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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公民权与国家(1949-2009的湘西农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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庋芯康拇硇怨鄣闶銎馈罚赜峥善健⒗钌髅鳌⑼跷肮庵鞅嗦砜怂贾饕逖芯柯鄞缘�5辑《农业农民问题与新农村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184页。在后续的研究中，徐勇教授概括出20世纪中国破解〃三农〃问题的四种视角，即：以孙中山、毛泽东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视角，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文化主义视角，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工业主义视角，以卜凯为代表的技术主义视角。参见徐勇：《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四种视角》，引自2007年3月22日徐勇教授给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6级博士生的上课课件。但农民战争和农民运动研究也没有被纳入徐勇教授的文献综述范围。
项继权对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作了视野较为开阔的文献综述，其特点是比较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包括海外学者在内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学术系谱。详细内容，参见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3页。郭正林教授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学研究作了一个囊括中外学者在内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综述。在郭正林的综述中，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概念框架主要有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等理论框架。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是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公民社会、法团主义、权力与权利、官治与民治、政府与社会等概念都可以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中延伸出来。郭正林指出，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舒绣文的〃蜂窝结构〃、萧凤霞的〃细胞化社区〃、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张厚安、徐勇概括的〃乡政村治〃等，都是对农村政治学概念知识与方法论的贡献。这一理论框架下的代表作，主要有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萧凤霞著《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徐勇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王铭铭著《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于建嵘著《岳村政治》，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等。在运用政治经济学框架的中外学者中，除了黄宗智外，还有戴慕珍、华尔德、党国英、项继权等，代表作主要有戴慕珍著《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戴慕珍、华尔德的《财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项继权著《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等。运用制度主义的理论视野研究当代中国农村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成为中外众多学者的共同选择。白钢、辛秋水、白益华、王振耀、詹成付、党国英、于建嵘、张厚安、徐勇、项继权、唐鸣、景跃进、袁达毅、史卫民、黄卫平、郭正林、朗友兴、李凡、沈延生等国内学者，以及欧博文（Kevin、李连江、白思鼎、戴慕珍、柯丹青、史天健（ShiTianjian）、墨宁、罗伦丝、郑永年、吴国光、何包钢、帕斯特、王海、阿魄曼、金山爱等海外学者是主要代表。详细讨论，参见郭正林：《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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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教授以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对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作了概括总结，详细内容，参见秦晖：《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演变与发展》，载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6页。对以俄国学者恰亚诺夫倡导的社会农学为源头的农民学研究作了梳理。在国际农民学研究中，除恰亚诺夫著的《农民经济组织》外，比较著名的著作有：巴林顿·摩尔著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年），埃里克R沃尔夫著的《农民》（1966年）、《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1969年），孟德拉斯著的《农民的终结》（1967年），菲力普·H伯克编的《现代世界的农民》（1969年），沙宁编的《农民与农民社会》（1971年）及其撰著的《尴尬的阶级：发展中社会的农民政治社会学：苏联1910…1925》（1972年），米格代尔著的《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1974年），詹姆斯·C斯科特著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1976年）、波普金著的《理性的农民——越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等。详细内容，参见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代中译序），载［俄］A恰亚诺夫著：《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秦晖教授还对中国农民史研究作了概述。详细内容，参见秦晖：《中国农民研究史概述及前景展望》，载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309页。
1990年代，一些出版社集中出版了以农民问题为题材的丛书，如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农民问题丛书〃，1996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农民学丛书〃。这些著作对于拓展当代中国农民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农民问题研究中，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和现代农民运动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一点却常为〃三农〃学者所忽略，这主要是由于各学科人为分割所致。日本对中国农民战争研究十分关注，编辑和出版了不少论著，推动了日本对传统中国政治、乡村社会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和理解。1949年以来，中国农民战争研究〃一枝独秀〃，成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出版专著达300多部，论文多达4000余篇。参见曾振宇：《中国农民战争史第九次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史哲》1997年第2期。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农民战争研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以至被后人称为〃左倾思想的重灾区〃。19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热开始明显降温，〃到90年代以后，农民战争问题已经是个实实在在的无人问津的冷门话题了〃臧知非：《制度设计与农民历史命运——农民战争史研究视角问题琐议》，《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史学界开始反思和检讨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得失。参见王学典：《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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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杜润生、郭书田、何开荫、陈锡文、温铁军、赵树凯、朱守银、张红宇、韩俊、詹成付等为代表的农村政策研究，以张五常、林毅夫、周其仁、刘福垣、迟福林等为代表的经济研究，以陆学艺、李强、朱光磊、李培林等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等，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鉴于社会科学分工的日益细化和各学科人为的彼此分割，要获得一个综合各学科对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全景式综合性的文献资料，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至少目前是如此。但我相信，读者肯定会比学者具有更为宽广的超越各学科分割的知识需求。
进入21世纪，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反思时期。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诉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详细内容，参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由此引发了全社会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强烈反响和广泛讨论。参见黄广明、李思德：《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开始直面现实、进入核心领域。同年3月，中央决定在安徽全省范围内进行以减轻农民负担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其他省、市、自治区选择少数县（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税费改革研究开始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21世纪之初，中国出版了几部影响甚大的农民问题著作，如曹锦清著《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2000年），李昌平著《我向总理说实话》（2002年），于建嵘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2001年）及其连续发表的重要论文《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2003年）及《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湘南调查》（2003年），陈桂棣、春桃著《中国农民调查》（2004年），等。虽然说李昌平、陈桂棣和春桃的著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他们直击农民问题核心所形成的强烈思维冲击和社会反响，在当时产生了学术著作所不能达到的社会效果。∑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新一届执政者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推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行，中国解决〃三农〃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有关中国乡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被新农村建设的框架和话语所吸纳和覆盖。参见吴毅、李德瑞：《二十年农村政治研究的演进与转向——兼论一段公共学术运动的兴起与终结》，《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二）公民与公民权研究
现在所能获知最早的公民出现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公民问题。古罗马承袭了古希腊的公民制度，其政治生活仍以公民共同体为基础，屋大维（Octavianus，公元前63—14）声称自己更喜欢〃国家第一公民〃这一称号。但罗马人不像希腊城邦那样，使个人生活溶于城邦政治生活，更没有出现轮番为治。参见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5…136页。在古罗马，公民资格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528年，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查士丁尼法典》，规定对一切被释放的自由人，不问年龄等，一律给予罗马公民资格。罗马公民资格由此不断扩大到平民、被征服者和外来人。相关内容，参见陶东明：《公民政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9页；馨元《公民概念之演变》，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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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年西罗马灭亡后，西欧进入了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在中世纪，反映平等关系的公民概念被体现不平等关系的臣民概念所取代。到中世纪末期，一些欧洲城市在与王权的斗争中获得了自治地位，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公民概念被重新使用，但隶属于自治城市的公民，反映的只是市民阶层与自治城市的关系，而不是市民与国家的关系。参见陶东明：《公民政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9页。
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现代公民概念得以全新确立。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西方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支配，不仅建立在欧洲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欧洲政治革命的基础上。政治革命的实质在于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了政治与人民的密不可分，民众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把这样做法视为自己的固有权利。政治革命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着政治革命的进一步扩展，它在19世纪影响了整个欧洲，20世纪则影响了整个世界。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三米三花三书三库三 ；www。7mihua。com
在政治革命中重新确立和张扬的公民概念以及主权在民思想，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现代公民与古代公民除了共同强调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外，它们也有很大的不同。法国思想家贡斯当（Constant，1767—1830）就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他注意到古代人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参与公共事务的资格而没有个人的自由权利，现代人的自由突出表现为现代人享有受法律保障的、不受政府干预的个人权利。贡斯当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褫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与此相对比，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页。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1909—1997）继承并发扬了贡斯当的自由理论，将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并注意到追求积极自由可能导致对自由的否定。详细讨论参见［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现代国家的公民体现了社会个体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现代公民概念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公民的平等性，二是取得公民身份主体的广泛性，三是公民权利存在着一个不断扩展的历史过程。综观各国公民权利的演变可以得知，并不是一国在宪法性文件上宣布或规定公民的权利后，所有公民就自动完全享有所有的权利。事实上，正如经济建设一样，公民权利也有一个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公民权的建设和发展有两方面的意涵，即公民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公民享有权利的客体的不断扩展。如英国1711年的法律规定，只有年土地收入600镑以上的公民才有竞选郡议员的资格。1791年的法国宪法规定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只有积极公民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的法国，规定公民每年缴纳300法郎的税收才有选举权，缴纳1000法郎才有被选举权。美国在独立之初，黑人奴隶没有公民权，在计算州人口时5个黑人只算3个人口。直到1924年美国才由国会立法将公民的范围扩大到印第安人。就是到1960年代，美国的黑人事实上仍然没有获得平等的公民权，所以才出现黑人民权运动。妇女直到1920年代后才陆续取得公民权。参见陶东明：《公民政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2…23页。在20世纪，妇女和黑人的公民权长期受到歧视，女权运动、民权运动以及国际社会对废除种族歧视的努力体现了公民权的扩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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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国际社会对人权保护的空前重视，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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