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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苦难-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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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声音在报告厅内回荡：
“我是一个真诚、善良、正直、博大的平凡而能超越于平凡之上的真正的人……”
一句刚完，便有笑声——讥讽的笑声，开始响起……
“我将用我的热血、生命和灵魂奉献给整个的人类和整个的世界。我将以毕生的力量去推动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将和千千万万执著于正义和真理的人们一起，创造伟大而光荣的人类历史。世界将因了我和全人类共同的努力而充满和谐、高尚、理想和光明。”
在余秋雨的朗读中，台下的笑声越来越响。
天之骄子们的笑声，像刀子一样扎进了我的心房——他们，太年轻了！
“余教授：
上面是我三年前人亡家破的时候写下的《我的梦想》，请问您：
一、 这个“梦想”是否太过狂妄？
二、 它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念完我的纸条后，余秋雨停顿了一下，而后，报告厅里回荡起他沉缓而严肃的声音：
我认为丝毫不狂妄……这是一种很好的使命感，丝毫没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狂妄与野心……同时，这也是一种极好的自我拯救方法……我不知道作者经历过怎样的不幸，但是，我非常钦佩！
余秋雨说的远不止这几句，但是，我只记住了这几句。
我用手捂住了双眼，捂住了怕被别人看到的咸涩的泪水……
新的一幕开始了。
我已经身在北大。
一切，那么自然而真实。
我，已经上场了……
爸、妈、哥：
你们可以放心了，我会好好地报答你们，报答你们，报答你们……
在那个阳光热烈的春日下午，在北大，我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两段百感交集的文字。
几天卖下来，我并没有赚到一分钱
然而，再好的“使命感”和“自我拯救方法”，并不能解决我的肚子问题。
在多方找工作无果之后，我改变了思路，决定尝试一下卖花。
在街边路头，我经常看见一些卖花人摆了一些鲜花叫卖，我想，他们一定能赚一点钱，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这么卖。
在宿舍里的一次聊天，舍友兼老乡刘朝助忽然问我，沙漠舟你怎么不找工作了？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5）
我说，我倒是想卖花，可是没本钱……
你咋不上说呢？说着，朝助掏出200元钱，递给我。
这钱你先拿去批一点花来，卖卖看，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想办法……
朝助的这一举动，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面对这200元钱，我简直有点手足无措——第一是根本没想到朝助可能帮助我，第二是他刚辞了工作，准备专心自考，也需要用钱……
朝助在此后的艰难岁月中，还多次从自己不多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资助我。
和他的表兄吕清一样，朝助根本就是一种无私的付出，因为连我自己都清楚：那钱，我没有能力还。
助人一次容易，第二次就难了，更何况三次、四次……
这是一个愈来愈冷漠的人间，而我，却一次又一次地际遇了温暖。
听说我要卖花，一位女孩把她老乡留下的一辆旧自行车送给我，作为“运输工具”。
我买了喷水壶、塑料桶等工具，到马甸鲜花市场批了百合、玫瑰等，当起了“卖花郎”。
然而，几天卖下来，我并没有赚到一分钱。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在你动手之前是一回事，在你动手后又是另一回事。
我先后换了好几个地点，都让我大失所望。
倒是地下室有几个同情或敬佩我这个“武大郎”的，见我白天没卖多少，晚上都来照顾我的生意，把我卖不出的快枯萎的鲜花买去送给自己或送给女友。
这样的“义举”让我感动，也让我不安。
后来，我在外面卖不完的鲜花，要么赔本卖掉，要么，干脆送给问了价钱又不想买的过路人。
最后一次去批发鲜花回来的路上，一辆的士开到我前面，停在路边。
我骑车从车旁过去时，后车门突然被乘客推开，“怦”的一声，我自行车后架一侧挂着的塑料桶被车门一挡。
重重地掉在了地上，百合和玫瑰撤落一地。
我下了车。司机探出头，见我人没事，就开车走了。
那位乘客帮我一块把部分没摔坏的花拾起来——只剩下一半是好花了。
塑料桶也裂了。
那中年乘客要赔我20元钱，我犹豫了片刻，没好气地说了声“算了，也不能全怪你”，没有要他的钱。
这批花没卖就注定了亏本的命运。
这次以后，我“金盆洗手”，停止了卖花的行当。
卖花亏了几十块钱，剩下的一百多块本钱，我没有还给朝助，而是用来吃饭——否则，我又得身无分文了。
您身体这么单薄，能吃得消吗？
几天之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人的导弹给炸了，记者邵云环、许杏虎等牺牲。
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世界。
愤怒的中国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以示抗议。
我也参加了游行，步行5个多小时，从中关村走到了朝阳区的美英驻华使馆所在地。
我写下了洋溢着民族主义和爱国激情的诗歌《中国人，不可战胜的人》，并在大学生为无辜遇害的三位烈士设置的灵堂前焚烧了它。
这一事件，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美国人的悲哀，因为它激起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仇恨。
一时间，报纸火得不行。
一天， 吕清来找我，说他的两个小老乡批了不少报纸，怕卖不完，叫我去帮忙卖一下。
我帮着卖了一个下午，竟然卖了好几十份。
吕清的老乡只拿了批发报纸的本钱，把我的卖报所得硬塞给了我。
我也就这样帮着他们卖了几天，每天都能挣上个十块八块的。
后来，随着“使馆被炸”事件的渐趋平息，报纸的销量也大为下降，吕清的两个老乡停止了卖报。
这却给了我启发：我为什么不靠卖报活下去呢？
我找到《北京晨报》海淀区学院路发行站，成了一名发行员。
第二天早晨5点，我就起床，骑上自行车，到发行站领报纸。
一位也在领报的发行员，是个人高马大的女同志，见我个矮背驼的残疾样，诧异地问：
哟，您身体这么单薄，能吃得消吗？
试试看吧。我笑着回答。
我驮着40份《北京晨报》，骑了半个小时，到了我预先看好的一个地点——紧邻圆明园的福缘门村路口的一个公交站点。
这个站点当时的站名是“北京大学”，其实离北大西门还有一站地，所以后来改为“颐和园路东口”。
当时，我还不知道，沿着福缘门路口进去，里面那个人口混杂的村落——福缘门村，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名扬中外的“圆明园艺术村”。
而我更没想到，以后我竟会和这个小村庄结下不解之缘。
在这块“地盘”卖了三天还是四天吧，效果并不理想，有时能卖完，有时卖不完，有一天还剩下了10几份。
40份报纸、进行3角5一份，卖5角一份，40份全部卖完能赚6元钱，卖不完则可能只赚一两块钱甚至亏本。
为了寻找好的地点，我不断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换到圆明园公交站点，卖了两天，销量还是上不去。
又改到清华大学南门。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自己吃完一碗豆腐脑之后，又买了两个馒头，揣在口袋时，预备当午饭。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6）
进出清华大学南门的人不少，在门口上下公交的人也很多，却没有多少人买我的报纸。
一个上午下来，只卖出二三十份。
快到下午1点时，才感到肚子饿，掏出馒头（已经有点硬了），就着带去的自来水啃了起来。
只啃了一个，我就完成了“午餐仪式”——另一个，我怎么也没胃口吃它了。
可能是饿过劲了吧，我想。
两三点的时候，我实在困极了，一屁股坐在路边的铁栏杆上，脑袋搁在自行车后架的报纸上，呼呼地大睡起来……
路上喧闹的人流和车流，与我仿若另一个世界……
后来，我又换到中关村……
七八天卖下来，我几乎没赚什么钱。
一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我的人和报纸都淋湿了。
我又冷又饿，沮丧地往回骑着车子，经过一座小桥时，我停下来，手扶桥栏，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扭头看了看后座没卖出的一摞湿报纸，手下意识地想去解绳子——我真想，把那些报纸全扔到桥下去！
这样的日子，我完全是硬咬着牙支撑了下来
发行站站长张颐芳大姐见我卖的不理想，便为我安排了一个“黄金地段”——清华园双清路口。
这个路口原来是一个山东小伙子小王的“地盘”，前几天他回家收麦子去了。
我试卖了一天，果然是块“风水宝地”：才三个多小时，40份报纸全部卖出去了。
第二天，我增加了20份，也卖完了。
1999。6。12 星期六 晴
今天5∶10’起床，至8∶10’，卖完了80份晨报。
明天起决定增加工作量，双休日每天100份，周一至周五每天120份，视情况再往上加。同时，增加《环球时报》和《北京青年报》。
必须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面对生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以更加积极向上的精神去超越生活中的艰难与阻碍，做一个真正的强者。
1999。6。14 星期一 雨
晨，5∶20’起床，外面风雨如晦。
我必须出发，无论风还是雨。
我是属于道路的，我必须向着远方跋涉而去……
在雨中开始卖第一份报，又在大雨中卖完最后一份报纸。
从6∶30’开始，100份晨报直卖到10∶30’。
在大雨中，凡有一个人买我的报纸的，我都倍加感激也倍加感动。
中午，在北京科技大学学生食堂吃完2元钱的便餐，回来的路上，忽然腹痛如绞，挣扎着骑车回到地下室，躺在床上，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的折磨，直到昏睡过去。
下午1∶30’，在舍友的说话声中惊醒，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再次出发——站里分配了我今天10份《北京青年报》，我得去把它们卖完。
我对朝助说，我不得不这样做……
在北京卖报有固定的和流动的，我属于流动性质的卖报人，并且是较辛苦的一种——“卖车”。所谓“卖车”，就是卖报给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在熙来攘往的十字路口，红灯一亮，车停下一长排，你必须赶快从第一辆车叫卖到最后一辆车。太阳又晒，汽车排热又多，整个人仿佛置身于火炉之中。一分钟后，绿灯亮，车开动，你得赶紧大步流星往回走，回到第一辆车的位置，等待下一个红灯。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天好几个小时下来，你得一刻不停地来回叫卖，甚至连停下来喘一口气，抹一把汗水的时间都没有。我本就体质孱弱，每到最后一两个小时，脚步就像山一般沉重，但却不敢在路边坐下歇一下，生怕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好几回，卖报回来，疲惫不堪的身子往床上一躺，连爬起来吃顿饭的力气都没有……
这样的日子，我完全是硬咬着牙支撑了下来。
有一次，在大雨中卖报，我被淋了一个透湿，但我却在雨中“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面对远方
用我的脚步就足够
面对风雨
用我的意志就足够
面对虚伪
用我的真诚就足够
面对冷漠
用我的热血就足够
面对仇恨
用我的爱心就足够
面对邪恶
用我的正义就足够
面对死亡
用我的微笑就足够
一天早上，一辆出租车里的一个女孩要买报纸，掏出钱包之后才发现没有零钱，说，对不起，我不买了……
我递了一份报纸给她，说，我送你一份吧……
几天之后，一个女孩骑车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元钱，买一份报纸。
我正要找给她5角，她说，不用找了，上回你不是送了我一份吗？
我这才认出她来，心头瞬间涌上一阵暖流……
一天卖百八十份报纸，能赚上十几块钱，这对初到北京的我来说，可算是一大胜利了。
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收完麦子的小王从山东老家回来了，见我占了他的“地盘”，不好意思赶我走，便和我形成一个默契：在那一条路线上，我卖下半段，他卖上半段。
这样，我的销售量明显下降。
卖了几天后，我主动把这块“风水宝地”让了出来，或者说，是“交还”给了小王。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7）
小王是有家有室的，需要这块“宝地”养家糊口。
啊，命运，悉听尊便吧！
我又开始打游击，四处寻找合适的卖报地点。
换了好几个地点，销售都不理想，每天只能卖七八十份。
这时，已是６月末了，气候愈发炎热，有几次，卖完报，一身汗水骑车往回走时，眼前忽然金星乱迸……
我的身体已经发出了危险的信号，看来，我得另谋出路了——再这样卖下去，真怕自己哪一天就突然倒下了……
正巧，在北京科技大学的布告栏上看到一份招聘启事：
诚招撰稿人……
我打了电话，对方让我前去面试。
在离北大西门不远的一个叫“芙蓉里”的小区里，我找到了天际文化公司。
一位小姐拿了一篇古文，让我当场改写成现代文。
我看到，来应聘的人还不少，大多是在校大学生。
我写了二十几分钟，那位小姐站在我旁边看了我写好的前半部分，说，你不用再写了……
为什么？我诧异地问。
哦，你通过了……
原来，这是一家搞图书出版的公司，正策划出版一套“名人百传”。
他们让我从十几个中外名人中挑选一个作为“传主”，我略为思索，说，那我就选彭德怀吧。
“谁敢为民请命，唯我彭大元帅”的彭德怀，向来是我心目中屹立如山的民族英雄。
我和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由我撰写一部《彭德怀传》，20万字左右，每千字9～12元，期限为3个月。
1999年6月30日，上午10点15分，我在炎阳下卖完了手上的最后一份《北京晨报》，终结了一个多月来的卖报生涯。
第二天，我骑上自行车，直扑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
三个月能赚两千多元，这部书稿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我，诱惑实在太大了。
整整一个7月，我都穿梭在地下室与图书馆之间。
从我住的地质大学到图书馆，骑车来回要花两个多小时。
我常常是在开馆的第一时间赶到图书馆，这样好占据一个座位；去晚了就可能没有座位可坐，那就别想写一个字了。
我连办一张借书证的100元押金都没有，没办法把有关书籍借回去看，只得在图书馆现查资料现写。
午饭为了省钱，我常是一包1元钱的方便面加一个2毛钱的馒头，根本不去考虑营养不营养的问题。
1999。7。10 星期六 多云
今天口袋只剩下十几个角的硬币了，傍晚，正愁着是去买几个馒头还是买一斤半呢，陈征却要请我的客，我也就不客气了。
吃饱了肚子出来——吃的是久违的饺子。我对陈征说，今晚这一餐将载入史册——“在沙漠舟快吃不上饭的时候，你帮助了他！”
这真该“载入史册” ——至少是我自己的史册，因为，陈征是在自己快要山穷水尽时帮助的我——他身上也没几块钱了，这，尤其可贵。
1999。7。27 星期二 晴
昨晚从科大吃饭回来，已是晚上9点，而宿舍里陈征竟然还没吃饭——他口袋里只剩1毛钱了。于是我返身骑车赶到科大，食堂里已无一人用餐，炊事员已经在收拾菜盆了，陈征还算幸运。
给陈征买完饭，口袋里只剩下3元多“大洋”了。我把其中的2元给了陈征，今早起来，知道陈征吃中饭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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