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身官场-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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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有点少，嘴张了几张，也没有把这个意思说出来。

“考察”

在县委大院内，就数县委办的人员出门的机会极少，因为忙，每天的工作，就像中东地区的战事，这一场刚刚打完，新的战役就又开始了，大家根本没有出门的机会。偶尔远足一次，一般是到市委办或者到邻近县。又因为办公室的职能是直接服务同级领导，上级机关的文秘班子与县委办没有上下级的垂直领导关系，所以能够打着旗号出门联系的活动，即使是到最接近的市委办公室，其次数也屈指可数。到兄弟县与人家的县委办相互交流一下感情，还发生过几次，到了他们那里，都是亲死亲活的，高标准接待，喝了不少酒，彼此成为朋友，相互说起办公室工作甘苦，都毫无保留。要没有这点小活动，简直能把人憋死。所以，这次名义上出外考察学习，对中心组的成员来说，真是一场大喜事。

出发的这一天，据司马皋推算说，是个好日子、好时辰。公安局提供的带有警灯的车辆，是一台日本

进口车，性能相当好。美中不足的是，这车是平时押送犯人的车辆，简称“囚车”，让人觉得坐着有点不够体面，但人家公安局只有这么一台大一点、好一点的车，别无选择，只能用了。这辆车前边是双排座，能坐十四个人，此一行只去了十个人，比较宽松。后边是固若金汤的隔离室，虽然让人觉得别扭，但放东西方便，别说大家带的东西都不贵重，就是贵重物品，放在这里边，盗贼都不愿意来偷。出去了几天后才知道，坐这种车确实有好处，过路过桥费不用掏不说，进了大城市，如果走错了路，站错了道，闯了红灯，或者横穿了人行道，交通警察也不找麻烦。一路下来，畅通无阻，没有遇上任何困难。

出县城走了大约十几公里，丁主任让车停下来，开一个战地会议。让大家议一下到底向哪个方向前进，主要看些什么？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丁主任不说，而是根本没有定下来。为了满足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也为了在机关减少不必要的张扬，丁主任才采取了这种不想、不说的措施，给人以守口如瓶的印象，对于这次活动的严格保密，相当有效。

究竟到哪里去，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反正都充满了激昂的热情，展示了自己的地理知识和文学素养。还是公安局的司机小吴插上一句：“你们要想跑远一点，叫我看，最好到海边去，可以看看大海。”

查志强一听，马上表示：“对，我们就是要看看大海，开阔一下我们的心胸。”

诗人气质的邬庆云，此时怦然心动，脸上泛起红霞，项明春见状，也知道小邬确实对大海心向往之，就投了赞成票。其他几个人也都随声附和了。大家忽然兴奋地觉得，我们处在内地，城市和山早已司空见惯，最难得一见的是大海。平时说什么“心潮如大海波涛一样汹涌澎湃”，纯粹是从书本上学来的套话，除了在电视或者电影里见到过大海以外，谁也没有亲身感受过什么是大海。出门的机会这么难得，要好好地开发利用，看海才是最首要的选择，看海才让人觉得最富有诗意。

议到最后，大家一致倾向了这个意见，侯主任说：“丁主任你定夺吧。”

显然去看大海也中了丁主任的心事，他说：“就按大家的意见，去看看大海吧。”

翻翻地图，要想看大海，只有向山东出发最近，大家就决定先到山东再说，反正时间从容，“宋士杰告状——走着说着”，看了海以后再想看其他什么。

然后，进行了分工，丁主任说：“咱这一行，我和侯主任都不多操心，一切实行民主决策，让你们几个年轻人多负责任。这样办，司马和德保负责生活，安排食宿，小项和吉祥负责方向路线，志强和其他几个同志暂时没有具体活干，就多出点主意，当好参谋。一切为了保障安全。兵有头，将有主，大家选个团长吧。”

同志们马上说：“还用选吗？项秘书管方向路线，就是当然的团长了。”

项明春推托说：“这团长我不能当，那是丁主任的。”

丁主任笑着说：“别推了小项，你出门的机会少，别以为当团长有啥了不起，这团长其实是个苦差事，你就勉为其难吧。”于是，大家开始戏谑地喊项明春为“项团长”。

这一切定下来后，车辆欢快地前行。要出远门了，大家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兴奋。侯主任首先拿邬庆云开涮，说起了笑星黄宏、侯跃文的小品《打牌》，主要是说“女秘书”厉害，管得着老板。这一行，只有小邬是女秘书，你可要把丁主任管好。

丁主任脸一红：“胡说，我不是老板，谁当团长谁是老板。”

历来不爱开玩笑的邬庆云大方地说：“好啊，我就好好伺候团长大人，你们可别吃醋。侯主任，要是你当了大老板，你是怕老婆呢，还是怕女秘书？”

侯主任说：“两个都怕，一个也不敢得罪。”

在山东，他们顺路选了两个县，到人家县委办公室拜访取经，受到了热情接待，经没有取到，酒没有少喝。丁主任还是让查志强向人家要了一些毫无作用的规章制度，就算取到的真经，回去对谁都好交代，这也正是丁主任的精明之处。天下文秘人员都像亲弟兄一样，有许多共同语言。山东的同行们，豪爽热情得厉害，让这一行人多年后一听到山东话，就倍感亲切。山东秘书们得知这一行人是因为县委一把手在党校学习才出来跑跑，都说，真是个好机会，要不，整天瞎忙，哪有时间出来？我们若有这个机会，也到你们那里去学习访问。

一行人为了抢时间多看几个地方，丁主任叫侯主任和范德保每人买了一条厚厚的毛巾被，路边有的是饭店，车厢内就是旅馆，夜里赶路，白天观景。常言道，“要想享福，四门不出”，出门旅游本身就是找罪受。大家大饱眼福，坐车坐得腰酸背痛，也没有怨言。只有司机小吴特别辛苦，他总是在别人游玩时，自己在车上休息，大家上了车，司机就出发，好在小吴的身体“倍儿棒”，零打碎敲，一天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也顶得着。这一来，最苦的是“项团长”，别的同志休息了，他还要陪着司机熬。所以每天都比别的同志辛苦，毕竟是“团长”级别，觉悟、姿态自然得高一些，苦中作乐，也觉得高兴。只有邬庆云真的像个团长的女秘书，关键时刻，给项明春和司机不时地递过来削好的水果或者饮料什么的，小吴直夸：“小邬姐真好！”

虽然目的是去看海，一行人还是顺路去了

泰山。当晚连夜登上去了，第二天看了日出后，司马皋、项明春和小邬他们几个进了山神庙，在一个卦摊前，司马皋说抽一签，看看运气如何。小邬拉了拉项明春的衣襟，项明春立刻会意，这司马皋可能要问一问自己的前程。他俩相视一笑，就跟着司马皋一同前去。司马皋对着天空念叨一番之后，神色无比虔诚地抽签，第一签抽了一个“下下”，第二签仍是一个“下下”，第三签才抽了个“上上”，掏了五元钱给了算卦先生，得了一张黄表纸，上面写有几句签诗，司马皋读后，神色大变，折叠一下装了起来，不让他们两个看写的是啥内容，离开卦摊后闷闷不乐。项明春知道他肯定是因为没有弄到好签心里不痛快，就劝他说，别在意，司马，咱们坐车就是“上上下下”，坐车从来没有只上不下的。要不然总待在车上，哪有“风月无边”可看？邬庆云也说，明春哥说得很有道理，司马你算是替大家抽的旅游签，别往心里去。司马皋说，我就爱听项秘书的解劝，他总是把啥事儿都看得开一点，说的道理既通俗，又能服人。说了这话，脸色从容了许多。项明春知道他又想起了那次失误后，还是通过自己安慰才心情好了起来，对自己劝司马皋的话很得意。

他们赶到荣城看了大海日出，远远的海平面上，那个给大地带来光明和温暖的红日，像小鸡破壳，一跳一跳地拱了出来，升上了水面，竟然还留着一个半圆的轮廓倒扣在海面上，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租了一条渔船，到大海里兜了一圈儿。机帆船冒着黑烟，“突突”地欢唱着，在海面上破浪前进，犁出一道白色的深沟，让他们觉得既惊险又刺激。走到至深之处，项明春站在船头，双手叉腰，挺立作伟大状，虽然是在荣城，却产生

秦始皇当年“东临碣石”的感觉。忽然一个浪头打在船舷上，船忽悠了一下，差点把他摔倒，丁主任就把他喊了下来，项明春伟大感觉变成了羞惭，自嘲地说：“日他妈，这大海太不给人面子。”他们又在海滩上捡了不少贝壳，捞到一些嫩海带，都装在囚笼里。这些海带，闷在塑料袋里，两天后开始起热腐烂，解开一看，发出难闻的味道，没办法带回来，只得依依不舍地扔掉。在海边，人人踏着浪花，把下半身都弄湿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尝了一下又腥又咸又苦又涩的海水，都说这水看上去很美，其实不能喝，谁喝谁上当。范德保专门用矿泉水瓶满满装了一瓶，说回去让家里的同志们都尝尝海水的味道。

出了荣城，顺着海岸线，一路向北走，又到了青岛、烟台，本来，还想去旅顺、大连，要坐那么长时间的轮渡，大家觉得不合算，况且大海已经看足看够了，就不再去了。继续挥师北上，过天津，进北京，在北京玩了三天，这才折回返程的道路。

司马皋自从在泰山上抽的那一个签了后，再也没有当初出来时那种兴高采烈的心情，一路上闷闷不乐，大家谁也没有在意。他自己下了决心，回到家里，一定要采取措施，彻底改变自己倒霉的运气。

父与子

绕着中国东部转了一个大圈回来后，其他人重新进入了工作状态，只有司马皋没有多少的具体事情，在办公室里打打杂务。

司马皋很相信星相命理，平时闲暇没事儿，就钻研一些《周易》、《诸葛神算》、《麻衣相书》之类的杂学，颇有心得，却无成果。那次失误，虽然宋书记没有直接尅他一顿，他却惊恐万状，唯恐宋书记在心里画他一道子。后来，他扳着《流年运势》一书对照，果然看到那天他命犯“阳公忌”，诸事不利。想一想，那天确实有点怪，吃罢早饭就有点精神恍惚，心不在焉，跟宋书记出去，不经意间，出了几处小错，强打精神，才回到了机关。车进大门时，看见他哥在门卫房的台阶上站着，焦急地等他，见面后说父亲病重，吓了他一跳，马上和哥哥一起去医院给父亲抓药，就把宋书记交代的工作彻底忘了。

司马皋对自己的前程看得非常重，几乎融进了血液中，是与他的家教分不开的。他家离县城三十多公里，是一个靠山的小村庄，姓“司马”的只他一家，单门独户，老辈子也不知是从何迁来的，在这里生根以后，一直受大户人家的欺负。他父亲司马占方在饱受欺负中长成大小伙子，倔强的性格让他决心同命运抗争，上小学时国语读得是全班最好的一个，后来上不起学，在家里放羊、种地，慢慢地长成了一个很有能力的庄稼汉子，给地主扛长工，东家很喜欢他，把女儿嫁给了他，也没有能够改变他苦难的命运。到了解放初期，姓司马的终于赶上了好时代。穷人们扬眉吐气，司马占方拿起了枪杆，当上了民兵连长，开始神气起来。有了土地，就跟那个地主丈人翻了脸，上台批斗丈人时，狠狠地扇老汉耳光，老婆啜泣不敢吱声，小舅子见他就躲，从此两亲家互不来往，仇人一般。小乡的党组织感到他的阶级立场坚定，发展他成为预备党员。当上党员的第二天，上级开始动员青年当兵，补充抗美援朝部队，他又当上了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本来司马占方是个独子，按政策是不能征兵的，可他非常坚决，为了走向更远更高的憧憬，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老婆知道他志向高远，不敢阻拦他，心里揪成一团，认为很可能是就此一别，哭得像个泪人儿。当他披着大红花，在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的时候，老婆瘫在了家里的门框后边，母亲也跟在后边哭泣。接兵的首长劝她说：“大娘，你儿子当兵，全家光荣啊！”老太太也不知啥是光荣，一个劲儿地哭着：“俺不光荣嘛，俺不光荣嘛。”让司马占方觉得很丢脸。

入伍后，司马占方在本省一个兵营接受了几个月的新兵训练，正准备开拔去朝鲜，“三八线”上停战，板门店谈判正在进行。他们这一批战士连本省都没有走出去，就重新整编。时值冬天，司马占方正好犯了从小就落下的支气管哮喘病。部队首长原来知道他多多少少识几个字，在当时是少有的文化兵，有意留下他继续培养，就派人叫他谈话，动员他留在部队。他见了领导，咳嗽得直不起腰来，首长很关切，问他什么时候得了这个病，吃药没有？他太老实，不领会首长意图，对组织少有的忠诚，让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自己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卫生室给他开了几片药，吃了下去，不怎么管用。领导一听，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就放弃了动员他继续留在部队的念头。他这个兵只当了八个月，就算当到头了。后来，司马占方一想起这段经历，就直恨自己，真是“一言丧邦”啊。他后悔当时要是机灵一点，对首长说句瞎话，我这病是近几天才得的，恐怕肯定不会是今天这种样子。部队不仅要给他治疗疾病，还要把他留下来，说不定现在当上了师以上干部。因为他偶尔一次从儿子拿回家的《解放军画报》上看到，军队的一个大官的照片，相当面熟，看看署名，仔细想想，这个人就是他们那个部队的，和他同时期入伍，曾经在新兵连上发过言。司马占方光荣退伍时，人家不怎么光荣地继续服役。到了现在，一个农民，一个少将，真是天壤之别啊。

司马占方认定，只有当官，才能出人头地，没有权力，就总是受人家欺负。他下决心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大儿子却不成器，一上学就头痛，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好在可以挣工分，弥补了因为他身体一直不好给家里造成的困难。只有小儿子司马皋用功刻苦，还喜欢写文章，甚得老司马的钟爱，经常给他灌输一些一定要当官的思想。这本来与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是一个道理，但在当时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中，却是石破天惊的。司马皋接受这些教育，是从自身的体会出发的，与他同龄的干部子女，无论从各个方面都占有优势，他从小就受他们的欺负和侮辱，再加上亲眼看到父亲被批斗，心里非常仇恨人间这不平等的现象。他上初中时，有一次从父亲的衣袋里看到一张血票，知道父亲为了给他交学费，到县医院卖过血，就偷偷地哭了一场，发誓要学出个样子，不辜负父亲的养育和教诲。

司马皋没有能够考上大学，不是因为本人没有努力，而是他受的教育太差了。他受的高中教育，教他的老师都是小学教师拔高教高中的，可想而知教学水平有多高，在那个年代混个高中毕业文凭，实在学不了多少东西，即使学到的也难保是一些不准确或者不正确的知识。当时县委宣传部正好要培训一批农村通讯报道员，各乡镇都有名额，报名的人远远不够。司马皋听说这个消息后，就报名参加了，并且经过培训，掌握了新闻写作的技巧，学以致用，给本乡写出了好几篇在市级党报上发表的文章。公社党委书记十分爱才，向县人事劳动局要了一个“亦工亦农”的指标，把司马皋安排在公社机关里上班，当上了公社的通讯专干。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