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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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还是班长的崔文清老人说∶
　　　　和新二十二师一交手就叫人吃惊。枪打得准，炮打得更准，就在你头上几米处爆炸———小鬼子可没打出这水平。
　　　　赵斌当时是四纵十一旅三十二团二营副营长。
　　　　老人说∶
　　　　我那个营伤亡了一半，大都是火焰喷射器烧的。一打一条火龙，满是冰雪的大街都烧黑了。当时也不知道那叫“火焰喷射器”，就叫“那玩艺儿”，“喷火的那玩艺儿”。后来不知谁说那叫“火箭炮”，大家就叫“火箭炮”。
　　　　来个纵队领导，说∶甚么娘卖×的“火箭炮”，弄来个我看看！
　　　　我带两个班，从路边人家挖开墙钻进去。两个国军趴在沙袋后面，正往火焰喷射器上鼓捣甚么。我瞅一气，认准了，就扑上去。
　　　　满以为拿回来就有办法了。那个领导转圈儿看，掂一掂，踢两脚∶娘卖×的，就这么个玩艺儿呀？就这么个玩艺儿叫“火箭炮”呀！
　　　　撤出战斗后，大家议论，说过去打鬼子也没这样呀？这是“顽军”吗？后来就传说，新六军是在美国训练的，都是大学生。
　　　　那时可真有点怕美式装备，怕新六军。
　　　　这边攻坚攻不动，那边打援没打住。
　　　　３纵８旅两个团在六间房打援。晚到一步，敌人两个营已经进村了。８旅连俘虏也没抓个问问，赶到那里，围住就打。攻了一天，占领一半村子，就一步也动不了了。旅长火了：再攻不进去杀你们的头！正发脾气，背后“轰隆”一声，一个连没几个人了。
　　　　高秀成当时是８旅２２团３营教导员。
　　　　老人说：我那个营是预备队。１营、２营攻了两天，伤亡挺大，又疲劳。我们要上，他们不干，怕我们把“最后一战”的光荣抢跑了。团长是刚从延安来的，理论有一套。敌人没把咱土八路放在眼里，他没把我们这些冀东土八路放在眼里。
　　　　你得有真本事呀？关键时刻却拿不出决心，就让那两个半残废的营在前边粘糊。
　　　　六间房久攻不下，敌人大队援兵要到，旅里决定用攻鬼子炮楼的辨法造土坦克。拉来满满两马车炸药，放在９连休息的院子里。也不知是有坏人还是怎的，半夜时分，一下子就响了，几十里外都看见火光，还听见爆炸声。我这耳朵，现在还不大好使。
　　　　前边伤亡，后边伤亡。这边不能打了，沙岭那边也撤了。一路抬着伤员，那个垂头丧气劲儿就别提了。
　　　　老人都说，回到辽阳后开追悼会，一个个都眼泪汪汪的：这叫甚么“最后一战”哟！
　　　　一胜一负，国共两党，一比一平。
　　　　足球是圆的，战争也不能说是方的。不应以胜负论英雄。但对于成败的原因，还是应该论论的。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胜也好，负也好，圆的也好，方的也好，诉说着的都是同一个主题。
　　　　“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㈠
　　　　－－４Ａ电报之二
　　　　对于这段万花筒般变化着的时局，看得比较清楚的人，历史己经在黑土地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林彪、黄克诚、陈云、罗荣桓、高岗、张闻天……
　　　　其中，首推林彪和黄克诚。
　　　　“黄瞎子”的眼力新四军３师老人，都说黄克诚眼神不好，近视。平时，师里几个领导有时称这位师长兼政委“黄瞎子”，他也答应。对于惯于夜间活动的土八路，眼神不好是个难题。行军时，有人跟他开玩笑，故意在前边一蹦一跳的，说有石头，有沟。他就挺认真地在后边又蹦又跳。
　　　　从身材到心灵都是堪称巨人的戴高乐将军，有句名言：“没有威信就不会有权威，而除非他与人保持距离，他就不会有威信。”这种“距离论”的版权，其实并不是这位法兰西英雄的。翻译名人传记，那些曾在历史上留下雷霆般足音的中外名人，在都是这样说的，做的。
　　　　来自湘南红土地的戴眼镜的瘦小的黄克诚，与这种不无道理、也令人讨厌的“距离论”无缘。他是以对同志手足般的情谊，和基于这种情谊的严厉和宽厚，建立起绝非装腔作势才能攫获的权威。他是以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耿耿忠贞，赢得了人民的敬仰和信赖。他是以他深邃的眼力和杰出和贡献，在中国半个世纪风雨如磐的路上，留下了属于他的也属于人民的非同凡响的足音。这种品格和眼力，在这片黑土地上，在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时期，曳起一道耀眼的闪电。
　　　　据说，如今有些追悼会向遗体告别仪式，过了“那一会儿”，人们就海阔天空地谈笑风生了。而黄克诚的追悼会，自始至终，都被一种景仰、怀念的气氛笼罩着，那么深沉，那么庄重，那么肃穆。流泪的人那么多，流的泪也那么多。人们谈论的只有黄老的为人，黄老的刚正，黄老的节操，黄老的气度……
　　　　９月１３日，黄克诚得知苏军占领东北，即致电中央：“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内地战争。”
　　　　到东北后，他始终关注根据地建设。
　　　　１１月２６日，在那封著名的关于“７无”的电报中，他向毛泽东提议：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同一天，又致电军委：东北敌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１１月２９日，又致电东北局：“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列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或旅）之根据地”。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１２月１７日，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三师及杨、梁等师，干部均感没有根据地，非肃清土匪无法解决目前困难，亦不可能生存发展，但迄今仍未划固定地区，向林总商讨，林孤掌难鸣，向东北局建议，则从不回电，对目前既不确定持久方针，又无救急办法，使情势无论上下均感惶惑，且有人提及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
　　　　当从中央到地方都觉得东北形势很好时，他在那里来了个“７无”，简直把形势描写得一团漆黑。当一些人还把美械装备的敌人视为不堪一击的“土顽”时，他在那里一笔一笔地算计了敌人的“８条进步”。
　　　　当有些人还未从“独霸东北”中清醒时，他在那里发出了“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的警报。
　　　　是危言耸听吗？
　　　　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４日，在四平失守后的一片悲观气氛中，在科尔沁大草原东部的白城子，他在给中央的一封很长的电报中，这样剖白了那颗赤子之心：我是一个从坏处设想的人，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
　　　　在他口述或是撰写这封以及此前此后的那些电报时，他都想了些什么？想没想到宋人张商英那句“自古忠烈多磨难”？他应该想到－－但４４岁的瘦小羸弱的男子汉，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翻开建国后的报纸，“形势”好像从来都未坏过，连“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大好，而不是小好”。这样一个人罹难的命运就是注定了的，或迟或早而已。
　　　　据说，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曾派一位著名人物和黄克诚谈话，意思是站过来就行了。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拒绝了。
　　　　一个忧国忧民，忧党忧军的人。一个说真话，做真事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
　　　　据说，毛泽东１２月２８日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就是根据黄克诚等人的意见拟定的。
　　　　可停战令颁布后，毛泽东又命令东北民主联军“保卫马德里”。
　　　　于是，一封封少喜多忧的电报，又飞向了林彪、东北局和中央。
　　　　林彪无回音。
　　　　东北局无回音。
　　　　中央无回音。
　　　　照飞无误。
　　　　纵观历史，那些有着坚强个性的杰出思想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喜欢顺从的人。这就决定了他们脚下永远不会有平坦大道。
　　　　林彪“孤掌难鸣”时，他支持了林彪。彭德怀蒙冤时，他和彭德怀站到一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了麻烦时，他站出来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这一切。林彪被一个“鬼”字覆盖了时，又是他第一个把林彪的一生都放到历史的天秤上。
　　　　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黄克诚的骨头也是最硬的。黄克诚的胸怀也是最博大的。
　　　　黄克诚－－中国共产党人之楷模！
　　　　黄克诚－－中国男子汉！
　　　　黄克诚－－人民的儿子！
　　　　林彪脑子里的车轱辘
　　　　“批林批孔”时，就听说林彪是个好沉思默想的人。
　　　　当年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老人，都说从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想的是怎样建立根据地，是战争，是用枪杆子打出黑土地的共产党天下，把东北变成推进全国解放的战略后方和前进基地。
　　　　而在这段“万花筒”时期，摆在黑土地上的最尖锐、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对和战前景的估量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无从谈起。
　　　　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离开沈阳，准备到锦州西部指挥打大仗起，主导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了。
　　　　他认为东北不可能有和平。
　　　　因为和平是力量的平衡。
　　　　和黄克诚一样，林彪在这一时期的所有电报中，几乎都谈到了建立根据地问题。
　　　　和林彪一样，黄克诚也认为东北的和战前景只能是战争。不然，他们就用不着那样极力主张建立根据地了。
　　　　请看林一封电报：中央并东北局：江号电悉。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们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林１·５·９时显然，他对和平，对“最后一战”，是怀疑的和有保留的。
　　　　１月６日，中央在复电中说：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一战。
　　　　１月２６日，中央在《对东北和战方针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完全不应该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林彪不但仍然怀疑，而且致电中央，据理力争，说明战争的危险性。
　　　　当时在“东总”工作过的老人，都说林彪从未讲过“最后一战”，前方后方唱的是两个调子－－当然不包括沙岭战斗那个前方。
　　　　老人还讲，秀水河子战斗前，林彪给１师和７旅营以上干部做一次报告，讲东北形势，讲建立根据地，讲“一点两面”、“三三制”。
　　　　林彪说：没有自卫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对这一点不保持警惕，就会陷入被动。
　　　　人民渴望和平，就像农民渴望土地，土地渴望种子，种子渴望阳光、春风和春雨。“和平民主新阶段”符合人民愿望，军人愿把“最后一战”喊破喉咙。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论证当时确有可能开始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论证得也不无道理。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欲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
　　　　对于“独霸东北”，对于“拒敌于国门之外”，对于计划中的锦州西部那场大仗能不能打，对于每个置身于前线的士兵，都不能算是难题。可当人们都在渴望和平，而和平的祥云也确在头上飘翔时，透过那瑰丽的云霞而能看到战争的乌云，这里需要什么？
　　　　有个时期，报纸和红头文件上写了那么多“天才”，好像把“天才”都预支出去了，今天就难得见到了。这两个字有些犯忌。如果把这两个字和“林彪”两个字联在一起，那就更叫人心惊肉跳了。
　　　　现在，林彪更需要的是勇气。
　　　　因为他面对的是毛泽东。
　　　　在中国近百年史上，没有谁像毛泽东和林彪那样，曾经那么亲密，又那么疏远，那么大起大落了。
　　　　据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陈毅率队上井岗山与毛泽东会师。毛泽东下山迎接，和朱德、陈毅从大路上山，部队从小路走的。上得山来，见部队玻坐在路边休息，一个娃娃样的军人，站在那里给部队讲话：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红军也能坐天下。
　　　　毛泽东站住，听了一会儿，问：这个人是谁？
　　　　陈毅答：他叫林彪，是个营长。
　　　　毛泽东说：营长？营长是领兵打仗的嘛。
　　　　第二天，毛泽东找林彪谈话，让林彪给井岗山红军做报告，题目叫《红军能够坐天下》。
　　　　据说，长征过草地时，毛泽东身边的１２个战士，从担架员、警卫员到挑夫，都是林彪在红１军团挑的。政治条件好，身强力壮。临走前，林彪请他吃顿饭，说：一定要保护好、照顾好毛主席，红军不能没有毛主席。
　　　　可在此之前，四渡赤水到会理后，林彪却要毛泽东下台。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了不少胜仗（也有败仗），也走了些冤枉路。林彪说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说毛泽东这样指挥不行，要把部队拖垮。在会理休整时，他和彭德怀打电话，让彭德怀站出来指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不成，又写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要朱毛下台。他让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拒绝。红１军团军团长林彪，就一个人签名送上去了。后来，毛泽东说：你懂什么？一个娃娃。
　　　　无疑，后一个故事与前两个是矛盾的。而后一个，白纸黑字，写在《聂荣臻回忆录》上。这就愈发使前两个故事真假难辨，甚至完全不可信。可有很多时候，生活也就是这么矛盾着，尖锐地对立着。
　　　　现在，当林彪在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不知踱来踱去了多少时间，脑子里那个车轱辘终于在下面一封电报上停下来时，不知他可否想过那句“你懂个什么？一个娃娃。”
　　　　毛主席：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像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是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林彪手里拿支削好的红蓝铅笔，盘腿坐在炕梢，背靠在叠好的半人高的被垛上。有点西斜的阳光，透过屋檐下尺把长的冰溜子和老式窗格上的窗纸，照在那张微仰着的瘦削苍白的脸上。眼睛似睁不睁，声音不高不低，一字一句，就像背诵一篇早已熟记在心的课文。
　　　　季中权伏在四脚方桌上记录。他没有理会到这封电报的份量。来电去电，当时电报很多。可听到“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时，他心头一震，笔尖停顿了一下，随即又全神贯注起来。
　　　　记录完毕，林彪看了一下，季中权就送交电台了。
　　　　回来时，林彪下炕了，正在地步踱步。
　　　　林彪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