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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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到公社当临时工上班的时候，他在我们公社从书记的岗位上退休了，待不住，就做机关的常客。有时候晚上没事可做，我们常在一起打扑克，对他的为人、性格有了一些了解。

王书记头脑很机敏，扑克打得也好，要是输了，你就遭殃了，直到他赢了才罢休，往往玩到后半夜才结束。争强好胜，就是他的性格，工作上也一样。所以，他退休后很少有人和他来往，说上句说惯了，现在你退休了，谁还受你那套？有时候无理他也要狡辩三分，包括打扑克。我是小字辈，出于对他的印象和尊重，违心地配把手和他玩，就输给他，不然你受得了吗？真是“和尚没事（寺），尼姑不得安（庵）”啊。这都是70年代末的事了。那时候王书记退休的工资很高，他的夫人也是高工资的退休老师，老百姓都叫他财神爷。可他属于“铁公鸡，琉璃猫”一毛不拔之类的，扑克输了也不请客，呵呵一笑算了。别人输了，他贬损你的话就多了，直到你掏腰包才打住，受不了他那张损人的“臭嘴”。

王书记属于本土的上司，工作上我们没有共过事，业余消遣算是我的上司，我得听他的。不久，他去县城养老了，我解放了，至今没有他的消息，我依然怀念他当初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罗家房人杰地灵，原辽宁省省委书记全树仁就是这块黑土地的生人。著名作家马加在这里度过了他年少的时代。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1998年的20年间来奇……書∧網，全乡共有2000多人考入大中专院校，其中博士生11人，那时的学子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1996年夏，党委书记贾清仁为实现罗家房乡经济腾飞，举办了在外地的罗家房人士献计献策的座谈会。拟定与会的都是科处长以上职级的官员，共一百余人到会，号称“百家论坛”，由此可见罗家房人才济济。缺憾的是，自1958年成立公社到现在的乡党委、政府的一把手中，没有一个是本土的。被乡村各界认为很有才能的周春林，也仅仅是个党委副书记，位居三把手。

何以如此？原因太复杂。有的说县委没人，县官都是辽河西的，没有裙带关系，此其一。有的说，罗家房人太“文化”，呆板，不会走动，“运动”……大家总结出来的，没错是吧。这两条放在周春林身上都合适，可谓量体裁衣，量身制作了。

周春林，本乡新兴村人，过去叫平安堡，马加的家乡。他小学文化，连级军官专业。冷眼看去，这个人是很难接触的，有一种自以为不同凡响，自封清高的架势与神情。他的记忆很好，对各种事物都能弄清来龙去脉。他的思维也很敏锐，对各种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思路清晰，方法简单而得当，干净利索。同时，他常常容不下属下说话，不管正确与否，他可一语中断对方所言，摆出一副令人生厌的霸气。在他刚刚当上副乡长的时候，这种霸气已初露端倪了。

一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同洪毅文（后来的副书记）任加林（农业助理）边骑车边聊天，我说周春林是个山大王的作风。不想，这句话被他们俩其中的一个告诉了周春林。我是心直口快的人，说过也就忘记了，只是闲来谈笑。

第三年夏季防汛时期，周春林在堤防值班，我遇上了他。因为我家离堤防很近的，吃过晚饭我去堤防看我的表哥慈明信，周春林和我算起了旧账，这就是他的“强记”。

我走进堤防，周春林正和表哥他们喝酒，见我进来就让座。堤防的饭我是常吃的，但有客人的时候我从来都是回避。我和周春林没有什么隔阂，又是领导和同志的关系，在大家再三礼让下，只好“作陪”，也是好意，其实我就是坐坐，吃过了。我刚刚坐下，周春林突然向我发问：“听说，你管我叫山大王吗？”

“这话问得真没劲！怎么，难道你吃饭就不许我来吗？难道你喝酒，就不许我吃饭吗？你吃谁的？我吃你的了吗？你怎么这么独！”

我一连问了他好几句，他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依然“得理不饶人”：

“是的，是我叫你山大王了，怎么，不对吗？”

“为什么？”

“你就是山大王！我来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不是山大王又是什么！”

屋子里原来融合的气氛霎时间凝固了。大家都觉得周春林太霸道了，又不好直说，只好我说，总不能因为我的来到让别人也尴尬吧。

“我叫你山大王，是瞧得起你，你还别不识抬举……”

周春林涨红着脸细听下文，他自己也觉得说话太不合时宜，等着下台。

“乡政府有好人吗？个个都是土匪，你不是山大王是什么！不愿意干，说话！”

我说完，包括他都哈哈大笑。

其实，他的领导艺术和才能都体现在这里，只有你服从的份，他的尊严才得以体现。后来他承认，他当着许多领导评价我，说我是唯一“不受话”的人，我不会唯唯诺诺。我不是“不受话”，我是不受歪曲、贬损、小觑的话。

　5　本土的上司（十类干部）（2）

5本土的上司（十类干部）（2）

周春林从部队转业来到乡政府之初，任农会主席。这个农会成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都干了些什么，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历史记录可查；后来是什么时间取消的，取消没取消，只有天知道。

形式主义创造了许多类似的机构，类似的机构记载着形式主义永不泯灭的足迹与历史文字。这也是一种世俗，就像当官也讲究论资排辈那样。周在部队是连指导员，给转业军官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也是约定俗成的天理和世俗。农会主席算老几？谁还以为这个角色是土改时地主眼中的怪物值得很多人哆嗦吗？“主席”的名称很伟大，但放在他身上就不那么炫目了，没有一个人称呼他“主席”，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官当得可笑也可怜。时来运转，过了不久，公社有了纪检委员的空缺，我们的周主席天经地义地补位啦。

俗话说的好，“多年的大道变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周春林在仕途上从不运动、活动、走动，而是靠水到渠成和水大泡倒墙当上了副乡长。

周乡长主管过农业，后来主管乡镇工业。他所分担的工作从来不让主要领导操心，这就是水平和能力吧，就是领导“器重”他的原因吧。

1994年9月末，正是乡镇工业全面启动大力发展的高潮时期，比当年大跃进还气势磅礴如火如荼。在周乡长的主导下，乡政府决定兴建一家皮鞋厂，其全称是“沈阳市晴天省力保健鞋厂”。鞋厂刚筹建的时候，谁来任厂长还八字没有一撇。筹办过程中，一切事宜均由周乡长直接领导下的乡企业公司代管。

代管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在周乡长心中，企业公司一班人没有一个可以胜任厂长的料呢？在一方缺人，一方“毛遂自荐”的情势下，我就成了这个厂的厂长了。

为什么我要“毛遂自荐”啊？原因有两个：其中之一是从一则民谣说起，这民谣把乡政府的干部分成了十类（和前面我说的略有不同）：

一类干部是乡长，搂完这厂搂那厂；（类似当今的官商勾结）

二类干部属党委，喜欢什么都得给；（到企业见啥好就拿啥）

三类干部武装部，大盖帽子遮羞布；（吃拿卡要全靠绿军装）

四类干部农田水，一项工程就够本；（高预算低投入包私囊）

五类干部管民政，国家钱财我私用；（不花白不花为己巧花）

六类干部企业办，老婆孩子酒桌转；（花天酒地加鸡犬升天）

七类干部实体站，中午有酒也有饭；（垄断经营又肥吃肥喝）

八类干部青妇联，笔墨纸张都犯难；（有职又无权办事真难）

九类干部事业编，工资奖金真可怜；（文化广播站啥都难赚）

十类干部临时工，上班早点别看钟。（勤奋辛苦看领导颜色）

“十类干部歌”需要注释的地方，就是其中的奥妙。其中一类干部包括党委书记，他们的奖金除了“按章所得”之外，“业余”的奖金不计其数。比如，计划生育部门完成了指标得到的奖金，就有书记乡长和主管领导的份。一年下来，哪个部门都会完成超额完成本年度的工作任务与指标，都会有一笔可观的奖金等待“合理”的分配。也就是说，领导的奖金是各个部门的综合、总和，盆满钵盈多多益善。“农田水”，过去叫农田办，就是这时的水利站。一有外地的工程下来，上边拨钱，下边齐钱，他们的腰包自然在刹那间膨胀了，弄得他浑身上下都是油水。“实体站”，指的是“农科站”、“农机站”、“电管站”、“运输站”和“兽医站”、“农经站”、“林业站”。这些站都有行政性的执法权力与收费，靠政策吃饭，有权有钱，开心快活。“青妇联”，就是共青团和妇联，有职无权也没钱，干啥啥难，这里仅仅是个向上攀爬的阶梯或避风港。

在乡政府，我那时就是个九类干部，被称为臭老九，玩文字的。县财政的定额拨款仅仅够三分之一的工资，其余的部分由乡财政补贴，成为花钱的累赘。奇书网县里可怜乡里，就对广播站隔三差五地下文件，今天让你搞自筹办实体，明天又说新闻工作很重要，不能削弱……总而言之，广播站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现状弄得你死去活来，又活来死去，谁不顺心都会拿你开刀，拿你当出气筒，获得“改革”“新政”的功绩，进行泯灭人性的改造与实验。于是，许多乡镇的同行们，为了能够吃碗安稳有序的饱饭，纷纷逃避这个是非之地，寻求新的“生活点”。那些暂时还没有出路的，都如同困兽一般在极力地挣脱着、挣扎着。我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下海”的，当上了厂长，以此来躲避一下“朝秦暮楚”的罹难与尴尬。

另一个原因也很重要，甚至占了主导。我这人有些意气用事，一心想和社会上的偏见做一回斗争。那就是，“难道乡镇企业真的搞不好吗”？真的是“大家拿，拿大家吗”？我不服气，决定试试！

乡镇企业，人人都认为是一块肥肉，一块乐土，一方“共产”主义的天堂，这是事实。是的，在那里，“大人大拿”、“小人小拿”，“是人就拿”，拿来拿去后，大家大业就被大家大爷拿空了。

罗家房乡70年代就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新兴服装厂”，尤其是生产的童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占据北京沈阳等大市场的一角。到了80年代，也就是赵国林任党委书记的时候，新兴服装厂江河日下，门户洞开，被“大家拿”得几乎是家徒四壁。先批伸手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大人们，“大家”们。大人们“开拿”有很体面的说辞：“我看咱厂子的呢子大衣不错，给我做一件，我先给钱……”厂长笑着说：“好说好说，做不好不要钱，您别先交了。”

大衣很快就做好了，旋即由厂长亲自送到府上，合体、称心，但不如意！

这厂长姓张，抠门儿，收了人家的“成本费”，还觉得太照顾人家了，心里一个劲地“亏了”。厂长不甚如意，大人更是不如意，心里说“呵呵，哪有这么办事的？”

没过几天，张厂长“搬家”了，换了人家“可信”的人继任。这个人姓啥就别说了，相当于姓“赵”，天下第一姓。“赵厂长”的信条是“吃不穷，花不穷，看不出门道才受穷”。从此，好端端的服装厂，从大人开始拿开始，到吃穷、喝穷结束。门道就在其中，尽人皆知也。

罗家房乡还有许多前景可观的乡镇企业，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4　本土的上司　（烫手山芋）（3）

4本土的上司（烫手山芋）（3）

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没有绕过这道“门道”的厄运，有的彻底破产，有的苟延残喘，剩下来的仅仅是残垣断壁高筑起来的债台。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指山卖磨”“靠河卖水”的买卖也寿终正寝了。

什么山，七星山，石头山。打下来的石头用不着加工成磨，就可以卖钱，且供不应求。这个一本万利的企业，等于是守着河卖水，也落个“赔”字，荒唐至极。原因何在？还是那三个字——大家拿！

大大小小的大人们建房所用的石料白拿自不必说，“星星点点”权当合理损耗，一咬牙也就算了。叫人摇头不止的是，他们的亲属们盖房子的石料也要免费供应啊。怎奈大人何其多，亲属何其多，“损耗”何其多？不堪重负！凡是比厂长大的人物都是大人，凡是跟大人有些关系的都是亲属……这种“合理损耗”加上生产内耗和酒肉消耗，耗尽了山场的最后一滴血，山场成了一具没有一丝气息的僵尸。于是间，七星山变薄了，“人情”变厚了，管理变乱了，企业变黄了。在老百姓的心里眼里，“大家拿”是乡镇企业百药难医的绝症。

可我就不信，乡镇企业真的是病入膏肓了吗？于是，我就想亲自体验一下企业的“门道”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非要亏损不可！

我自告奋勇当厂长，首先得到周乡长的认同。他在党委会上说：“原来我也想到他了，但怕人家不干。”周乡长的认同得到党委的一致通过，1992年9月29日我走马上任，开始主持鞋厂的全部工作。

这个鞋厂是同沈阳一个叫李晴天的专利人联合开办的，所有投资由乡政府解决，专利和技术由李晴天负责。鞋厂的班子有5人组成，副厂长是沈阳方面的李德英，主抓生产。技术员也是由李晴天“委派”的，叫金都。这两个人是一个单位的退休人员，李德英是原沈阳第六鞋厂的厂长，金都是技术员，都是鞋业生长的行家里手，没的说。两名财务人员是本乡的段文强张秋香，年轻人中专毕业生。

那年的国庆节我没有时间休息，经过紧张繁忙的筹建，10月初鞋厂就正式生产了。据专利人说，这种鞋是专利产品，穿起来既省力又保健，走起路来十分轻松，很多人士都期盼它早日面世。

对于“专利”二字我并不陌生，但对于“省力”一词我不能恭维苟同，持怀疑态度。天下哪有什么“省力”一说？能量是守恒的，何谓省力，为何省力？我曾经“请教”过专利人李晴天，这力省在哪了？他不快地回答：“你不懂，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也不和他计较，但我坚信是他不懂装懂的，反正合同上规定，销售的事他负责，合同是乡政府的企业公司与周乡长早就和他签订好了的。这个合同没有我一笔签名，我做好管理工作就是了。

按李晴天和李德英金都的设计方案，鞋不停地生产，销售却没有前行一步。作为一厂之长，我开始替别人分忧了，也替自己犯愁。原材料需要钱来购进，工人的工资需要按时发放，而鞋一双没卖，怎么能寝安食味？更为糟糕的是，按李晴天的专利设计，鞋的质量根本无从谈起。做出来的第一双鞋由我试穿，掉鞋跟折鞋底，裂帮，一无是处。

鞋厂开业不顺，宗宗样样没有一样与预期的相吻合。对此，周乡长也很怅然一筹莫展，但他始终没有说出那句话：我们上当了！这句话打死都不会说。

在这之前，也就是1992年暑季，贾书记请来沈阳的两名教授来乡里讲市场经济课。目的是开拓开拓全乡各界的视野，换换脑筋，振兴本乡经济发展，坚定和落实“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无农不稳”这样一个喊得很久的口号，特别是强调前两条。此举无可厚非，无弊有利。哪会想到，在教授一行人中，混进来一个叫李晴天的说客。虽说他没有登台表演，做什么宏篇大论的讲演，但课后的“辅导”却使贾书记一班人茅舍顿开，把罗家房辅导到一片“新天地”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