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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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倒是很想得开，每次辅导他儿子的时候，他总是说：“没关系，考不上你就去当兵。”他为孩子铺好了后路，孩子还能走这条吃苦费力的升学之路吗？他心猿意马，心有旁骛，我回天无力，非无能也。

前年，我有机会和王明祥的二儿子在酒桌上见面，他十分感慨。又一次提起当年我在地头上给他讲解“综合除法”的情景。

一个大学教授，念念不忘他的“老师”，实在难得。其实我也就是他的“一字之师”而已，我并没有天天地给他上课。

他没有忘记老师，我更不会忘记我的老师。我的老师良莠不齐，很难用一句话来说出我的感受。

　第二章　　我的老师　　1　挨校长打的老师（活该挨打）

第二章我的老师1挨校长打的老师（活该挨打）

从1970年9月1日到1976年8月1日，我有幸当了几近6年的民办教师。40来年过去了，好多人还叫我李老师，尤其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们。

别人叫我老师，那是一种尊敬与人称符号的混合。我的学生叫我老师，那是师生情感的隆重闪回与重温。

记得那时是隆冬时节，早上我刚刚起身就听见有人喊“李老师”。等我打开房门的时候，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他嗔怪地说：“李老师，你怎么连一块豆腐都舍不得吃啊？我在你门口喊老长时间了！”我很尴尬，他并不在意，直奔屋里来。

是的，那咱我已经在公社上班了，我们是非农业户，我家没有大豆换豆腐，也舍不得花钱买豆腐吃，我的月工资只有35元，要养活5口人，供三个孩子念书……这些他怎么会不知道的。

老婆不认识他，他是我的学生王作东，卖豆腐的。进了屋，他不由分说就把厨房的一个大盆拿走了。他给我捡了满满一盆的豆腐，往厨房里一放，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禁不住这个感人情结的冲击，像卤水一样苦涩的眼泪冲破了我的克制，流进了我的嘴角，咽下去却是永久的甘甜。

在二道房学校念初中的时候，王作东很个性，甚至有些另类。他和许多同学、老师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经过我的家访，才知道他的父母都有病，常年不能下地干活。他要做繁重的家务，很少有时间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就被认为他很孤僻。我对他的家境有了了解，并耐心地做好了同学们的思想工作，他们他渐渐地和他“合群”了，还当上了班级的劳动委员。

那次家访，他哭了，他说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亲近、体贴……

他哭的时候我很心酸，同病相怜吧。

我念了12年的书，算起来教过我的老师一共有30多名，其中班主任就有14名。回想起来，能像我对待王作东那样对待我的老师，可说是“麟毛风角”了。难道是我生来就讨人嫌吗？直到如今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1952年我8岁了。初秋开学的那天，是我自己和堡子里的孩子，一起去月牙河初小上学的。“初小”，就是没有五六年级的学校，“完小”就是完全小学，一到六年级都有的学校。月牙河是离家最近的一所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上学了。

月牙河学校校舍很是简陋，算办公室在内只有三间草房。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只有一间房，却要有三个班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叫做“复式班”。

那时的学生很多，解放前没机会上学的都赶到了一起，所以一年级最大的学生比我大四五岁。我年龄小，个子矮，自然坐在前排上课，离老师很近。老师讲课不时地把唾沫星子喷到我的脸上，我没有办法躲开，地方太狭窄了。一条一米多一点的长条窄木凳，挤着四个圆头圆脑的家伙，挤得你有屁都放不出来。我常常是半个屁股坐在那上面，一不留神就闹个“屁墩”，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来。若是上音乐课，好几十张嘴能把房盖震下来。这样的教学环境，教学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别看这样，孩子们缺席逃学的很少，几乎一个都没有。图啥？除了热热闹闹的，就是热气腾腾。即使斗大的字一年下来认识百八十个的，家长孩子都皆大欢喜，那是文化，从来没有过的文化。

开始教我们的老师姓李，年轻的，没几天就被这“乱哄哄”的课堂气走了。新来的班主任姓傅，叫傅良己，年龄像我的父亲。他红脸膛，个头不是很高，却很有耐性子。

傅老师第一堂课上的是语文，一进教室自己先整理一下衣帽，并不紧不慢地走到黑板前。他拿起粉笔，手举过肩膀，要写字却没写，也没有说话。学生觉得挺奇怪，一下子就静了下来。然后，他轻声地问了一句：“谁会写缝衣服的‘缝’字？”显然他在问“高年级”。见没有人回答，傅老师又追问一句：

“谁会写，就举手！”

教室里还是鸦雀无声。我回头回脑看没人举手的动作，被傅老师看见了，他对我说“你会你就上来写”。

高年级学的字我会写吗？当然了。别忘了我们是“复式班”教学，老师轮流给各个年级的学生讲课。老师不乱讲，学生可以“乱听”，所以我会写那个“缝”字，就去黑板上写了。写完，傅老师用很大的声音说了一个“好！”接着，他又一字一板道：“这么小的一年级才来几天，人家都会写，你们3年级的怎么就不会？”

教室里更肃静了，许多同学都在瞅我，我心里直扑腾，那时我还不会写“骄傲”与“自豪”那些词汇，但体验得到其中的滋味。

从那天起，班级的秩序“唰！”地好了起来，傅老师也“嗖！”地高大起来。

其实，50多学生至少也得有几个会写“缝”字的，也许是傅老师的师道尊严把他们吓回去了吧。

在以后的学生时代里，我从来没有忘记傅老师对我的表扬，时时在鼓励我上进。可是，有谁会想到，这样的老师竟然被校长打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傅老师突然被调走了，去了李家窝棚学校。

那是一天的早上，学校的院子里停着一辆马车，装着一些行李书本什么的。另两位老师正和傅老师说着话，就叫告别吧，那时我不懂，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站在一旁看。

不知什么时候，好多大一点的学生围了过来。他们每个人都拿出一盒烟来，塞给傅老师，有的挤不过来干脆扔到车上。我清楚地记得，那些烟有“握手牌”的、“大前门”、“哈德门”，在车上堆了一堆。

在当时，一块豆腐二百元（即现在的2分钱），一盒“握手牌”是一千二百元（即现在的一角二分钱）刚解放，农村的农民家家都没有钱，吃块豆腐就是过年过节了。

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傅老师哭了，声音很大，学生们也跟着哭。傅老师逐个给他们擦眼泪，自己却止不住。

送傅老师的马车走远了，满院子的学生和家长还在眺望，期待他还会回来。

他没有回来，两年后他又调走了，和我父亲一同去了回回营学校，离家30多华里。于是，我也有机会打听傅老师的一些情况，我大了，知道去关心别人，尤其是我崇拜的傅老师。

父亲说他们相处得很好，何况还是亲戚呢。那时我才知道，傅老师和父亲都是姥姥家族的门婿。

在回回营学校，他们每天都是自己做饭，切菜用的是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军刀，很锋利，我见过。当时走夜路，在农村时而会遇到狼，常常带在父亲的身边以防不测。然而，正是这把日本的军刀，“文革”期间把我的心再次戳伤。我不明白的是，军国主义为什么和我画上了等号！那是后话。

又过了十几年，等我当了老师，我们师生同属于一个学校的教员了，都得听另一个姓傅的校长的指挥。

傅校长，本地人，共产党员，是从本县兴隆店中心小学调回来的。他和傅良己老师是同宗同族的哥们儿，但有点冰火不同炉。傅校长很那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他的强项。即使上边没有什么新的精神可以执行，他都能把他的特长发挥得十分完美。

一次，一个姓刘的初一学生，与一个姓董的女生发生了口角。不知道她是那句话说错了，或是被人理解错了，傅校长就说姓刘的学生打击的不是“董”，说她矛头指的是“黄帅”，就要布置批斗会。

那时的黄帅也是响当当的“反潮流”标本，她无辜，被四人帮利用了，成了炮打臭老九的先锋。刘与董的事闹得很凶，后来在家长的强烈干预下，和老师沉默地抵触下只好作罢。至此，傅校长威信扫地，威严丧尽。

罢是做了，憋在肚子里的气不出是不行的。活该傅老师倒霉，这股恶气喷了他一身一脸，落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刘与董事件过后的一天下午，傅校长指令几个老师给玉米脱粒，我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事是少不了我的。我们一直干到日落还没有收工，已经是饥肠辘辘汗渍斑斑了。傅老师见我们连累带饿，就去宿舍给我们找些吃的。

宿舍也是食堂，平时不做饭，也没有老师在那吃饭，只是到了晚上烧烧炕，免得值宿的老师睡在凉炕上。

因陋就简吧，傅老师拿了些玉米粒就给我们蹲在灶坑那烧，不想被原本是来监工的傅校长逮个正着。不由分说，傅校长上去就是一脚，傅老师被踢个“仰巴叉”，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宿舍离我们干活的地方很近，听到连打带骂的动静有点不对劲，就一起涌了进来。傅校长并不为此住手，又是一脚上去，还恶狠狠叫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傅老师没动声色，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傅校长，眼睛里喷着火。我扶起了他，安慰了几句。其他人没有吱声，活没有干完，一个个愤然离开了学校。

此地无声胜有声。“成何体统！”，是大家的呐喊，让傅校长喊出来了。

傅老师是有点不成体统，私自动用学校的玉米，饱我们几个人的私囊。那么，一位表面斯文，一位堂堂的校长对同志大打出手，污言秽语地辱骂就“成何体统”吗？

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也听说了这件事，好像很有同感，在生产队烧玉米豆子叫队长看见，一般来说是绝对不行的。但多数队长对此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更没有一个动粗的。所以大家议论，还是傅校长坚持原则。当然，也有认为他该打的，那是个别的队长。我也觉得傅老师该打，不过，他该打的理由只有我、傅老师、傅校长知道。

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时候，傅老师因为说了实话，被定为“中右”。“中右”不被免职，但得接受斗争，得写悔过自新的材料，得让你重新做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与监督。“中右”不是右派份子，更不是革命派，你要时时提防着，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可能。换句话说，傅校长打你是轻的，给你带个帽子那可就悲惨了，你就偷着乐吧，你还敢反抗？

　2　乌鸦颜色的老师（颠沛流离）　　（1）

2乌鸦颜色的老师（颠沛流离）（1）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九月初九是我的生日。4年后，我能很清晰地记忆一些事情了，那是公元1948年秋末冬初的一个早晨。

日头刚刚出来，母亲就拉着我来到街上。

街上的行人似乎有些匆忙，相互间交头接耳，戚戚喳喳地说着话。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是看懂了他们的表情——神秘兮兮的，难掩一种兴奋的神色。

母亲自然明白我在疑惑什么，也许这就是她领我出来让我明白明白的目的吧。母亲弯下身来，一遍又一边地告诉我“解——放——了——你懂吗？”究竟什么叫“解放”我说不清楚，只觉得那天大人们的神情很异常，于是我就记住了“解放”这两个字，第一个记忆中的新词儿。

那天，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街上车辙的痕迹很多很乱，到处都是，母亲特意让我留意看的。很显然，母亲对那些车辙很感兴趣。听大人们的议论，说那车辙是八路军朝新民方向走时留下的。

后来我大了，知道1948年10月29日是新民的解放日。在新民的地图上，我的家乡董家窝棚位于新民的最东北，东与新城子区相邻，北和法库县隔辽河对望。由此看来，我断定家乡要比新民早解放至少几天吧，现在已无人记起。

在那前前后后的日子里，我几乎见不到父亲的身影。白天，他在农民会那管些分田分地的帐目，晚上要去学校教青年男女们唱歌，那时的学校还没有学生。不久，学校正式开课了，有了学生，父亲就是那个学校的第一任老师了，也是唯一的一个老师。从此，他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离休。

父亲和我认识的许多老师一样，历史上有许多“污点”，都披着一身乌鸦的外衣——乌鸦颜色的老师。

父亲当过伪满国兵、伪警察、清剿队队员，黑色的履历，难以洗清啊。要不是在土改时父亲“干过革命”，我家的成份肯定是富农以上，母亲告诉过我，我信。

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才奇缺。这些所谓的人才，100％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大都是地主富农的家庭，真正的贫下中农，怎么能念得起书？在解放前，贫下中农之中，偶尔也有那么一两个识文断字的人才，但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下中农，而是土改前家境衰败了，破产了，土改的时候就被定为了贫下中农了。这些文化人，才是社会大变革的宠儿，就像傅校长，他们在以后的各个阶段的政治风暴和动荡中，有着十分保险的不受任何冲击的护身符。反过来，他们又可以按照特定的模式与方式，随心所欲地出击他们以为得计的目标与猎物，而屡屡得手且扶摇直上。这种印记，深深地扎在他自己和他人记忆的档案里。

人类时间的指针已经定格在90年代了，傅校长依然在上演他的拿手好戏，令世人嗤之以鼻。

他早已退休了，早已搬离家乡这块生他养他的沃土，但他又杀回马枪，让家乡人受伤。他说他养鸡没有饲料，就来到了西房号学校，拉走了那么多的玉米，没留下一分钱，只留下“嘿嘿”一笑，黑着脸走了。几十年了，他掠夺的本性还没有泯灭，可见他的心该有多么的黑，然而却披着一袭红色的外衣。别的老师黑在外表，他却黑在心里，不一样的黑。

傅良己老师从月牙河转走后不久，由于新民农村行政区划的重新组合，我们堡子的孩子都去了团山子完小读书了。新的学校洋味十足，学校有洋鼓洋号，有篮球架，讲台，给学生们耳目一新的视觉。

团山子完小学生很多，老师更多，从此我们告别了复式班。值得至今还怀念的，是每周一学校都要举行升旗仪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听到国歌。记得升旗的时候，学生唱国歌的声音特别小，都不敢张嘴，在嗓子眼里唱。谁的声音大了，谁就会被大家回头回脑地看，很是不好意思。也许是那时候的孩子没见过什么，害羞吧。和国歌同时会唱的歌，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想，以她作为国歌更适合我，我常在心中吟唱她，激起我向往美好的涟漪。

到了新的学校，我被分配到一年乙班。那时学校班级的排列顺序沿用了解放前的制式，也许是那个学校曹校长的习惯势力使然吧。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这顶帽子一直戴到坟墓里。平反昭雪的时候，是他自己不愿意“摘帽”的，也不打算要很是丰厚的“经济补偿”，是他固执还是什么的，我不得而知。

新的班主任老师，令我们这些新同学很是惊奇——怎么会是一位女老师啊！那时我认识和接触过的成年女性，没有一个是有文化的，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不简单了，能写出来自己名字的几乎是麟毛风角了。

这位女老师姓姚，叫姚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