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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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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兄弧Ｄ窃鄣钠笊冢丫稍慈氐�27个“砍掉”了23个，只剩下4个“中心气象哨”了。4个中心气象哨的经费，由县财政拨款。其他的气象哨因为“经费自筹”这把软刀子，而惨遭屠戮，从此销声匿迹了。换言之，与其说“惨遭屠戮”，不如说是“自杀”，被逼自杀吧。
学习班让我们参加，感到中心气象哨在沈阳市气象台的眼睛里还是有一定的位子的，是可以被保护的，是能够继续生存下来的，我们都这么想。都这么想，就都想把学习学好，那是我们生存的饭碗子，谁都不想砸自己的饭碗子。
一个月的学习班就要结束了，进入紧张的综合考试阶段。考试很严肃，每个人一张桌，相距很远，难以交头接耳。市气象台的领导都来现场督查，把“严肃”升格了。监考也很严格，几乎达到一个监考监考一个学员了。考试不及格，要重新学习，还要通知单位不给你报销任何费用……看来还真把我们当回事，那就认真地对待好了，我们都梦想靠这个饭碗子吃一生的气象饭。
还好，所有学员没有考不及格的，但得高分的不多，我得到99分的好成绩，名列所有学员的第二名，第一名是气象专业人员。喜悦之情不必细说，“喜极而泣”却真的要泣了。
好成绩不是好前程的必然结果。到了1981年，“气象哨热”热到了极点之后，开始迅速降温，从沸点降到了冰点，一个将气象哨彻底地从历史碑文中熔化掉的程序，正一步步加热升温。
这个时候，也正是公社机构大刀阔斧精兵简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非正式公社干部全都被清除出局。我是惟一一个幸免者，成了一名身兼二职的临时干部，那年是1981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沉冤昭雪，大快人心，“罪有应得”的也难逃侥幸了，公社广播站的任老师也“引咎还乡”了。
“文革”期间，任老师任小韩大队党支部书记，因造反派打人致死而难逃操纵的责任。公社党委作出调离现岗位，回原大队学校任民办教师的决定，同时任命我接替他的广播站编辑的工作，我身兼二职了。
也许是阴差阳错吧，我来到新的岗位的同时，中心气象哨即宣告在全县“崩盘”！乡里不再有气象哨了，对此新民气象站感到很惋惜。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民县有了一个新生事物——成立家庭气象哨，那就是我家。
家庭气象哨得到县财政的支持，把每年不到100元的“观测费”拨到公社，再由公社发到我的手里。我没有时间观测，所有的工作完全由我的爱人和孩子们来完成，我成了李华春式的顾问，也是她们的老师。不管怎么说，气象还是没有离开我，气象情感还在延续，我很欣慰。于是，借用我的笔，写了一篇报道，刊发在《辽宁日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上，赞扬了不起的改革举措，唱了一回改革的赞歌。而对于曾经轰轰烈烈的气象哨来说，无疑是一曲哀凄的挽歌和告别辞。
新闻的轰动效应，给某些领导的脸上大增光彩，我也得到了8元钱的稿费。后来，县财政不再支持了，家庭气象哨就像高空中的探测气球，达到一定的极限高度后，因经不起内压的膨胀，像肥皂泡似的终其使命，融进浩瀚的太空中，没有了踪影。
老婆要吃饭，孩子要念书，我要工作，哪还有那么高境界和时间无偿地从事业余气象事业啊？那时候我就慰藉自己有愧于李大舅的精神，我就说：一个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是神圣的，学会放弃更需要勇气，勇气可嘉！所以我下定决心与气象决裂，就把那个美好时光的亮点，久蓄在心中，让它燃起一把更加熊熊的烈火吧。
没去广播站之前，公社精简机构的火已经点燃了，为此，有好多人很上火，都害怕这把火会烧到他们的身上。我是临时工中来公社时间最短的，不值得上火的那种人，做好了旧地重游的准备就是了，没有上火的理由。现在只留下我一个，感觉有点像当今中大奖的味道，自然要珍惜这无比的幸运啦。但我不很明白，我有什么优势可以留下呢？
我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托，我没有去找关键人物去游说，仅仅是中大奖那样的幸运吗？直到党委副书记冯绍华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把我留下了。道理很简单，他说：
“现在咱们公社机关，就缺一个能写的，你有文化，你去广播站任编辑，现在就去。”
原来是这个道理才把我留下的，我怎么会想得到啊？你想，高中毕业能算是有文化吗？即使算有文化，就一定“能写”吗？当然了，到公社后我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都说我吃苦、肯干、诚实……其实这不是什么表现，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会表现，更不会作秀。
40多年过去了，我很怀念那个时期和那时的领导。我没花一分钱，却得到公平、公正、公允，也敢公开“公众”想知道我能留下来的秘密。那时我不敢公布留下来的原因，因为我真的不会写什么，我实话实说了，会引起别人的猜疑，会给领导摸黑，也冤枉了我自己。
我从来不写任何文章，也不怎么看新闻，不喜欢看公式化的新闻，讨厌“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的新闻。所以，我哪能懂得怎样去扑捉新闻、找好角度、提炼素材……那么多的写作要领与技巧啊。
为了不辜负领导对我的“偏爱”，也为了自己重走一条新路，也为了证明“我能”，就一切又重头开始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自学。
我的确很幸运吗？气象哨，我是“革命”到最后的一个人，被我革黄了；精简机构，我是惟一一个留下来的人，都说我幸运。不过，我也是最不幸运的人。别人搞气象，学新闻写作都有老师领进门，只有我永远也离不开“自悟”。到了这步田地，我才感到“文人”值得我羡慕了，那也是饭碗子了。
1981年12月初，《沈阳日报》终于刊发了我的第一篇社会新闻。写的是我们公社一个叫魏绍武的农民，跟人家借4元钱去抓奖，同时抓到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两个“大奖”的消息。文章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但却是我破天荒的突破，也是近年来新兴公社第一次见报。
1982年初，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在全公社实行开来。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才真正地“跨黄河，过长江”。家家户户都是“有粮有钱丰收年景，无忧无虑太平新春”。这幅对联是我1983年春节时写的，是那时候农民心情的写照，也是我对改革成果的写真。
至此，农村生产队原来的十等人，如今都是一个等级了，都要靠力气吃饭，靠头脑挣钱。我采访的所到之处，无不欢声笑语，无不令人振奋。
1983年春节前快到除夕了，我依然在采访，那篇“幅幅对联迎新春”的通讯发表在《辽宁农民报》的头版头条的位子上。
从我当编辑到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的14年里，在省内外各种报刊上，一共发表了近千篇文章，主要集中在开始的6年里。这些文章有消息、通讯、言论和报告文学，我也多次荣获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也为家乡的知名度做了一点贡献，值得欣慰。然而——
和所有的事物一样，我搞新闻这一行也经历了巅峰与谷底，激情与沉闷。
1989年后，我很少写新闻稿件了，原因大概有三点。
1988年12月24日，家父病故，我心情灰暗，难以提笔。大家知道，文章不是无情物，亲人永别，我还有闲情逸致吗？还会有兴奋点吗？还会有好心情吗？这一点，奇书网是我不写新闻的外在原因。那么，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啊？
随着土地承包到户责任制的不断向前推进，几乎所有的新闻导向都疯狂地夸大渲染农民的暴富，不遗余力地扩大“改革的成果”，农民的负担刹那间加重了，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相继，“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浮夸不实、弄虚作假之风日盛一日，腐败之风愈刮愈烈，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后来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
那时候，农民把乡村干部叫做“三要干部”。即，一要粮（征购粮，不交不行）；二要钱（提留款，少缴不行）；三要命（计划生育，强行坠胎，不坠不行）
造假成风。新闻不造假，没有了新闻价值，我写了也没有人用，太不新潮，保守。新闻造假，违心，我干不来，只好不干。
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我的心受到极大的震荡。我的大儿子在吉林大学就要毕业了，担心啊。担心他是又一个王丹！年轻人太感情用事，涉世不深，我又鞭长不及马腹，如何遥控？忧心、忧虑、忧愁，还有闲心、闲暇、闲情写新闻吗？加上那时的一个领导“逼”我入党……
3 草根的干部（我行我素）（4）
3草根的干部（我行我素）（4）
你想入党吗？假设有人问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
不入党有很多好处，比如：有人对某些党员的表现说三道四，斥责贬损，我不是党员就不会因此而脸面发烧无地自容；因为我不是党员，就没有人把我当作他向上攀爬（进取）的竞争对手，彼此都毫无猜忌提防，保持和平相处的态势，一团和气的氛围，不伤感情，于己无虞；不是党员，组织上领导上对你的要求相对就不好意思那么严格，你再好好的工作，就会有人说“他比党员都有觉悟”，何乐而不为呢？
“你想入党吗？”没有人问过我。但有人这样问过我：
“老李，你怎么不写申请书啊，是不是对我贾书记有意见啊？”
我没想到会有人，而且是领导这样问我。我一时难以委婉地回答，就说没有时间写。他毫不让步：“呵呵，那我就替你写吧。”呵呵，这不是逼我入党吗？
他是新来的较为年轻的党委副书记，分管我的工作。经过一段工作上的相互接触，他对我有了一些了解，但怎么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对他的提问，我是要当个问题来研究的，研究怎么妥善处理。暂时没有良策相对，只好一拖再拖，因为我在忙比这更值得我倾心的问题。
新闻是不能写了，但情感需要宣泄，喜怒哀乐还是需要表达的。于是，文学创作渐渐地展现在我的笔端。
这期间，全国开展“民间文学三集成”的工作成全了我，我和另一个人同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就是驰名中外的民间故事家谭振山。
在这之前，我写的散文、散文诗等文学作品已散见报刊。在领导的心中我是个“文化人”了，所以，我们公社“三集成”的工作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通过走访，我发现了谭振山老人特能讲，讲一千个民间故事都不重样。这相当于我发现了第二部天书，太幸运了！
中国特色的“天方夜谭”，触动了县、市、省各级文化部门的敏锐神经，也得到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县文化馆专门给我配备一台录音机，收录谭振山的故事。可惜录音带的质量也太那个了，会在录过后的不久自动消磁消音，等我发现没留下一句录音的时候，为时已晚。值得庆幸的是，我边录音边做笔墨记录，否则前功尽弃，悔之晚矣。
如今的谭振山已经是84岁的高龄老人了。2006年，他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全国第一批惟一一个以个人为单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时间，谭振山老人又一次成为上下瞩目的新闻人物，全国的各个媒体趋之若鹜前去“独家采访”，以获得“独家新闻”。
我们的媒体就是这样的可爱，从不同的角度获取不同的新闻效应。他们求得唯我独尊无可非议，却不在意一个年迈人在难以承受的劳苦中，为他们“口若悬河”。然后，他们在“滔滔不绝”的篇幅中，“振振有词”地把原本的“遗产”弄得“面目皆非”。别人看过报道也许为之叫好，我只能为其“叫苦”。
一场关于谭振山新闻报道的文字游戏让人哭笑不得，它和更改地名早就是一对是孪生姐妹了。这里有话要说……
新兴公社，因为公社的所在地不在新兴大队造成诸多不便，常常有到公社办事的外地人，去错了地方。后来，就把新兴公社改为罗家房公社了，再后来，罗家房公社又改为罗家房乡了。
“公社”这个名词退出了历史舞台，被“乡政府”取而代之。对此，我的感觉只是称谓的变化而已，就好比“时髦”叫做“时尚”那样。公社和乡政府的内部结构没有一点变化，还是“四大板块”——党、政、群团、事业。
事业单位是个大家族，是乡政府十等干部的第九等，等于生产队的九等人，是干活的，出力的。广播站、文化站、水利站、农科站、农机站、电管站、运输站、兽医站……林林总总的单位，辛辛苦苦的工作，一如既往按部就班，这就叫没变。
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文明的进程，不是笔下的功夫使然，不是改个名词就能就改变了本质。所以，我很厌恶记者导演的新闻，也厌恶记者表演的那个平台。1995年中秋时节，领导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从广播站来到乡政府办公室，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在广播站工作的后期，新闻稿件我一篇也不写了，但手中的笔却没有一刻闲着，而且一写就是洋洋万言。
领导练的是嘴上功夫，我练的是文字功夫。什么年终总结、政府工作报告、汇报材料、经验介绍……只要是领导有话要说要讲，我就有文章要做，就有文字要写！很多材料本来应该由领到自己来写，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然而他们从来不动笔，有时候连个主题框架都不给你。还好，我所接触的各位领导对我都是一百个信得过，笃信“我写的，正是他要说的”。他们说我“能写”，而且写得很好，可从来不问问自己是否“能做”，做得很好。
我作为下属，只有听命的份儿，管不了那么多闲事，也不该管，也管不了。古今中外都懂得，“听命”是下属的“天职”。这也叫做“干一不干二，铡草不倒粪”。
不写新闻稿件，领导不责怪我，因为写材料比写新闻更现实更重要。我们就成了“周瑜打黄盖”的搭档，两厢情愿，倒也其乐融融。
名不正言不顺，写新闻的哪能老是写材料啊，所以不久我就成了办公室的主任了，脱离了新闻战线。
办公室主任管的事着实不少，什么综合协调、接待来访、文件收发、迎来送往、后勤管理……都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不过，对于这些重要的工作，我用不着像干气象、当编辑那样刻意提高自己以适应新位置，有一支笔就只以为得心应手了。唯有“迎来送往”这档子事我实在打不了满分，显得笨拙，可笑。
所谓“迎来送往”，是指殷切的等待和殷勤的接待来乡政府检查指导工作的上级“客人”。“客人”就是上级领导的代名词，昵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称谓变了，领导进化为客人了。
以前的办公室主任，一遇客人驾到，则满脸堆笑且毕恭毕敬地迎出门去嘘寒问暖，诚惶诚恐得很。接着，就是把这些大员们当成货真价实的客人，尽心尽意地安排酒宴，为之接风洗尘等事宜。
到了我任这个差事则一反常态，我行我素。不管你是什么“客人”光临，你都得讲究“客随主便”，我的地盘我做主！你来了，你先到本官邸报道，说明来意，我再协助你要履行的官差，否则本官视而不见。
我不嫌我官小，有的客人觉得我卑微，懒得与我费话，人家来后直接去见某书记某乡长，我就笑，笑他不懂得本府规矩。书记乡长就问他“办公室知道您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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