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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设计在童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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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际切┦裁吹燃兜目危瞧胀ǹ巍⑷儆巍⒒故茿P课？取得了什么成绩？参加了多少社会活动？有什么社会经验和社会经历？领导才能如何？一般而言，年龄小的孩子在以上各个方面都会稍显劣势。
如果你是年纪小再加上个头小的跳级生，大孩子们根本就看不上你，不愿选你当干部。美国孩子6岁上一年级，跳了一两级以后，16岁或者不到16岁高中就毕业了。由于16岁以上才能合法参加正式的工作、领到驾驶执照，跳两级的学生，没有工作经历，甚至连开车也不行。少了一两年时间，可能要失去很多生活内容，高中最后的两年本来就是最精彩的。
如果功课上得很轻松，只跳课程不跳年级，多出来的时间能上多少门高级的课程？到了毕业时，会多修多少门AP课！那才是真正让大学招生人员傻眼的呢。在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可以采取“跳课不跳级”的办法：“行政级别”不变，仍然保留在原来的年级，“实际级别”提高，选修高年级的课程。等到上了高中，一进入九年级，就可以尽早选修大学AP课，这样，高中毕业时，成绩单上有很多门傲人的AP成绩，马上就脱颖而出了。
美国大学理事会公布，2003年5月有2 157人因为参加8门以上的大学课程AP考试，而且平均成绩都达到4分以上，被授予AP国家学者奖这一最高荣誉！这2 000多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可以跳好几个年级的学生，然而，他们不动声色地蹲在学校里，安心扮演着卧虎藏龙的角色，到了该出手时才出手！
该出手时才出手（2）
我一直很庆幸自己没有犯这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否则，不仅把苦心经营的“超前”成果全给“冲零”复位了，还可能影响女儿申请著名大学的成败。
助长不拔苗（1）
帮孩子“助长”是应该的，只是，不应该“拔苗”。在“助长”的时候，要考虑到孩子生理、心理和体力上的承受能力。对于年幼的孩子，理当让他在主动的环境下自主地学习，而不是在无法自我掌握的过大的外界环境的压力下被动地拔擢。
美国小学数学的教学进度十分缓慢，打从女儿可以独立阅读开始，我就陆续买了一些数学参考书给她，到了三年级，已做了几本几百页共计几千道数学题。那些练习题，她已练到不费劲就能解出来。对此，我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感觉。中国孩子，数学不好还算个啥？搞题海战术是祖传，从小重复性地训练，什么题型都做过了，能不熟练吗？没啥了不起。
我准备给她更大的挑战，打算在三年级结束的那个夏天，送她“上大学”。那年，她不到9岁。
我有位朋友，当时在数学系读博士学位，他的一位美国同学，那个夏天执教一门“大学代数”，我们讲好让女儿在他班上听课，所有进度都和大学生一样，一起上课，一样按教学进度交作业、参加考试。
我与女儿一直有个默契，我们谈论学校里发生的种种小事，但是，学习上的具体问题，比如说某一道题怎么解等，一般是不讨论的。我总是让她自己找答案，通过仔细研究书上的例题，再进一步独立思考，就能够举一反三，大大提高她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一次送她到教室，确实引起了一片轰动，我也很有面子。我们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
矮小细瘦的东方女孩，背个大书包，来到一个挤满比她高两个头的美国大学生的教室里。中国人数学好，这在美国是人尽皆知的，但是，教室里来了这么小的一个“天才”，想必还是让很多人心理上承受不了。那些天，女儿在教室里接受了许多奇异、钦佩的眼光，她一定很得意，我当然也是啦。
后来，看到她写的这一笔记，让我读来至今仍感不安。
爸爸为了使我强过其他孩子，总是让我超前学习。在上小学的时候，要我一本一本地做中学的数学，二年级的时候看古典小说。这是他让我远远超过同龄孩子的全盘计划中的一部分。
东部长途旅行回来之后，他设计精明的想法浮出了水面。他和数学系的朋友李先生商量，让我到A&M大学去上数学课。我也希望自己能多学点数学。
我要上的是大学代数，作为一个刚读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代数对我是个新课题。第一天上课，我心情不安地来到前一天爸爸预先带我来看过的那座楼。当我上楼的时候，很多人向我行注目礼。我挺不自在地走进教室，拘谨地坐在一张课桌前。虽然我努力装作十分自信的样子，但实际上很害怕。真不知道我怎么可能坐到这个全是大学生的教室里，这些大学生至少都比我大10岁。他们对我轻蔑的注视让我害怕。最后，终于看到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生对我微笑。
没过多久，老师来了，他认出了我，并且对我善意地微笑了一下，我都不敢对他报以微笑。
一开始上课，他就让我们跳过书的头几页。除了我以外，其他人跟上他的进度看起来没有问题，然而，我却大有困难。因为我已经习惯于老师对全班都是二三年级小学生的慢速清晰的讲解。我真不敢相信老师讲得那么快，就像复习一样。而且这个班很大，不像我所习惯的小学的小班。这种种状况进一步困扰着我，让我更加难以集中精力于课堂上的内容。
上完第一节课，我走出教室，几位大学生陪着我一起走，两女一男忍不住和我讲起话来。他们出于好奇心，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比如说几岁啦，为什么要来这儿上课啦，等等。我腼腆地一一回答，然后赶快溜走。
我们上课的楼和我爸爸上班的办公楼只隔几个路口，我紧走着朝他的办公楼而去，冲进他的办公室。看出来我有点害怕，他只不过笑笑，并不了解我刚才的苦境。他不顾我要打退堂鼓的想法，要我继续跟班学下去。
拉着我的手，他把我带到了大学的图书馆。图书馆就在他的办公楼后面。进到图书馆四楼，他为我挑了一张小书桌，安排我在那儿看书做作业，接着就回办公室去了。
我努力把精力集中在我眼前的这本大厚书上，但是，精神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环顾四周，五六个大学生埋头看书写作，我的眼前，一座座书架像高墙一样耸立在我的头顶四周。
感觉呆的非常不是地方，精神上也有压抑感，我真想回家，但没人带我回去。我想，学习也许会让我的思绪从恐慌中摆脱出来，我开始专心学习。只过了20分钟，我就觉得需要上洗手间。我从座位上起来，开始在图书馆四楼徘徊，既羞怯又不好意思问别人，我决定自己找。最终，在电梯和楼梯旁边找到了洗手间，我在里面碰到一个年轻妇女，她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我没理她，径直走进一个马桶间。为了避免她注视的目光，我决定待在马桶间里，直到她离去才出来。然而，她呆了很长时间，又是梳头，又是化妆，接着，又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了好一会儿。终于，总算看她走出了洗手间，我才叹口气，钻了出来，回到桌前，继续学习。
助长不拔苗（2）
我盯着书，把这一课重看了一遍，就开始做题了。每隔两三分钟，我就看看时间，每分钟就像是过了一个小时似的。终于，到爸爸该来接我的时候了。
我坐在椅子上，把书小心地装进书包，再拉上拉链，开始等他。过了约定的时间10分钟，爸爸慢慢步入我模糊的视野。他快步走过来，擦掉我的眼泪，问我为什么哭。
“你……你说你12点来的，你晚了10分钟！”我一边说，一边抽噎。
爸爸止住笑，认真地对我说：“我办公室有点事，啊？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
带着回家的期望，我抹去眼泪。作为一个孩子，我很快就忘掉了今天这个创伤性的经历，我迈大步子，快步跟上了爸爸的大踏步。
午饭过后，我呆在家里继续学习，还要做爸爸给我布置的其他作业。这个不寻常的日程持续到了第二个星期。尽管每天都去上课，我还是不习惯那个教室和其他学生异样的目光。每天早上，我总想找个借口不去上课，但是我总是被拖起来去那个教室。
其实，一开始对我来说课程本身并不难，那些内容大部分我都能明白，因为我已经开始学基本的代数了，而且也学得不错。然而，第二星期以后，课程更深了。这是大学的课，课程进度非常快，再加上这又是暑期班，上课的进度要比正常学期还要快得多。虽然暑期时间短，但是也要学完同样课程的量。因此，慢慢地，我落伍了。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弄懂前一天学的内容，第二天学起来就更难了。这样，好像多米诺效应一样，我一天一天地落了下来。终于，有一次，在每天例行的课堂小测验上，我考了个不及格。这回，我不得不叫爸爸来辅导。到了月底，我们得到晚上一两点才能睡觉。
有一天，我起来觉得胃很不舒服，没法去上课了。一整天胃不停地痛，爸爸带我去看医生。他对医生说了我的症状。检查之后，医生问了我的起居活动等问题。最后，她做出了轻度胃溃疡的初步诊断。
“为什么会得这个毛病呢？”爸爸焦急地问。
“心情焦虑、睡眠不足都可能引起胃溃疡，通常只有成年人或大孩子才会得这病。不过，我觉得，你这个孩子在这个年纪是太忙了，她应该获得足够的休息。我希望你能让她长大以后再上大学的课程，目前得先让她做个小孩子。”
爸爸当时窘得赶紧一口答应，把我带出医院。他对我的健康很担心，一直大声唠叨着，说我的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不得不几百次地安慰他，只要吃药，我一定会很快好的。
我的病并没有很大的麻烦，不过，它也确实让爸爸停掉了我在大学的学习，他相信我需要更多的休息。其实，就我来说，当时我还是为我不能继续参加学习而感到十分沮丧。
在那两星期愉快的日子里，我被允许出去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这比什么药都有效，很快，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然而，在我爸爸看来，两星期的休息似乎是足够了。我又被他拉回家。这一回，他给我布置另一个任务，在我初看来，这甚至是比上一个更难的任务。然而，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难题，因为，这不是去大学上课啊。
每次读女儿的这一段文字，总有隐隐的歉意，挥之不去。但是，我没有后悔。
作为一个来到美国的中国孩子，既非天才，又不能指望撞上什么好运，要出人头地，还能靠什么？这是很无奈的！
有人以为，美国是天堂，什么都很容易得到。依我看，只有对“天才”和幸运儿来说，这种看法有时可能是对的。我在女儿教育中的这个曲折经历并不是一无所获的失败。这个经验得出的结论不是不应该超前学习，也不是不应该给孩子“助长”，而是不应该“拔苗”，在“助长”的时候，要考虑到孩子生理、心理和体力上的承受能力。对于年幼的孩子，应该在主动和能够自主掌握进度的环境下学习，而不是在无法左右的外界环境的压力下被动地拔擢。
家长该当什么角色
怎么当“两面派”（1）
即使年幼的孩子，也能分辨出大人言辞的真伪。同样的，孩子也非常了解大人的思想行为和内心世界。父母的言行时刻影响着孩子，父母的“两面派”做法更是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
我在A&M大学中文学校当过两年多校长。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家长，都一口一个高校长的叫我。有的家长把孩子拉到我面前说，这位高校长的女儿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云云。
有一天，一位刚从外州搬来的家长，带着四五岁的男孩来见我，母亲和我说话时，孩子不断打岔，手脚忙个不停，末了，莫名其妙地冲到我面前，对着我的小腿踢了两脚。孩子的母亲见了，一边道歉，一边笑着连连对我说：“我这孩子啊，真是拿他没办法，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男孩子就是这样，我实在管不了，没办法。”母亲的脸上充满慈爱，笑得挺自然，甚至还为孩子的恶作剧颇感得意。
母亲总是当着孩子的面说“没办法”，其他人当然更没办法。这个孩子后来没少给他父母惹麻烦。其实，这都是家长一手造成的。孩子有了“管不了”的问题，肯定不是一天造成的，家长在孩子面前一再地声称“管不了”，无异于助长不良行为，让孩子知道无论自己做了什么，父母都不会管，都“管不了”。实际上，这个孩子的家长平时也是唠唠叨叨地“管”孩子，但是，孩子最听得进去的，还是妈妈的那句“没办法”和“管不了”。我看，家长即使觉得“管不了”孩子，也千万不要那么“坦诚相见”，宁可当个“两面派”，做出管到底的姿态，好好研究一下，到底该怎么办，才“管得了”。
我当校长时有过刻骨铭心的尴尬。中文学校借用大学一座大楼里的房间作教室，大学校长办公室也在这座楼里。孩子们课间在楼道上追逐、打闹，上下开电梯玩，把这楼当迪斯尼乐园。为此，我几次接到校方的警告信，要终止出借教室。我一面表示立即改正，要求家长严厉管教自己的孩子，哪知不少家长对我说，他们对孩子不是没有管，而是“管不了”，“实在是没法管”。
一天，一个家长当着孩子的面对我说：“你看，我这孩子是个笨蛋，大笨蛋。”我知道，家长所说多少有点玩笑的成分，但是依然令人惊骇。孩子是不是笨蛋，姑且慢说，如果孩子真的不幸成了笨蛋，我看多半也是家长的责任，家长大可不必当着孩子的面羞辱他们，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
有一次，我在中文报纸上看到一篇配发照片的文章，报道一位获奖的优秀女孩，忍不住向女儿推荐。过不多久，女儿去参加一个荣誉学生夏令营，回来后对我说，真巧，她和那位女孩是夏令营的同学。女儿认出她来，对她说，我爸爸非常欣赏你。哪知，这位女孩满腔怨言地说，那都是她妈妈的“Bullshit”（ 胡说 ）。她说，记者采访时，她妈妈一再“抢答”，加入很多夸张不实之词，她在旁边不好意思插嘴，也不想让妈妈下不了台。报纸对她的极尽赞美，基本来自母亲的“自我介绍”。实际上，母亲平时总是唠唠叨叨的，对她很不满意，给她很大的压力。妈妈的“两面派”表现，换来女儿一连串的totally bullshit（ 一派胡言 ）的评价，实在可悲。
我曾听说某孩子作文得了什么奖，还有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上。可是，和孩子一见面，发现这个孩子并没有什么思想，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作品，在发表或参赛之前，都已经得到了父母老师的“指导”，作品根本不代表孩子的思想和水平。
有的家长一手包办，帮孩子搞课题，拿出成果去领奖。也有的孩子写篇小文章，家长老师一起上阵，改得如花似锦之后，再找路子发表。接着，家长和学校又到处张扬，把成绩都归功于孩子。这种方法对孩子的成长实在无益，既有损父母老师在孩子心中的诚信和人格形象，对培养孩子独立的人格、自我思考能力和提高学业水平也无益。可叹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似乎还成为“正常化”。
高倩的《西方到东方》一书出版后，有的家长问我，你有没有帮着写？其中多少是你写的？20％？30％？可见，这种想法和做法，在一些人心里很是普遍。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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