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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课-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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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为这事,就是觉得我们俩不好了。我觉得你要出去找别的女人了。”

“瞎说!你要不放心,就多跟我在一起,下次去金卓如家你还去吗?”

“你想让我去,我就去。”

“好,睡吧。”

我轻轻抚摩着她的头发,哄她慢慢睡去。

059

三天之后,我带上梁莹又去了金卓如家。这次事先有约,金卓如亲自接的电话,听说梁莹还会来,在电话那头半天不说话。我们刚拐进胡同,就看见他在门口等着了,如此一位声名卓著的大画家竟然会在家门口翘首企盼我的到来,真让我受宠若惊。

他把我们迎进客厅,坐到沙发上,一副笑吟吟懒洋洋的样子。而梁莹呢,也不像上次来的时候那么羞怯,可以坦然承受金卓如的目光,并且用目光回应他。虽然没有任何交谈,但我感觉他们的心理距离比上一次见面要贴近许多。我已经来过金家好多次,对金卓如的前半生也算是了解比较多的一个人,但我依然感到距离他很远,望尘莫及,遥不可及。梁莹比我离他近,因为她是女孩,因为她是他钟情的模特。

“你今天要我谈什么呢?我已经忘记讲到哪里了。”金卓如对我说,他在看梁莹调整好录音笔,抬起头来望着他。

“解放前您都讲完了,上次倒是讲了一点文革前的事,您刚到美院时的一些情况。”

“哦,上次是讲了一点。我回国之后,刚到美院很不适应,不适应当时的教学方法。那时候提出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艺术为政治服务,表现工农兵的形象,与我的美术理念格格不入。还提出‘革命画派’,无非就是从苏联搬过来的,特别是苏联美术教育的那套素描方法。你要不这样画,就不革命了,就是反革命,谁敢不这么画呢?于是出现了大量公式化、概念化、千篇一律的作品,搞全国美展,请外国人来参观,老外说,这位画家精力怎么这么旺盛啊,能画这么多作品。他们还以为是一个人画的,你说可笑不可笑?”

金卓如又“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对这一套当然很反感,我在巴黎什么画派都见识过了,觉得这是小儿科的东西,如今却被奉为金科玉律,就很瞧不起周围的好多教师,觉得让他们教书简直是误人子弟,无形中招来了不少人的嫉恨,有人不服气,想跟我比试,他的画我随便画,画得比他还好,我的画他一幅也画不出来。于是一帮人联合起来压制我,连有些校领导也这么干,什么画展都不让我参加,可我的作品还是能经常在报刊杂志上见到,让他们恨得牙痒痒。所谓才多见忌、木秀风摧,不论哪个时代都是这个道理。”

“那时我最大的苦恼,是画不了人体画。虽然人体素描课因为毛主席的批示没有被取消,但已经严格限制在课堂作业的范围里,绝对不能拿出去发表。我画得再好,也只能放在家里,对于一个画家来说,作品见不了天日,比什么都痛苦。当时我想,要是以后永远都这样,那我的才华不是被埋没了?那时年轻,不懂社会,不懂历史,不知道真正的艺术只能埋没于一时,是无法被永远埋没的。虽然有些绝望,但我没有停止手中的画笔,继续画人体油画,并且尝试用毛笔和水墨来表现人体,开始了最初的探索……”

“您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江葭的妈妈?”

“那时还没有。认识她妈妈江蒹是在60年。她的名字本来是‘坚强’的‘坚’,我后来给改成了‘蒹葭’的‘蒹’。她原本是个跳高运动员,还在北京市的运动会上拿过名次,后来撕裂了跟腱,就到美院来当人体模特了。文革前美院的模特,要么是运动队退役的运动员,要么是歌舞团年纪大的女龙套,要么是舞蹈学校分配不出去的女学生,都是固定工作,按教职工给待遇。因为有毛主席的批示,大家就觉得人体模特也是干革命分工不同,没有人歧视。一搞文革,全都给否定了,干脆取消了人体教学,说是资产阶级玩弄劳动妇女的东西,我有一个罪名就是玩弄劳动妇女的资产阶级大流氓。江蒹刚来美院的时候,是很受老师和学生尊敬的,和现在美院的风气大不相同。”

“您是怎么认识她的?”

“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美院的人体课都是我讲,三个年级的都是我讲,所有的模特我都认识。她来上第一堂课,很紧张,但我讲了十分钟之后,她就放松下来,到底是运动员出身,胆子大。我觉得她比较理想,个子高,身体匀称,骨骼清晰,线条流畅,面容也很清秀。因为是运动员,所以肌肉比别的女模特要结实得多,最接近我在巴黎时碰到的西方女子,我一下子就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一边讲课一边走神,在心里说,我找到了。找到了,就不会放过了。

“下课之后,等她换好衣服,我私下对她说,你的条件很理想,我想请你给我当模特可以吗。她刚到美院,自然很谦卑,马上就答应了。那时候是根本不可能公开发表人体作品的,所以女模特们没有现在的很多顾虑。我就这样抓到了一个理想的模特,而且不用支付任何报酬,简直比巴黎的条件还要好。

“她第一次到我宿舍的时候,为了克服她的紧张心理,我让另外一个女模特陪着她。那个女模特陪了几次之后,她就习惯了,敢一个人来了。我们合作得很好,她很聪明,我一说她就知道应该怎么摆姿势,而且还尽可能坚持到最长的时间。我很注意她的身体状况,让她多休息。夏天宿舍炎热,我浑身是汗,但也不用蒲扇扇风,害怕空气流动会让光着身子的她着凉。冬天虽然有暖气,我的宿舍里依然生着火盆,以防她挨冻。一天的人体写生完毕后,屋子里就充满了煤烟气,害怕中毒我只好在夜里开着窗子,任北风呼啸,躺在三层被子里直打哆嗦。开始的几次她很拘谨,对美术也并不感兴趣,但来的次数多了,渐渐开始欣赏我的人体素描,特别是以她为模特的那些画。她意识到我把她画得很美,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居然这么美,就更主动更积极认真地配合我。对于画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模特如果只是袒露了她的身体而没有敞开她的心扉,画家就无法把她的精气神凝聚在纸上。一年之后,她到我这里就非常随便了,当着我的面一件一件地脱衣服,在休息的时候还会光着身子来回走动,翻我书架上的那些从巴黎带回来的画册,和我交谈,穿没穿衣服已经不成为我们之间交流的障碍……”

“你们就逐渐喜欢上了?”

“没有,我连想都没想过。因为58年我就被打成右派,成了半个罪人,哪还会想有人敢嫁给我?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不允许美院教师和模特谈恋爱,请人当模特画人体画,已经够惹眼的了,再搞上男女关系,那还不要了命吗?即使我有那个心思,也要替她着想,她还不到20岁,我都快40了,年龄上也不太合适。她一个大姑娘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硬要嫁给一个右派?所以我从来没动过心思,与她就是单纯的教师和职工、画家和模特的关系,非常非常单纯。在我们的交往中,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意思,连一句话语、一个眼神都没有。”

“那后来是怎么有了感情呢?”

“说起来你肯定觉得好笑,是因为馒头。”

“馒头?”

“是啊。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几年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农村饿死了好多人,城市里强一点,北京更强一点,但还是吃不饱。美院虽然没有停课,但只上半天课,上午上课,下午卧床休息,保持能量,免得饿死。也因为下午不上课,我才有大量的时间请她来当模特。我们那时的伙食供应,早晚是一碗稀粥,中午是半个馒头,一点咸菜,教职员工和学生都一样。在她为我当模特的时候,我发现,她吃不饱。当时人人都吃不饱,但男人比女人更容易饥饿,因为生理特征不一样。但她是个例外,她是运动员出身,更不耐饿。她给我当模特的时候,经常掉眼泪,时间长了我才明白,原来是饿得受不了。我想,她给我当模特是额外的工作,要消耗体力,就想把自己的伙食分一点给她。中午的半个馒头,我再掰成两半,这样她给我当一次模特,就可以多吃上四分之一个馒头。”

“原来她是为那四分之一个馒头才给你当模特的呀?”

“不能这么说,因为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馒头,后来她也经常不要那四分之一个馒头,让给我吃。但第一次吃那四分之一个馒头的时候,她咬了一口就哭了,因为没力气,只是静静地哭,泪水也不多,但哭得很伤心。我就安慰她,劝她不要哭,我说,我们国家还是有希望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会过去的,你还这么年轻,会看到祖国美好的未来的。”

“她因为那四分之一个馒头而感激你,所以嫁给了你?”

“这是最初的原因吧。从她吃馒头后,我们的交流就深入多了。她总说一句话,金老师,你是个好人。但好人只是好人而已,还不是爱人。真正挑明的一次是因为我在画她《文!》的素描时饿昏了。那天下午我《人!》感觉特别不好,眼前恍恍《书!》惚惚的,看她的人体《屋!》都是重影,但我还是坚持着画,画着画着就一下昏了过去。那时候人饿昏了不用送医务室,因为医务室也没有治饿的药。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她往我嘴里灌水,看我醒过来,就抱住我哭了。她那时也没穿衣服,我也把她抱住了,我们相拥着躺在床上,没有说话的力气,更不可能做什么事,就那么躺着,像两个奄奄一息等死的人。那天晚上,她把自己的一碗粥给我喝了,我才觉得身上有了点力气。后来几次为我当模特,都没吃那四分之一个馒头,我们就这样算是有感情了。”

“这样就算恋爱了?”

“不是。那时候恋爱是要向组织汇报的,不汇报私自谈恋爱,是要挨批评受处分的,也为人所不齿。开始的一年,我们的感情是秘密进行的,虽然她还是脱得光溜溜的给我当模特,但我们之间居然一点身体方面的接触都没有。真正建立恋爱关系,是在1961年下半年,一次汇报思想的时候,她向组织汇报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汇报,事后问她,她说,既然有了感情,不汇报就是对组织不忠诚。那时候的人就是那样的思想。关系挑明了之后,组织上做工作,不许她和我这样的右派分子恋爱,甚至有人对我说得很难听,说我这个右派分子在勾引她。她家里也很反对,她父亲说,如果她嫁给我,就只当他没生养过这么个女儿,但她后来还是嫁给我了。”

“她很坚持吗?”

“不是坚持,而是无奈。那时候的风气是,人只能谈一次恋爱,即使只谈过恋爱并没有失身,也被认为是犯了一次错误,别人就不愿意要你了。她既然向组织汇报说跟我谈了恋爱,这事一传开,美院还有谁会要她?她父亲到学校来闹过,闹得她家街坊四邻都知道了,在校外也很难找到对象了。所以这么一闹,她如果不嫁给我,几年之内是肯定谈不成恋爱结不成婚了。”

我笑了笑,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感到不可思议。梁莹也摇了摇头,现在的我们看那时候的人,简直像在看外星人。

“你们当然无法理解了,时代的变化就是如此之大呀。让现在的年轻人再去过那时候的生活,就是十个伟大的毛主席也办不到,这就说明时代进步了。可那时候的人对毛主席无比爱戴,包括我在内,虽然被打成右派,也没怪到毛主席头上。只是因为我是从欧洲回来的,见识过西方,所以看问题的角度会与国内的人不一样,有时候客观一点,但这点客观成了巨大的祸殃,到文革一爆发就在劫难逃了。”

060

“您还没说您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呢。”

“那是在57年。3月份的时候,毛主席讲了话,要党外人士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给各项工作提意见。美院天天开会,大会小会,要大家提意见,不提意见不散会。我才35岁,没啥政治经验,既然是毛主席号召,就提吧。我提了两条,一是建议要发展人体美术,不仅要在美院开人体素描课,而且要允许发表人体美术作品,把人体画真正当作美术的一个分支来对待,而不仅仅是一个基础功课;二是提倡美术界百花齐放,不要被苏联的素描模式框死了,欧洲的也要学一点,现代派也学一点,什么流派都允许学生学一点,好坏让他们自己判断,自己选择,表现工农兵要丰富多样,不要简单划一,要有深度,就是这些。”

“这没什么问题呀?”

“是呀。可到了5月份,风向突然变了,要打击右派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到了下半年,每个单位都要按比例划右派,美院的比例是5%,也就是说,二百多个教职员工,必须划出10个右派,就这样,我被划成了右派。但在57年,对待右派还没有像文革时那样,你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虽然大会小会要被批斗,在人前抬不起头,工作生活都还可以勉强维持正常。可到文革就不一样了,右派离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了,而我又刚好有了那封‘里通外国’的信,最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和特务嫌疑。”

“是罗斯从法国给您写来的信吗?”

“是,我还是接刚才的话头说吧。自从江蒹向组织汇报了我们的恋爱关系之后,我和她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命运因此把两个人捆绑在了一起。她想和我分手,但又找不着别的对象。而在课堂上她还要当模特,我还要上人体课,还必须经常见面接触。到了62年的春节,大年初三深夜,她突然来我的宿舍,她说,她被家里赶出来了,爸爸喝醉了酒,把她臭骂一顿,赶了出来。她在寒冷的冬夜里徘徊了几个钟头,实在冻得受不了,就来找我了。那时候没有单位的介绍信,根本住不上旅馆,没人收留她,只好来找我。她就在我的宿舍里过夜了,我们也发生了关系。第二天她母亲来找她,发现了我们的私情,把她领了回去,想隐瞒这件事。谁知道两个月后,她怀孕了,那个年月不是已婚妇女,没有单位的介绍信,想流产是根本不可能的。到了这个地步,她家里才同意我们结婚,我当然要对她负责,别无选择,我们就这样结了婚。结婚八个月后,生下了江葭,因为婚后不到十个月就生了孩子,美院还处分了我们。”

“这样看来,你们的结合并非完全是感情因素?”

“应该说有感情因素,但也有形势所迫的因素,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换了时代,也许就不可能了。婚后的几年我们的感情不错,虽然我戴着右派帽子,她还是很照顾我,为我潜心作画提供了好多生活上的服务,这是我一生中最感激她的地方。到了1965年,罗斯从法国来了那封信,她虽然看不懂,但我们之间的感情产生了裂痕。之前我从未对她讲过罗斯,也从未讲过自己在法国的经历,她觉得受了伤害。”

“罗斯在那封信里说了些什么?”

“也没什么。罗斯说,她在一份介绍中国美术的杂志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和作品,知道我在美院,才写了这封信。她后来结了婚,又离了婚,现在带着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在巴黎生活得很艰难,问我的情况怎么样。我没有给她回信,后来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现在也不想联系。如果她还在人世,我也不想让她知道她的那封信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因为那不是她的过错。她写那封信的时候,我回国已经15年了,她还没有忘记我,而我几乎把她全忘了。”

“江蒹见到了那封信,又向组织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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