望中的一些因素，整个现代工业体系都被这种渴望刺激得变了形，它现在可以说差不多是走火入魔了。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每个人的个人发展完全依赖于他的工作，并且这点很快会体现出来，而不是依靠任何人的恩惠。但现在它经常依靠的是一个人是不是走运，能被一双重要人物的眼睛青睐。这一点是我们所成功地抵制了的。人们若带着引起某人注意的想法而工作，工作的时候会想着如果他们不能为自己所做的工作而获得称赞的话，他们就会把它弄砸或者干脆就不干，这样，有时候工作便成了第二要考虑的事情了，手中的工作——手中的产品和手中特定的服务——便不再是主要的了，而主要的工作成了追求个人的提升，成了由此能被某人看中的跳台。这种把工作放在第二位、把得到承认放在首位的做法，对工作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把得到承认和称赞看作是真正的工作。同时这对工人也有一种极不好的影响，它助长了一种特别的野心，这野心既不可爱又不能促进生产。它容易产生一种人，这种人想象只要他“站在老板一边”，他就会得到提升，就会当头头。每个车间都会有这种人，最糟糕的是，目前的产业体系中的一些事情显示出这种手段还真管用。工头也只是人而已，他们很自然也容易被人奉承，相信他们的手中掌握着工人的饭碗。同时，这也是很自然的，一旦接受奉承，他们那些自私的下属将进一步地吹捧他们，直到得到好处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尽可能地减少个人因素的原因。
　　所有那些不知道把一切精力都用于寻求更高职位的人，和我们在一起特别容易相处。有些人工作努力，但他们并没有思考能力，特别是迅速反应的能力，这样的人将得到他们的能力所体现的一切。根据他的勤奋，一个人也许值得提升，但除非他也有领导素质，否则的话不能提升他。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梦想的世界里。我想在我们工厂的筛选过程中，每个人最终都会落到他应属的地方。
　　我们从来不仅仅满足于整个组织的任何一部分该做的事都做好了，我们总是希望它应该做得更好，并且它最终将做得更好。这种进取精神使得素质高的人最终能获得与他的素质相称的职位。在任何时候，这个组织——这是一个我不喜欢使用的词——变成僵化了，他也许就不能获得那个职位，那时一切都是因循守旧，都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