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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设计在童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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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女儿的成绩抄下来，还抄下每个班上的最高成绩。贝迪说，他爸爸就是根据抄下来的成绩，和她“算账”的。她爸爸是毕业于斯坦福的博士，对女儿有很高的要求。
女儿考上哈佛以后，我太太的一个美国同事心理很不平衡。当时她已预感到自己孩子的前途不妙，非常焦虑。在这种微妙的心态下，她见到我太太总是很冷淡，但是，还是旁敲侧击地向她了解我们的一些“秘密”。不久，她下狠心卖掉住了多年的房子，从邻城布赖恩搬到我们住的大学城，租了个公寓，让孩子上了我女儿读的那所学校。美国的公立学校是按住址划分学区的，如同国内的划片招生。她为了孩子教育，下决心搬到比较好的学区，算个有心的美国“孟母”。后来，又听说他们家“发了疯”，把3台电视机全卖了！只留下1台收音机听新闻。全家铁了心，不看电视，奋力一搏。
美国人也这样？好像不可思议。下这么大的狠心，就是为了让孩子考上好大学！3年后，有一天下班，她站在公司门口等着我太太，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拥抱，很诚恳地道歉说：“过去很对不起。我要离开这里了，准备搬去加州住。我女儿高中这几年成绩很好，SAT考了1 500分，她准备申请斯坦福大学。我确确实实要想对你说的是，谢谢你，是你们一家让我们学到了重要的东西。”
太太回来说这事，我一时感动得眼泪差点流出来，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
这个孩子后来如愿以偿地上了斯坦福，这件事也成了他们公司一直流传的、人人喝彩的经典故事。多亏她妈妈醒悟得早，决心下得也够大，和有些事后懊悔万分的家长比起来，他们是幸运的。
家长的抉择常常决定了孩子的前途和未来。在人生的重要关头，父母的决策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在一次宴会上，我见到一位以前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他的3个孩子和我女儿年龄相若，从小在一起长大。久别重逢，我们都很兴奋。问起他的两个大孩子，多少岁了？一个19，一个21。我说，都该上大学了，在哪儿读书？不想，他吞吞吐吐道：“哦，还没有，该上了，是该上了。”一时涨得满脸通红，十分尴尬。他是一位典型的提倡孩子应该自由发展、不该牺牲童年快乐的人。他曾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父母没有管，自己也能成才。他出身于纽约的贫寒家庭，父母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完全靠自己一步步努力，拿到博士学位。他可能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争论，所以觉得挺尴尬。
该牺牲就牺牲（3）
一位美国朋友回宾州的高中参加毕业10周年校友聚会，回来后最大的感触就是，高中时代最“酷”的人，现在都不“爽”了。在美国高中，最酷、最讨女孩子喜欢的是那些能够赢得掌声的运动员。仅仅过去10年，当年能够呼风唤雨的英雄，如今在校友聚会上备受冷落；那些认真读书的人，现在却志得意满地侃侃而谈。当年的拉拉队员们，现在也都“移情别恋”，围着“书呆子”们转。10年时间，斗转星移，世道全变了。这是那位朋友发出的深深的感叹。
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孩子要不要管，每个家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享受童年的快乐是应该的，个人自由绝对是需要的。不过，社会上的游戏规则也是存在的、公平的。孩子今后在这个规则下能不能顺利玩下去，很大程度取决于家长。家长如果糊涂了、疏忽了，可能就“牺牲”了孩子的未来。
不少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对父母没有培养他们的职业意识深感无奈。其中，最遗憾的是小时候父母没能有效地“管”好他们。我接触不少来美读书的留学生，他们都很感激父母在关键时刻“管”了他们，才使他们有了今天的骄傲。
家长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孩子应该享受快乐的童年。这个新的“皇帝新衣论”如今堂而皇之地在各种媒介上一统天下。可惜，多数家长正在实践的，既合情合理合法，又利国利民利己的“望子成龙”思想几乎噤声。
送四五岁的孩子上幼儿园，送六七岁的孩子上小学，要求孩子读中学，希望孩子上大学，都是父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牺牲”孩子童年“快乐”的强制行为。
很多人对“童年的快乐”和对“人性化”的认识与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相悖，和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相违，在全球化的高端竞争中远远落伍。
美国各州的“义务教育法”规定，6至16岁的孩子必须到学校上学，或者有计划地“在家上学”，接受同等学力教育。如果没有上学，父母要被起诉，这些立法都是完全“不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强行剥夺孩子“童年快乐”的体现。它并不考虑很多孩子根本就不喜欢上学、不愿意读书学习、不喜欢吃苦的本性。但是，这些“粗暴”的“强制”行为都被文明社会认为是合理合法的；甚而至于，不如此实行却是不文明、不合理和非法的。可见，强迫孩子接受大人的愿望，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并不都是落后的、不文明的和不人道的行为。相反的，如果明明知道孩子“不作为”的“快乐童年”将要导致终生的压抑和失败，要导致未来个人、家庭的长期痛苦，要导致社会整体素质降低，要导致社会不稳定，乃至对社会产生危害，为什么还要任其满足童年短暂的“快乐”呢？
大人不指导孩子选择并走向成功，难道应该并且有权为孩子选择失败？！
“牺牲”了童年的快乐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整个儿地牺牲了宝贵的童年，去做无谓和无用的事情！
“牺牲”童年短暂的“快乐”，获得一生的辉煌；还是享受“快乐的童年”，牺牲未来？您的选择是什么？您长大成人后的孩子更希望您早年为他们做何选择？如果明明知道，孩子走的是“牺牲”未来的道路，不如“牺牲”一时，去换取一生。
为了一生长久的快乐，该牺牲的就要牺牲。
“合理”的高标准要求（1）
要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干什么，否则对孩子的教育是谈不上的。了解孩子的思想行为，随时调整要求，使之更切合实际。对孩子严格要求的同时也要给孩子一定的活动空间。对孩子的要求应该合理，不合理的牢狱式的管教只能束缚孩子的身体却不能束缚他们的思想，相反的，他们会以不当的方式进行对抗。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女儿的书包里总有几本流行小说，我对女儿说，你还是少看那些东西吧，那些书看了没什么用，从现在开始，你只能看经典作品，因为看通俗作品对提高思维能力、英文水平意义不大。以后不允许书包里再出现那些书，只能是名著。
这是我定下的规矩，她勉强答应，不过，看起来不服气，后来，她这样写道：
爸爸似乎什么都要从我手里夺走。他开始不让我看书，总是想给我布置别的什么任务。我很沮丧。我天生就有一种反叛的性格，我认定，我没有理由听他不合情理的指令。
我开始假装做数学作业，而实际上是在读书。我坐在卧室的书桌前，爸爸通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我总是在书桌的抽屉里放一本书，然后偷偷摸摸地打开抽屉看书，只要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就急忙关上抽屉，装作是在做数学题。
这个骗局一直演到我上三年级的那个夏天，虽然发生了几次他进屋来我正好把抽屉关上的惊险场面，却从来没有在“现行”时被捉获。
使我的这一骗局能够一直上演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总是能按时完成数学作业。我约束自己，只要看了20页书，就一定要做十几道数学题。这样，我学会了快速地解数学题。爸爸从未发现我能那么快地做题，因为我仍然装作还是以前的速度。这样，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
暑假来临，我高兴至极，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将有足够的时间阅读。我更容易耍爸爸啦，因为他早8点上班，晚5点下班。在这一段时间，我大可轻易地看一整天书。
爸爸早上8点一走，我就起床。不过，我总是暗示他，我可能会起得比较晚，这样我又有了多下来的几个小时可以看书。虽然爸爸妈妈认为我很懒，睡得太多了，我无所谓，也不想说明，因为我实在觉得看书比改变他们对我的歧见重要得多。
我对这种不诚实感到内疚，但还是不能摆脱。我只是想，至少要能够做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我对于要被人看管感到非常难受。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也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个骗局一直没有被揭穿。因为一直以来，只要我做错了什么事，爸爸总是会发现并指出的。
后来，也就是几年前，我才发现，其实爸爸对我的这个小诡计了如指掌。事实上他早就开始侦察我。因为他猜我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那时，他什么也不说，他知道我的反叛心理。如果我知道他让我看书，我也许会中断看书的热情。
一直到了几年前，当我告诉他那些年的往事时，他才说出真相。他听我说起那些诡计时，笑着对我说，他早已什么都知道了。我想到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蒙在鼓里就觉得好生气。只有中国的父母才会策划出这样的勾当。在好的美国家庭里，父母认为诚实是父母与孩子关系的重要因素。
如果对孩子的要求过分、不切实际、不合情理，孩子就难免做出不诚实的表现，这也是我发现以后自我反省并立即纠正的原因。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也常逼我多练数学习题，他给我准备了练习本，要求我每次做练习前写上当天的日期以备他检查。我父母周末外出时把我搁在家里，给我布置的任务还是做数学题。我常常不按他的要求做，而是在页首写上日期，将以前做过的数学题随便抄下几页，就去邻居家里玩，估算时间差不多，赶在他们到家以前躺到床上装睡。
那天，是个周末，我外出前，看到女儿正在做代数练习。也不知怎么了，我走到停车场上就站住了，心想女儿会不会也像我小时那样蒙她爸。我坐进车里，开车绕了一小圈，又回到原处，下了车走回自己的公寓楼下。
我住的是二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方有一块水泥板。我上了几层楼梯，双手抓住这块水泥板，一个引体向上，跳了上去，再侧身翻过一堵隔墙，就上了我家二楼的阳台。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屋里望，高倩正悠然地看着小说。我观察了一会儿，不发一点儿动静，悄悄地循原路撤离阳台，轻轻地跳回地面，再“噔噔噔”踏上楼梯，到了家门口，敲着门高叫：“高倩，开门。”等了一会儿她把门打开，面色略显尴尬。我告诉她忘了带东西才折回来，闭口不问她刚才在干什么。
她又坐回到书桌前认真地做起了数学习题，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我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便拿一样东西离家出门。
“合理”的高标准要求（2）
傍晚回家后，我仔细检查她的习题本，发现她倒是规规矩矩地按书中的习题顺序一直做下来，没有像她老爸小时候那样投机取巧。看来为了能看她自己想看的书，她很注意效率。
这件事使我反思我对女儿的要求是否适当。其实当我在阳台的窗缝里看到她在看书时，随着瞬间的震惊，接着就是一阵忏悔。
我一直以为我和女儿的思想交流很充分，她是乐意只看经典文学作品的。我忽略了她毕竟还是八九岁的孩子，有她的朋友圈子，圈里的话题当然不会是古典文学。她们之间的话题自然是电视、电影、影星、歌星、名人名流，还有男孩女孩。让她与流行图书隔绝无异于让她和朋友没了共同语言。
高倩自己从小有很高的抱负，然而，阅读通俗读物无论如何都是符合儿童的心理需要，是合情合理的。她的愿望被我制止，成为硬性的不合理规定，她就只好秘密对抗。
我很庆幸有这个“知”她的机会，我也是从小长大的，自己的经历帮我悟到孩子的心理。
几天以后我借机和她谈起看书的事情。我说：“其实爸爸以前说只许看经典文学是不对的，现代文学作品里也有很多是可以看的。现代作品离现实更近，描述的就是身边发生的事情，读起来有如身临其境，与同学们可以交流的话题也更多。”
我只字不提对她的突击“侦察”。好多年以后，我才告诉她，笑她的诡计早已被我识破，只是没有揭穿而已，气得她直捶我的背。
通过这事使我感悟到家长对孩子高标准、严要求的同时，也要给他们一定的活动空间。对孩子的要求应该合理，不合理的牢狱式的管教只能束缚孩子的身体却不能束缚他们的思想。相反的，他们会以谎言欺骗和其他不当的方式对抗。
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很重要的是要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如果不清楚孩子的动向，对孩子有针对性的教育是谈不上的。了解孩子的思想行为，随时进行合理的调整，使之更切合实际，是很重要的。
为孩子创造机会
一学期的中文学校结业了，我自己编印的中文学校校刊让学生们和女儿写的中文文章有了发表的地方。我创造的这个机会对孩子学中文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92年大学城的留学生们创办了一个中文学校，这可能是中国留美学生办的最早的中文学校之一。次年，我应邀当上了校长。我决定扩大招生，另加舞蹈班、美术班和竞赛数学班。大学城里人才资源丰富，我没费什么劲就找齐了教师，其中不乏正在攻读博士、硕士学位者。他们个个都表示不在乎报酬，其淳朴真挚，让我感觉回到了雷锋时代。
教美术的女老师已获艺术硕士，教舞蹈的老师曾在体育院校学艺术体操，“讲故事”班的老师是北大毕业的博士生。我还请了声望非常高的施教授，让他教授“竞赛数学”。
施教授来美前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教授，1978年起就与“数学竞赛圈”打交道， 1990年第三十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在北京举行，他应邀为中国国家集训队办讲座、选拔选手，并为该竞赛命题以及做竞赛期间的裁判。我请他教五至七年级学生的数学，只“一顾茅庐”，他就欣然出马。这个班最多时共有14个孩子，其中有两位后来在全美数学比赛中进入前100名。当年这个班里的学生，后来不乏上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的。有的大学毕业后到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伯克利、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还有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的。
中文学校暑期班开张了一个多月，我就忙着张罗举办一个结业典礼和出一本校刊。这本校刊可能也是祖国大陆旅美学人办的最早的中文学校校刊。
我布置各班老师请学生给校刊投稿，学生们听说自己的“作品”能够“出版”，兴致和热情非常高。你写一篇，我写一篇。家长也不甘自己的孩子示弱，极力鼓励孩子参与，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学生、家长通力合作，没几天时间，我就收集到了足够编一本校刊的稿件。我又四处征集广告，凑够了印刷费用。接着，请美术老师设计封面、封底，我自己设计了所有的版面。孩子们的错别字和语法错误都保留了原样，这样可以真实地反映他们学习的过程。每篇作品旁边还配了作者的照片，显得很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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