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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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敌投降前夜，有的部队其军官已失去统制力量，士兵自动走散，加之我军缺乏受降经验，和有些干部的洋财思想，致在新七军投降後，有的受降部队只要武器不管俘虏、有受降一两个团而俘虏不过三四百人。”
　　　　“战场上的零星物资的统一分配可以做到，但所规定的整批物资及仓库只能看守不得搬运，则不能完全做到，因为大家有’遵守纪律就必然吃亏’的思想，觉得别人拿了，我不拿不合算，统一分配没有自己分的多，或认为‘大家分了，也不是本人贪污’，这种思想就是抓一把的基础，而这主要是干部的思想问题，故锦战中有的部队得了米面被服很多，别的部队则发生了羡慕思想，於是沈阳战役中也就抓一把。”
　　　　“一般争执事件很多，领导干部间拍电报，写信，当面控诉，往返答辨，影响到下面则有因互争而开枪打死打伤人者。”
　　　　“这些争执，每个战役都有，而且几乎是包括了所有的参战部队。”⑷。
　　　　同年5月10日，东北野战军後勤部副政委陈沂，在後勤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这次打四平，抢了医院，连老百姓的两三个西药店都抢了，这就叫本位主义害死了，为了自本位搞点西药，竟不顾党的影响，这简直是强盗，而不是人民解放军。”
　　　　“去年某纵打进四平，光是仓库里的雨衣，皮衣，棉衣就是好几万套，他们派人看守，不要别的部队去拿，结果第三天被炸的光光的，这些人是只许让飞机炸不许别人拿，这是甚麽话？本位主义从红军时代就反对起，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严重，今天我不详细举例子了，我们部队中的本位主义照东北人的口语来说：‘老鼻子啦。’”
　　　　辽沈战役後，“林罗刘谭”狠抓了这个问题。
　　　　被抓了典型的吴法宪，也护了狠：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四野给天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进入北平就更好了。
　　　　衡宝战役後，有些部队老毛病又犯了。
　　　　很想写几位当年黑土地上的纵队政委，老人们却都对他们的司令员津津乐道。
　　　　谈的较多的，是後来成了“五虎上将”之一的吴法宪。
　　　　对于当年就有“吴胖子”之称的吴法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没架子，挺随和，联系群众。说他挺爱开玩笑，有时见了下级也敬个礼，“没大小”，和人挺处得来。
　　　　有的老人说他当年瞅著也挺正派，没甚麽壤心眼，後来怎麽就变成那样子了呢？人可真不好看。
　　　　有的老人说当年批判黄克诚时，吴法宪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扮演这种角色的也不光他一个，不过他垮台了，成“死拘”了，就怎麽批判都行了。
　　　　有异议的是关于他的能力。
　　　　有人说他当年就是个“草包政委”，没甚麽主见，魄力，就是个“坐车的”，说他一听说甚麽事情没弄好，就“娘卖＊的，娘卖＊的，咋搞的，咋搞的。”
　　　　有人说比起那种出类拔萃的，他不行，可讲话办事也是很有一套的，不白给。他若是个“草包”，“饭桶”，怎麽能当上纵队政委？共产党没人了怎麽的？
　　　　生活是一本书，生活中的人也是一本书，一本用各自密码编写的很难破译的书。
　　　　但是，“坏人＝草包十饭桶十笨蛋十白痴”，确是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个公式。好像他们的垮台，就是因为他们的无能。而且，坏人在娘胎里就不是好东西，好人生下来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但是，生活中确实有些干得很精彩，很出色的人，并没有被历史留下来，或是在某段历史时期中被埋没著，一些本来很平庸的人反倒少不了。历史有时需要这种角色。他们是被历史推到那儿去的，并不一定是积极主动创造、争取的。他们是历史的幸运儿，也是历史的悲哀。比之那些因出类拔苯而多灾多难的人，他们活得实在是够轻松的，他们中有的人若不是在某个时刻投了一下机，本来会继续轻松地活下去，甚至青云直上。
　　　　一位“罗荣桓传记写作组”的老人说，他们去监狱找吴法宪了解罗荣桓情况时，吴法宪站起来立正报告，张口就叫“首长”。这回可是正儿巴经，没一点开玩笑的意思，却愈发使人忍俊不禁，又不能不强制忍往。
　　　　（一些人在台上时曾是何等“风度”，一旦失势怎麽就“幽默”如此呢？）。
　　　　这位在黑土地曾被吴法宪开玩笑敬过礼的老人说，吴法宪“态度最好”，问甚麽讲甚麽，写的材料最多，水份也最多。比较之下，李作鹏正好相反。
　　　　当年黑土地上的名将黄永胜，18年徒刑服了三分二就病死了。
　　　　和吴法宪一样被判17年徒刑，早已监外就医的李作鹏，依然是个“烧锅”，爱喝酒。他每天的工作是写回忆录。他有得写的。
　　　　笔老采访时已经释放的邱会作，和吴法宪、李作鹏一样，每月200元生活费。夫人参军前是个护士，後在延安医大毕业。“九·一三”後也被关了几年。现在，她办个执照，开个体诊所。据说生意还挺好——“邱会作”三个字无形中所起的广告作用，大概是不能低估的。
　　　　吴法宪经常上街买菜。人们都认识他，有的叫他“吴大爷”，有的叫他“老吴头””老胖头”，叫甚麽他都答应，依然挺随和。看见他挎著篮子来了，就让他先买，说照顾老年人，有的还说“老红军可以不排队。”
　　　　会打仗却打了败仗的杜聿明等人，在监狱中学会了做工，种田。
　　　　从人类进化的意义讲，这是一种从猿到人的进步。他们终于成人了。
　　　　从堂堂“空军司令”到“吴大爷”，“老吴头”，“老胖头”，吴法宪也成人了。
　　　　当他和售货员或小贩数点角币和钢崩儿（不知他会不会讨价还价，也不知“九·一三”前是否认识人民币——林彪是不认识的）时，当他提著装著亲手挑的蔬菜的菜篮子回家（开头，他会横过马路，会识别红绿灯吗？）时，他会想些甚麽？是弹雨中冲杀，风雪中行军，打了胜仗和部下开个玩笑的岁月？还是蒙着黑色窗帘的“红旗”，戒备森严的豪华庭院，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後拥的笑脸？他是为权力的失落而懊丧？还是为人性的复归而庆幸？
　　　　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第35章　葫芦岛不是“。”
　　　　黑土地上最後一面“青天白日”旗，是从葫芦岛的码头上消逝的。
　　　　南广北锐，中腰狭窄，只有6里长的小岛，凝固在万顷碧波之中，像只葫芦，又像个“！”。
　　　　最後归宿的那个台湾岛，则像个“、”，或者“，”。
　　　　从秦皇岛到葫芦岛
　　　　——再续战犯录之一
　　　　10月20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2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调任沈阳“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10月27日，就在东进兵团徒劳无功的终于攻占塔山这一天，廖耀湘兵团电讯联络中断。杜聿明立即命令停止东进，退守原来阵地。11月2日，沈阳失守。于是，杜聿明的使命，就由东进变成西退。
　　　　廖耀湘兵团被歼，沈阳易帜，锦西和葫芦岛的国军成了惊弓之鸟，唯恐共军顷刻间赶来，再把他们席卷一空。有的说应从陆上跑，有的说应从海上走，有的说还是海上走安全，但若船来晚了，掩护部队无法走掉。有的说有重要机器设备，奉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快撤退，有的说有档案文件必须先走。边区司令部门口拥挤著一重又一重人，争吵不休。连侯镜如都急了，催杜聿明当机立断，快些从陆路走。
　　　　面色黄瘦，一副病容的杜聿明不动声色。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共军搜索攻击”，给後方部队的命令是“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了葫芦岛码头，才发出上船命令。
　　　　11月8日午夜，最後一支部队54军8师经锦西机场去码头登船时，杜聿明很安闲地站在跑道旁，向8师副师长施有仁招手道：不要慌，沉著点。
　　　　卫立煌逃跑时，连“剿总”楼上的国防部战地督察组长都忘了打声招呼。儒将杜聿明，在这里把人心徨徨的10万大军的撤退，组织调理得有条不紊。
　　　　只是，林彪锦西撤退建立功名，杜聿明功名何在？
　　　　从昆仑关到山海关，他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他在黑土地上撤退了最後一名国军士兵。当年他揭幕，如今他谢幕，有始有终，倒是一个全过程。
　　　　离开黑土地两天後，杜聿明飞赴淮海战场，两个月後，他在河南省永城县陈官庄被俘，从此走出军界。
　　　　对于黑土地，对于杜聿明，战争结束了。
　　　　一切都完结了吗？
　　　　11月4日，“林罗刘”在给“军委东北局”的电报”中说：
　　　　日前由沈阳至打虎山，由打虎山至锦州，由沈阳至营口之栈，到处是渍兵，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已令各部收容补充。
　　　　王继武老人说，打下锦州後奔辽西，路上到处都是迎头走来的国民党官兵和家属，羊群似的，乱哄哄的。也不知是打散的，还是拿到了还乡证。过锦州西大桥时，桥上都满了，我们是硬挤过去的。
　　　　这些从“西大桥”上过去的，那些从营口跑到葫芦岛，又从葫芦岛和东进兵团一起跑掉的，有多少人回到了家，或是去了台湾？回到家，去了台湾，他们和他们留在大陆上的亲人，苦难从此就了结了吗？
　　　　很多来华“观光”、“投资”的日本人，一定要去看看他们当年的“故居”。当他们在那里流连时，其感情、感想大概是难以和盘托出的，却也不无可以理解之处。而对于世世代代繁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却只能对故土望洋兴叹，那又是一种怎样的冷酷，残忍？当他们中终于有人在有生之年如愿以偿後，他们会不会想到要去当年的战场上看看？他们中，可有在塔山和黑山等地幸存的“敢死队员”？
　　　　蒋介石死前留言：日後反攻大陆，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於孙中山陵前，这和那些胸前衣服上写著“想家”大字的去台老兵，心境是一样的吗？
　　　　1988年1月18日，台湾《民众日报》刊登去台老兵杨荣华的一篇文章：
　　　　我是个孤儿，是个没有亲属，没有党籍，没有教派，没有启蒙同窗，没有孤儿院玩伴的老孤儿，……14岁那年，在山坡放牛，被国军44军连人带牛抓进军中，牛被宰杀烹食，我被迫成为军夫，当炮灰，和鬼子打仗，跟共军拚命（“抓”也好，“被迫”也好，“和鬼子打仗”与“跟共军拚命”，是两码事情——笔者），直到金门古宁头之仗，奋战有功，放牛郎也能当官，升上排长，获得想要的光荣。在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下，我视军营为家，埋头苦干，潜心求知，考上炮校，并能毕业，满以为运途顺畅，前这光明，未料47年（1958年——笔者）元月，突然莫名其妙被扣上“庸劣”帽子而被“撤职”，成为杀鸡做猴的祭品。迄今含冤30年，也曾多次申诉，却找不到半个包青天，怎不令我哀伤失望！尤其跟劫机“异”士，越南难民，驾机偷来台湾领取黄金的那些人相比，会使我吐血、发狂，再想想目前孤寂凄凉饥寒苦境，连半分钟都不想再活下去，真是先来的不如後来的，后来的不如偷来的啊！⑸。
　　　　正是台湾民间“返乡拳”·唱得兴致时，笔者在某地见到两位上访老人。一位是参加长春围困战的，一位是在长春起义的。在一间最下等的，被褥、床单和枕中油渍抹黑的房间里住了几天，接待部门通知招待所，撵他们走。两位长春城下的对手，又都在朝鲜吃过美国子弹的老人，联合起来去找“首长”，这才重新有屋住，有饭吃。饭桌上，两个小青年对那位起义老人说：你若去了台湾，今天回来，看是啥成色？
　　　　对比这些老人，这几十万拙仆的文字，应该首先献给谁呢？
　　　　政治家讲“主义”，讲“信仰”，并为之奋斗终身。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当然是要有信仰的。对于一个还不强盛的民族，尤其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可在这里，对于那些在这场内战中至今还没有好结果的老人，这种不流血的战争是个甚麽东西？
　　　　即便是对于去了八宝山的杜聿明，和那些在台湾和在黑土地上把生命划了“。”的不知名的人，在他们生命末尾处留给後人的，就是个“。”吗？
　　　　黑土地上的爆炸声
　　　　葫芦岛撤退前，杜聿明指示部队，对锦西和葫芦岛地区工厂设备，能搬走的尽量搬走，不能搬走的必须彻底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葫芦岛自来水塔，码头，机车，都指定部队负责破坏，码头是要用到最後一刻的，待部队全部登船远去後，就用舰炮发射炮弹，诱发码头上预先埋设的大量TNT炸药。
　　　　在所有撤退前还来得及下手的城市，都能听到破坏工厂矿山的隆隆爆炸声。
　　　　在所有来不及动手的城市，都派去飞机大肆轰炸。
　　　　11月2日以後，国民党飞机连续几天轰炸沈阳，重点目标是兵工厂和仓库。如果几座弹药库被击中，半座沈阳城就不会是今天这样子了。
　　　　四平，锦州，鞍山，木溪，吉林，营口，梅河口，凡是打过仗的城市，特别是曾经几进几出的城市，从厂房设备到一般公共建筑，完好无损的不多。有的炸平了，有的烧光了，有的洗劫一空。
　　　　“兵不血刃”，未遭枪打炮轰的长春，“原有的400家中小型工厂，不仅完全停工，而且厂房设备都已大部毁坏殆尽。””全市输电设备被毁三分之一左右。自来水净送水设备百分之七十被毁。煤气制造设备大部被毁。全部公共交通车辆。无一完好；部份有轨电车已被用作城防工事埋人土中”⑺。
　　　　60军撤退到长春前，郑洞国飞去吉林传达撤退命令，特别指示务必将小丰满水电站彻底毁掉。果真如此，中国将失去一座最大的水电站，还有10多个县将变成泽国。共产党早已得知这个计划，全力宣传保护电站，发出警告：有胆敢破坏电站者，不论官兵，一律以战犯论处，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擒拿归案，决不宽宥！
　　　　共产党也曾想炸毁小丰满。
　　　　一位老人（老人并未说让隐去他的姓名）说：四平撤退前，我跟副师长去趟小丰满电站。那可真是个电的世界，取暖，仿饭，全用电，老百姓家也是电炉子，那人瞅看好像都带著电。土八路开了眼界，也心痛，舍不得。开头，管理人员以为我们是去保护电站的，挺热情。後来见我们问哪儿是要害。听出门道了，态度就变了，说“哪儿都是要害”。回去报告，上级又说不炸了，说早晚都是我们的。凭当时我们的技术力量，恐怕也不一定炸得了。
　　　　1946年3月15H和16H，林彪有两封电报：
　　　　中央东北局：
　　　　南满苏军已撤，国民党已进占沈阳并继自关内增兵，估计其第三步行动将为占领南满工业粮食区，这一带我们无守住的充份把握，如和平後国民党亦将这一带划成他的，故无论和、战，这一带我皆难於保持，因此，我意利用战事期间在敌人将逼近时即将这一带全部煤矿与工业进行大规模的爆炸破坏，将全部矿林淹没，只要一停电，矿里的水不能排出矿即被淹，非一年半以上不能修复，所以我建议立即着手准备大破坏。盼你们即考虑答覆。
　　　　11、3、15、未时
　　　　中央东北局：
　　　　一、昨未电意见作废。
　　　　二、我们拟不进行一般的破坏，只破坏无损於苏联利益和群众生活利益的军事工业部份，并只在尽量搬运後，对不能搬运运的部份进行破坏。以上意见望考虑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