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革命-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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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全球性的巨型大脑仍然处于不甚完善的婴儿期，还没达到成人的程度。但是，在人类历史中的某个不确定但是却至关重要的时刻，在人类大脑之外所储存的知识量超过了人类大脑里所储存的知识量。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我们对知识的无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实：我们人类物种历史中的这个真正重要的变化没有人知晓，或者说被人类忽略掉了。
　　这个“外部的大脑”正在以难以令人相信的速度扩大着。200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与系统学院的研究者们估算，仅2002年一年由印刷、胶片、磁盘或者光学形式所储存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量就相当于“50万个国会图书馆的馆藏”。他们说，那个量相当于“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可以假定，今天的速度甚至还要快。
　　只有当我们把这个爆炸性的外部储存量和我们所有60亿人大脑里的知识都加在一起时，我们才能得出我们人类的知识总量。我们可以将这个总量称之为“知识资源总量”（Aggregate　Supply　of　Knowledge，ASK）。这成为了我们革命性财富能够汲取营养的巨大的源泉。
　　我们不仅在扩大知识资源总量，而且还在改变它的组织、获取和发行的方法。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允许了越来越详细的询问、越来越多的将内容结合在一起和操作的方式。此外，迄今为止一直被西方逻辑和思维所垄断的体系将很快被其他的认识论和不同种类的组织思想的方法所丰富，因为我们正在向一个全球的知识大体系迈进。
　　因此，正当我们在改变着财富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在改变着财富与知识深层原理之间以各种形式表现的全部关系。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第一次欣赏到今天的革命性财富为什么与以往任何时代的财富有着如此巨大的区别。
　　忘掉老年性痴呆症
　　伯克利分校的调查并非测量新兴的全球大脑的唯一尝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计算机科学家迈克尔·莱斯克（Michael　E。　Lesk）也对此做了尝试，但是采取的却是不同的方法。
　　莱斯克先从我们60亿人的大脑开始，再根据我们的大脑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忘掉信息的速度来计算，大概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所有活着的人的全部记忆”相当于1　200PB的数据。1PB就是2的50次方，等于1　125　899　906　842　624个字节，那么1　200PB可是太多了。但是，莱斯克又若无其事地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用数字的方式将所有人的记忆都储存下来。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不是什么难事。”
　　他继续说：“普通的美国人每年花3　304个小时关注新闻媒体。”大约　1　578个小时花在了看电视上，还有12个小时花在电影院里。这些加在一起等于1　100万个单词，还有354个小时花在看报纸、杂志和书籍上。他提示说：“假若活70年的话，你会接触到大约6　000GB（兆字节）的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电码……”今天，你可以给自己的电脑买一个400GB的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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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明天的“石油”（4）
接着，他又把人脑里储存的信息和大脑外面储存的信息加在一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全世界大约共有12　000PB的信息，或者用通俗的话说，人脑记忆中每有1个字节，这个星球的网络大脑里就有10个字节。
　　最后，所有这些让莱斯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学生们什么都不需要记忆的这一天不会很远了，因为所有一切都储存好了。他们将随身携带一个小玩意儿，里面有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奇妙的问题。那个“小玩意儿”能不能也帮助老年性痴呆症患者？如果莱斯克说得对，我们不需要在脑袋里储存什么信息了，那么，将来人类大脑中的哪一个部分可能成为多余的呢？哪一部分仍然需要用于学习知识？
　　当然，对于所有这些数字和远离现实的推测人们可以含糊其辞。我们可以用这些估算谈论多种多重任务处理、非语言信息以及其他的问题。而且，信息和知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不用再提醒自己了。
　　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工作和莱斯克的分析（这两者都将信息变成了数字储存方式）都没有告诉我们所测量东西的意思。那么我们实际上所“知道”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的研究员阿德里安·伍尔夫森（Adrian　Woolfson）最近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尝试性的解答。伍尔夫森在他的《没有基因的生命》（Life　Without　Genes）一书中写道：
　　“在这个世界或者任何其他世界上所生存过的、能够生存的或者将要生存的万物都可以用一整套相关的事实和一套相应的逻辑联系进行充分描述。”
　　也许人们会一时冲动、过去抓住他的衣领质问，“啊，那又怎么样？”但是没有必要。伍尔夫森关于我们的知识的可知性讨论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最终，伍尔夫森也举起了白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所有这些储存量中究竟存在多少有意义的知识，或者说这些知识具有什么价值这一问题，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所有这些答案都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即在知识的深层原理中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之剧烈就连“革命”这个词也略显苍白。
　　事实上，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自我们的物种开始思考以来变动最大的世界知识体系。除非我们真正消化了这点，否则我们为未来所做的最好的计划也会失灵。
　　下面让我们来谈论那些有毒的西红柿和埋在地里的一个孩子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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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废弃的陷阱（1）
思考很重要，但是我们所思考的许多事实却都是虚假的。而且，我们所相信的许多东西都毫无疑问是愚蠢的。
　　尽管今天向我们汹涌冲过来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几乎要把我们淹没，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越来越多的东西实际上却越来越不真实。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即使我们能够相信媒体，即使每个广告商都是真实的、每个律师都诚实、每个政治家都闭上嘴巴、每个通奸者都坦白、每个语速极快的电话推销员都正直做人，情形也仍会是这样。
　　如果情形是这样，那么我们每个人、每个公司或者每个国家如何将知识的深层原理转变成财富呢？
　　有些知识在财富的创造中一直都很重要。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必须知道他们所追踪的猎物的迁徙规律，农民们对土壤的了解也越来越多。然而，一般来说，同样的知识一旦学会了，对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会有用。工厂里的工人必须会迅速、安全地操作机器，为了保住饭碗，技艺一点都不能生疏。
　　今天，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变化得如此迅速，人们必须在岗位上和在工作之余学习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学习变成了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但是并非所有的知识我们都能够迅速地掌握。而正是这一点可以让我们聊以自慰：如果我们所想的某些东西是愚蠢的，我们没有必要感到不好意思。想法愚蠢的也不光是我们自己。
　　原因就是，每一“块”知识的保存期都是有限的。到了某一期限时，知识就再也不是知识了，用更合适的话说就成为了“废弃的东西”。
　　昨天的真理
　　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算做知识吗？孔子的思想或者康德的思想算做知识吗？当然，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思想描述为“智慧”。但是，这些作家或者哲学家的智慧是基于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即他们自己的知识基础，而他们所知道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是虚假的。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了欧洲几乎2　000年的时间，然而他却认为鳗鱼是无性的，而且是“产生于……地球的内部”。他还认为印度洋是一个内海，这种地理认识上的错误数百年后仍有人坚持，比如托勒密和其他欧洲和###国家的学者。
　　公元3世纪，毕达哥拉斯的传记作家波菲利（Porphyry）信誓旦旦地向读者介绍说，如果你将豆类植物的一根茎叶放在一个陶器罐里，将其埋在土里3个月，然后挖出来，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孩子的头颅或者女性的生殖器。
　　公元7世纪，塞维利亚的圣伊萨多（St。　Isadore）向同时代的人保证：“蜜蜂产生于腐烂的牛肉。”500年之后，就连达·芬奇这样的天才也声称，河狸知道它们的睾丸会被人类用于医学用途。他断言说，当河狸落入陷阱时，它就将自己的睾丸咬掉，“不将其留给敌人”。
　　当原产于南美洲的番茄于16世纪传到欧洲时，非常聪慧的人认为这些番茄对人体有毒。直到200年之后林奈（Linnaeus）才给其正名。近在1820年，有一位十分勇敢的人吸引了一大群人的关注，因为他为了证明林奈是正确的，冒着生命危险吃掉了两个番茄。
　　但是过时的东西并非总是那么有趣。近在1892年，太阳系的行星木星有4个卫星在当时不仅是常识，而且自从伽利略时代以来已经被科学界所接受。那就是知识。然而，就在那一年，那个知识就过时了。当年的9月9日，利克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巴纳德（E。　E。　Barnard）发现了第5颗卫星。到2003年，天文学家们共发现了60颗卫星。
　　同样，在好几十年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都认为在我们的太阳系里有只有9颗行星。然而在2005年，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的一位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天体，并将其命名为Xena。这位天文学家和其他的科学家认为这个天体有可能是在太阳系轨道里运行的第10颗行星。
　　伦敦的生理学家厄斯金·希尔（L。　Erskine　Hill）在1912年报告说，实验证据表明，“空气的纯洁度并不重要”。假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没有学习到这方面的知识，世界上还会有多少人会死于空气污染呢？假如今天某个聪明的医生还遵照他许多年前在医学院所学过的过时的“事实”的话，还会有多少患者死去呢？假如营销的战略还基于昨天的奇思妙想，得有多少公司将像鱼那样死去呢？由于过时的金融数据，有多少投资打了水漂？那么，那些明天等待着发生的死亡和灾难该怎么办呢？
　　

第十七章　废弃的陷阱（2）
比如，让我们看一下欧洲核能研究委员会（CERN）的顾问委员会2002年9月的会议记录。夹杂在关于提供烟灰缸的决定纪要和“邮政投递服务的改变”通知中间有如下一个条目：
　　“如发生紧急情况，联系人员的名字应该重新储存在人类资源数据库里。”
　　我们会问，如果发生核事故紧急情况应该联系的人员名单为什么不在？回答是：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信息已经过时了”，而且，管理当局“没有办法保证系统的更新换代”。后来，欧洲核能研究委员会的集团主席亲自出马来过问这个问题。他指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潜在的人员损失是巨大的，必须找到解决办法。”
　　埃米莉的阁楼
　　现在清楚的是，只要是储存知识的地方，不管是数据库还是我们的大脑里，这个地方就有点像埃米莉姑妈旧杂物堆得满满的阁楼。这里面的事实、思想、理论、图像和领悟或是因变化而变得陈旧了，或是被后来可能更准确的事实所代替了。陈旧过时现象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机构和每个社会知识基础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
　　通过将变化的速度加快，我们也加快了知识折旧的速度。除非不断地、冷酷无情地更新，否则工作经验的价值就有所贬低。数据库等到我们将其建完时就已经过时了。书籍（包括这本书）也是一样，等到出版时它们就过时了。随着每半秒时间的逝去，我们关于投资、市场、竞争、技术和客户需求等方面知识的准确率就下降一分。结果，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公司、政府和个人都是将其每天的决策建立在过时的东西上——建立在那些由于变化而变得虚假的思想和假设上。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
　　当然，今天偶尔也有些过时的古董知识好像又恢复了生命力，甚至还有用处，那是因为其周围的环境变化了并且赋予了它强有力的新意义。但是发生更为频繁的则是相反的现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发达的经济里，公司都在吹嘘什么“知识管理”、“知识资产”和“知识财产”。尽管拥有这么多被金融符号、经济学家、公司和政府所碾压过的数字，可是却没有人知道过时的东西在决策失误中让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人们可能会问，给个人投资、公司利润、经济发展、脱贫项目和财富创造“拖后腿的”到底是什么呢？
　　此外，在所有这些问题的下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隐藏着的认识论上的变化。它不仅影响着我们所认为的知识，还影响着我们获得知识的工具。在这些思想工具当中，没有多少个能像类比法这么重要了。
　　人类如果不进行类比几乎不能思考或者谈话。爱尔兰的高尔夫球高手帕德里格·哈林顿（Padraig　Harrington）对一位体育记者说，“美国的一个公开赛真的能检验你击球的能力……你有点想成为一台机器了。”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牛顿的追随者那里，因为牛顿曾说过，整个宇宙就“像”一台机器一样。
　　还有那些被描述为拥有“电脑般脑袋”的人、“睡觉像婴儿”的人、投资要“像职业人士”那样的人和“像天才那样”思考的人。含蓄的类比也被植入了语言本身。因此，我们仍然按“马力”来给汽车评定功率，而马力这个术语则是当年将汽车和马拉的车做类比的产物。当年汽车曾被称做“不用马拉的车”。
　　但是我们所称之为类比的思想工具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使用。历来都很微妙的类比正在变得越来越微妙。因为只要世界在变化，原来相似的东西就可能变成不相似的东西，曾经合理的比较就变得牵强了。随着过去的比较逐渐地被废弃（往往难以注意到），以这些比较为基础的结论也就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了。变化的速度越快，类比的可使用寿命期就越短。
　　因此，一个深层原理（时间）的变化就影响了我们用于追随另一个深层原理（知识）所使用的基本工具。
　　总而言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在知识经济的专家们中间，也没有几个人太多地思考过这个所谓的“过时性规律”问题：随着变化的加速，更多的过时东西积累的速度也在加快。我们每个人所负载的过时知识的重担要比我们祖先所负载的担子重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珍视的许多伟大的思想都会令我们的后代捧腹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