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贵族-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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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还不见得好用，许多事情还得亲人做才放心。
　　蒋经国政务实在愈来愈繁忙，他主导着台湾的政治命运和经济命脉，但冗杂的政务让其身体日渐虚耗，并且遗传性糖尿病越来越严重。虽有专职医生负责诊治，但长期下来渐难控制。所以，蒋经国开始打算把一部分权力让给儿子，让他帮忙去分忧解劳。
　　蒋经国在三个儿子当中权衡再三，已卧病在床的孝文不用说，孝武个性上比较倔强好胜，若赋予重任可能因急躁而办坏事，所以他只有选择小儿子孝勇。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对小儿子蒋孝勇的倚仗愈来愈深，甚至将与一些高官的联系工作交给他。蒋孝勇确实谨慎可靠，能将事情办得十分妥当。
　　从前蒋孝勇认为自己不该从政为官，一直想另辟蹊径走一条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路，最后还是被父亲选择作为代言人。但国民党政权饱受“美丽岛事件”“江南命案”冲击，“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有人选下任总统”，这辈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但是蒋孝勇不得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顶着巨大的压力帮父亲办事。
　　在蒋经国最后几年时光里，每个星期除了星期三和星期六外，蒋孝勇都会带着友柏他们到七海官邸，陪蒋经国夫妇午餐。而每个星期二及星期五晚上，是蒋孝勇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这时他都会在官邸陪蒋经国聊天。他们父子间什么事情都谈，地方问题、党的问题等。
　　每天周旋于政务大事，无疑是日理万机般操劳。不过蒋孝勇不管再怎么累，甚至一度靠服安眠药来入睡，只要旁人在耳边轻声说父亲来电话，他就立即清醒地一跃而起。对于父亲和政事，他是全身心的投入。他自己对父亲这么孝顺，常常对儿子蒋友柏感慨地说：“身教比言传重要，今天爸爸所能做的，是尽量用身教教你们，让你们来体会。”
　　蒋孝勇成了蒋经国暮年最为倚重的肱骨，宋楚瑜和王家骅也是左膀右臂。对于三个人的角色定位，蒋孝勇说：“父亲对王家骅是事务性的交代，如今天要做哪些事情、明天又有哪些事情等等；跟宋楚瑜谈的大部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怎么去解决；跟我则说的是还没有发生的或者正在酝酿的事，这些事情的背景以及对策。”
　　蒋孝勇时常能传达最高意旨，几乎是蒋经国和国府党政军大员之间的“传话人”，成为这一时期官场人人敬畏的人物。正由于他可以随时“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人借着各种机会逢迎巴结，以讨蒋孝勇的欢心。
　　生性低调的蒋孝勇很少在外抛头露面，被台湾坊间称为“蒋家唯一隐于神秘帘幕后的人物”。他可以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地下总统”就是别人为他取的绰号。
　　这位外界看来如此神秘的人物，在家里却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最爱在家里表演厨艺。这时的蒋孝勇位高权重，经常在外宴饮应酬，吃过各种美食佳肴。他总不忘记细心地记下来，回家尝试做给老婆孩子吃。蒋孝勇对做菜颇有天分，任何美味可口的菜色，只要他吃过一次，就能够模仿菜式的色香味，照葫芦画瓢般，做出一模一样的菜来。
　　年轻时蒋孝勇上过军校，有一定的射击基础，所以他业余时间喜欢打靶。每次他有射击活动都喜欢带着友柏参加，让儿子感受下严格的军事训练。他希望友柏从小能练习打靶，这样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可以训练瞄准力、注意力和稳定性。
　　蒋孝勇教育孩子无疑是很有一套，很多东西让蒋友柏终身受益。蒋孝勇常常告诉蒋友柏，一定要谨记两件事。一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及祖上的余荫、余德；一是别人喜欢荣华富贵，是别人的事，自己不要去牵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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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蒋经国逝世
蒋经国晚年疾病缠身，在“荣总”的病历可以堆至腰高。他集党政军百务于一身，事必躬亲的个性让他十分疲惫。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其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却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改革。
　　1986年初，身体日渐衰老的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马英九回忆说自己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凛然地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令宣布解除，台湾人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岛内*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宣布*进步党成立。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的名单，蒋经国却置之不理。
　　1987年这年的“*”，蒋经国坐着轮椅参加典礼并致词。他的讲话只有106个字，但已经吃力得坚持不住。蒋经国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外界的纷扰并没有停止打扰他。
　　首先当数老兵请愿事件，源自蒋经国的开放大陆探亲政策。事件发生于1987年11月10日，近千名老兵以无钱回大陆探亲为由，集结在行政院门口示威，要求当局每月增发补助费并一次性补助数万元的大陆探亲费用。当时俞国华没有答应此要求，也没有进行有效疏导。为了避免冲突，他要求行政院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从后门进出。
　　重病中的蒋经国得悉此事，当晚即将俞国华召来斥责，并派宋楚瑜到老兵中进行安抚。蒋经国在第二天深夜得知老兵们部分要求得到满足已散去，他才上床休息，这时距离他离世还有61天。
　　老兵请愿事件严重干扰了蒋经国的治疗，而一个月之后他又遭到了一次更大的打击缮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出席一年一度的“宪政纪念会”。此时身体虚弱的他只能坐在轮椅上致词，这时有11名民进党代表在会场突然发难，高举白布条抗议，一边跺脚一边高呼：“我们要求完全选举国大代表！”
　　面对这样当面的挑战，蒋经国默然而坐不以为意，继续让“国大”秘书长代他在喧哗声中宣读讲词，重申*改革的决心。面庞浮肿的蒋经国呆坐几分钟后，黯然离场那刻特别转头深深地看了鼓噪的人群一眼。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或许是无人解围让他感到了孤独。之后蒋经国几乎不再露面，也不过问什么事，有人来到他面前，会听到他喃喃，如同自语：“你们能做的事，赶紧去做吧。”
　　1988年1月13日下午1点55分，蒋经国突然大量吐血，并引发休克和心脏呼吸衰竭，不幸于3点50分去世，终年78岁。当天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在街头列队向他致哀。
　　多年后蒋友柏回顾爷爷的一生，感觉他过得真是坎坷。在有生之年经历了流放西伯利亚、与孔宋集团对抗、美国遇刺、石油危机、退出联合国、半夜美使告知断交、“美丽岛事件”、“江南命案”等崎岖。但蒋友柏也觉得爷爷一生更是伟大，他亲手带领台湾进入经济腾飞，又将台湾带入*时代。他亲口宣告了开放大陆探亲，为两岸和平交流揭开序幕。
　　最让蒋友柏不解的是，为何爷爷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做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没人能告诉蒋友柏。但蒋经国的一生可以画下一个完满的句号，成为让后世认同的政治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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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葬礼的背后
爷爷蒋经国去世那年，蒋友柏才12岁，个子却一下子蹿得跟父亲差不多高。他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轮廓越来越清晰，长方型脸庞，高高的鼻子，集合了父母的优点。然而正是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在爷爷去世的那段时间，忽然想明白了人生的很多事情。
　　蒋友柏永远也忘不掉爷爷去世那天，他放学回家就从母亲口中得知爷爷去世了，这消息宛如晴天霹雳，惊破了长空。等到蒋友柏换好西装跟着家人去看爷爷时，爷爷已经更好衣，安详地躺在床上。父亲沉默地陪侍在一旁，奶奶情绪激动地抓着爷爷的手，不断地呼唤爷爷的名字。
　　蒋友柏想起爷爷往日的音容笑貌，不禁抽泣着哭出声音来。但是他毕竟是小孩子，没有感觉到这意味着他一种生活状态的破灭。
　　蒋友柏和父亲他们当天晚上一起在“荣总”怀远堂为爷爷守灵。奶奶几度晚上至太平间探视，爷爷的遗体从冰柜拉出来之后，奶奶迫不及待地抚摸他的脸，细细地轻轻地摸，好像爷爷只是睡了一般。其实遗体早被冰得像冰块了，可是她才不管那么多缮
　　接下去的日子，蒋友柏亲眼目睹了爷爷隆重葬礼的全过程。
　　从1月13号蒋经国去世消息传出后，政府当天举行了“国葬大典”。当时三家无线电视台立刻改以黑白画面播出，所有娱乐业全部歇业3天。在开放民众瞻仰遗容的6天里，民众自发来谒灵的络绎不绝，每天都有超过20万人到忠烈祠追思。
　　蒋友柏随着家人一起参加了1月30号的“国葬礼”。在葬礼举行前，先举行了一场2000人参加的追思礼拜。当司仪庄重地宣布“起灵！”后，21响礼炮响起的同时，全岛防空警报也同时响起，为蒋经国默哀1分钟。
　　遗体移灵大溪头寮的路程中，前导机车通过时，哭声就如潮水般从远方随着车队慢慢涌来。从忠烈祠到“总统府”前，再到桃园大溪，68公里的路，到处有民众披麻带孝沿路哭泣。
　　灵柩安厝头寮福安宾馆，覆盖在铜棺上的旗帜则由蒋孝文收下。当时蒋方良因为心脏病，没有出现在安厝大典上。
　　在隆重的葬礼背后，隐藏的是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由于蒋经国在去世之前，早已公开对外界表明：蒋家人决不再搞世袭政权。事实上蒋经国不仅这样表白，更是毅然作出让别人接班的实际安排。蒋孝文因为卧病多年，蒋孝武因涉“江南命案”外放新加坡，只有蒋孝勇在他病危时代理一些政务，但蒋经国有意不想再让蒋家人走政治这条路，所以自他去世后，蒋家权力继任成了一个真空。
　　这时*开始活跃起来。之前他一直以一位学者型官员面貌出现，貌似对官场表现得不是特别热衷，像当年王莽未篡位之前一样的温文恭俭，所以才赢得蒋经国的倚重。1984年他被蒋经国一手提升为“副总统”，并顺利进入中常委，成为刻意培植的接班人。
　　对这位个子高高、脸长长的“副总统”*，蒋友柏并不陌生。因为父亲陪侍爷爷那段日子，他总是隔三岔五满脸堆笑地出现在家里。在父亲面前一般都是恭恭敬敬地左请示右汇报。不过蒋友柏对他并没什么好印象，人小鬼大的他知道，这人准是想让父亲把什么话带给爷爷。
　　如今蒋家大势已去，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就在蒋经国去世当天，*宣誓就职“总统”，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没过多久，*就得陇望蜀，觊觎国民党党主席的位子。
　　当时还是国民党“立委”的赵少康，与其他三十几个“立委”突然公开发表声明并联署，要求推*出任代理党主席。赵少康在选民心中有着良好的形象，加之宋楚瑜在后面为*鼎力相助。因此，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民间，都掀起了一股*旋风。
　　虽然国民党内多数人都支持*继任主席，但党内实权仍在*派这边，他们认为只有德高望重的宋美龄才有资格担任这个位置，因此*派和少壮派之间在军政界斗争激烈。*这时还得如履薄冰，在他就职的第二天还去拜访宋美龄，并以继任者的身份谦卑地下访**，并且勤跑蒋经国的灵堂，一点儿都看不出来野心。
　　*一面深藏不露地不动声色，一面积极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军政要职，把一些*派排斥在权力圈外。不久羽翼渐丰的*登上国民党党主席的位置，实现了党政一元化领导。他终于不用再把蒋家老小放在眼里，可以志得意满地宣告台湾天下是他的了。
　　从此，蒋氏家族步入了无限期的黯淡时光。
　　

人在走路时，转弯最重要
爷爷蒋经国的撒手人寰，除了让年少的蒋友柏第一次感觉到亲人离世的悲痛外，感触最深的还有阳明山家门口一夜之间变得门口罗雀，父亲蒋孝勇的生活也骤然变得如闲云野鹤般散淡。
　　以前一天往往有几拨人风尘仆仆地上山，前来请求蒋孝勇疏通关系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更是数不胜数。现在蒋经国尸骨未寒，居然很多人立马就变了嘴脸，尤其是那个前恭后倨的*。一种压抑的气氛开始向蒋家靠近，早晚这股怨气会发泄到他们头上。
　　在蒋友柏幼小的心灵中，从这时起就隐约地感触到政治的险恶，但又不知道这么大的变化究竟为什么？
　　蒋友柏知道爷爷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他和妈妈朝夕陪在父亲身边，希望他能稍微高兴点。这段时间蒋孝勇整日沉浸在悲伤中，无所事事而又不能自拔。拿蒋孝勇自己的话说：“我失去最多，因为我失去了父亲；然而我也失去最少，因为我只失去父亲！”
　　的确，父亲蒋经国的离去，让蒋孝勇的生命一下失衡了。因为蒋经国在世时，蒋孝勇整个生命重心都在父亲身上，父亲说走就走，这让他心里空落落的不是滋味。加之*上台掌权后，急于摆脱两蒋在台湾政界的影响，纵容和支持一系列“反蒋”的活动，开始对台湾政治体制大动斧钺，实施一系列本土化和“去蒋化”改革，岛内的气氛与蒋经国时代如同隔天换日，大家都有预感——台湾要变天了！
　　昔日两蒋被塑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而他们身后的政治冤案如孙立人案、雷震案等纷纷出笼。民进党“民间代表”逐步反攻倒算，在不同场合控诉两蒋的暴行。面对岛内一日甚过一日、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作为蒋家第三代“硕果仅存”的实力人物蒋孝勇，面临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前后才几个月时间，让蒋孝勇仿佛感觉换了人间，尝尽世态炎凉。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父亲蒋经国的话又一次回荡在蒋孝勇耳边——人在走路时，转弯最重要。这句话原是国民党*吴稚晖的名言，蒋经国生前经常挂在嘴边。这时的蒋孝勇分明感觉到，他的人生和家族命运是该转弯了。
　　虽然蒋孝勇一直身处权力的顶峰之上，但他深知变化莫测的政治险恶。他不想儿子友柏和友常日后也置身漩涡之中，过早地背上政治的包袱，被别人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和自己一样身不由己地遭遇政治的浊浪。蒋孝勇在父亲去世之后，一直秉持一个原则：对政治有所批评，但绝对不卷入是非圈里！他知道如果自己和孩子一直留在台湾，免不了还要政治这潭浑水。若能就此离开台湾，去个单纯的环境，一家人不就可以重新思考未来，思考要往何处去了吗？
　　蒋家过去和中国近现代史似乎总是连在一起，但终究有一天要有一个休止符。蒋孝勇希望这个休止符由他来画。
　　其实在这个家庭里最先动了移民念头的是方智怡，她在1984年蒋经国尚在人世时，就因为蒋友柏小学即将毕业，为了大儿子的教育问题，曾向丈夫真诚地探讨过，由她来带着孩子出境读书。但是当时蒋孝勇是死活不答应，认为一家人要走的话也是一起走。父亲蒋经国需要他侍奉，而且政治上也决不容许。
　　时过境迁，蒋经国已溘然长逝，*虽然假惺惺地邀请蒋孝勇入主新政府，担任个一官半职，但蒋孝勇感到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在无所适从的焦虑之下，蒋孝勇决定“逃离”台湾。
　　对这个决定方智怡是十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