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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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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响应全球关切的危机，而在于它响应的方式。
比如说，一般传媒都会质疑美国等农业出口大国有没有增加对外粮食援助，好像只要它们援助的数额够大，就算尽到富国责任了；如果它们的援助力度不足，大家就批评它们没有良心。如此取态根本就是被八国峰会集团设定的议程牵着鼻子走，毫无独立批判的能力。可是只要听听民间团体和示威者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援助”其实是个陷阱。因为美国一向破坏公平贸易的原则，大量补贴本国农业，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结果养出了不少肥大的农产商团，打垮了第三世界的无数小农。
它现在的“援助”只不过是个掩眼法，先用钱买下本国农产品，再拿去转赠他国。于是美国的大农场主照样享受了国家给出的另类补贴，穷国的农业则始终无力自立，不能竞争。请问，这样的援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不足的难题吗？也就是说，即使美国非常慷慨地大施援手，也不表示它真正“协助”第三世界的饥民。
自从“拉萨事件”以来，中国今年最流行的话题就是西方传媒的偏见和霸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在“八国峰会”这样的场合里面，在这种和国家尊严无关但却实在影响到了全球弱势平民的议题上，中国主流传媒和热血网民却突然变得很不在意西方主流传媒的偏向，并且很愿意跟着人家设置的路子走呢！
话说回来，幸好中国没有加入“八国集团”，否则说不定连仅有的示威花絮也要消失于中国传媒的眼界之中。你知道，那些示威者总是喜欢拿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开玩笑；要是他们也拿中国领导人开玩笑，那可是侮辱我们国家形象，伤害民族感情的重罪。到时候，所有批评“八国集团”为富不仁的话恐怕都得反过来讲了，不是他们突然都变得很善良，而是我们也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原题为“全世界无产者不见了”，发于“牛博网”2008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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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王总是政变的赢家
才不过几个月之前，就在泰国前总理他信和反对派闹得最不可开交之际，出面协调并逼使双方让步的泰王普密蓬被许多国际传媒歌颂为“民主的保卫者”。有些评论还因此回想起梁启超当年的建议，如果有个甚孚民望的皇帝，君主立宪制会不会要比共和体制更稳定也更适合亚洲人呢？
然后，2006年9月19号，泰国军方发动不流血政变，迅即掌握局势，他信成了个流亡政客。大家看得目瞪口呆，这一场兵变怎么会获得那么多曼谷市民的支持呢？而且政变军头们组成的“军营团”小动作还越来越多，他们甚至打算在未来的宪法内赋予军方罢免民选总理的权力。这还算是民主吗？
除了他信本身不受城市中产阶级欢迎之外，很多人都注意到这场政变获得了“合法性”，是因为有泰王普密蓬的祝福。还有些消息指出泰王的角色绝不简单，他不只是事后默许军头的行动，更可能是整件事的隐密策划人。如此一来，泰王还算是“民主的保卫者”吗？一个民主的保卫者可以赞成推翻民选领袖的军人政变吗？数个月前把泰王捧得至高无上的那些传媒和评论人现在又躲到哪里去了？
所谓立宪君主可以担任民主保卫者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它并不真心相信民主体制本身的权力制衡原则，不相信元首渎权的时候有恰当的机制可以应变处理，却幻想平衡权力的大任可以托付在一个别具威信的个人身上。
假如一个民主政体的领袖出了问题，比如说英国首相贝理雅面对大部分国民的反对，依然决意出兵伊拉克，我们应该寻找修复的方法，逐步完善体制自我健全的能力。它可以是增加民选领导的问责程度，也可以是削弱元首的权力，我们甚至可以反思民主体制自身的局限；但是我们万万不能把希望寄在一个世袭君主身上。因为那到底是一个人，如果大家运气好的话，他可以是个圣君明主；但假如他不是呢？我们怎么可以容让一个凭血统而握有权位的人去监督人民普选产生的领袖呢？
以泰王普密蓬为例，他勤劳爱民，生活作风、文化品味俱有足以为天下法的崇高声誉，他甚至曾以个人威望逼走了政变军头，但这是否表示他永远正确？他的继位人也是永远正确呢？在这一次的军事政变里，他容许军方逼走几个月后就要下台的总理，难道是维护了民主的正常发展吗？他信纵有百般不对，到底不是当年杀害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的军头，难道就不能多等几个月让国民决定他的命运吗？
所以泰国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到了几近拥握实权的君主，不只不是民主体制之福，还是它的风险所在。
原题为“支持政变的民主卫士”，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10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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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就是不肯放过古巴
世界上在位最长的国家元首卡斯特罗终于捱不住岁月的催逼，入院让权。这位古巴强人一生勇悍，以意志坚定耐力超凡著称。最能说明他耐力的，大概就是他超长的演讲时间，动辄两小时以上，而且还全程站立，手舞足蹈，丝毫不见疲态。
有一回他甚至对着群众接连演讲了八小时，应该是个世界纪录，只可怜台下的听众未必有他这等本事。
五十多年来，卡斯特罗的北方大敌美国已经换过九位总统，而这位独裁者/民族英雄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古巴官方的说法，美国特工曾策划过六百多次暗杀计划，试图取他性命，其中最搞笑的一次是把炸弹放进他心爱的雪茄里面，好等他点烟时炸粉碎。当然这些计划全都失败了。
为什么美国连越南都可以握手言和，却独独不肯让步于古巴？当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和这个“共产主义的最后岛屿”建立正常经贸关系的今天，何以美国仍然坚持制裁古巴，不待卡斯特罗倒台誓不罢休呢？
注意一下卡斯特罗病倒消息传出之后，美国迈阿密街上那些欢喜若狂的古巴移民。这帮人的人数不算太多，但却是共和民主两党极力争取的“基本盘”，在美国政坛向来享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对卡斯特罗的痛恨和美国冷战时期的反共意识形态可谓一拍即合。
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古巴？又为什么如此仇视卡斯特罗？除去政治理由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
要知道现代古巴曾经历过两场革命，第一场是19世纪末脱离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第二场才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领导的革命运动。那第一场战争与其说是争取独立，倒不如是美国和西班牙争霸战的延伸。当年的美国不只有官员出来公开呼吁古巴加入美国联邦，更以驻军和外贸的形式直接掌控古巴局势。
在整整半个世纪里面，美国驻哈瓦那的大使馆一直是古巴的真正权力中枢，还养出了一批裙带资本主义的掮客买办。所以第二场革命首要针对的固然是当时无能的政府，同时也是要清算那些垄断市场的美商和古巴的既得利益阶层。
卡斯特罗上台，充公不少私有产业，自然就走了一大批从前获利甚丰的“资产阶级”，而且他们走得不远，就在稍北一点的迈阿密。
原题为“谁最痛恨卡斯特罗”，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08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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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入侵
故宫星巴克的伪问题
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走进北京故宫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一阵错愕。我以为这座世上最大的皇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建筑瑰宝，今天就算丧失了卢浮宫的奢华，少了东京御苑墙外的静穆，至少也是体面的。最起码，它得有世界级国宝博物馆的庄重。
然而，在穿过故宫大门之后，我看到的却是几块绘上了清宫人物画像的木板，脸部挖了孔洞，好让游客把脸凑进去扮演皇族拍照留念。这明明是三流仿古游乐场的恶俗玩意，怎能放在堂堂紫禁城内呢？再看两旁的商店，蒙尘窗口上贴了几张摇摇欲坠的红纸片，拼出“纪念品”和“商店”等字样。且不要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专营商店来比了，这等门面恐怕连一般中等商场里常见的连锁成衣店都不如。当时我看见这等光景真是又难堪又心痛，但是我又安慰自己，国力不强，文化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一时达不到世界第一流水准也是正常的。假以时日，必有改善。
十几年过去了，再进故宫。那种胡闹的乐园式配套设计依然没有多大改善，只是多了一家星巴克（Starbucks）……
最近中央电视台主播芮成钢在博客里炮轰星巴克，说它把分店开进北京故宫是明目张胆的文化入侵。于是引来内地网民的热烈讨论，有人支持他，要求星巴克滚出去；也有人反对他，说这是不尊重合约精神，人家签好了约就有权留在此地。
其实在判断这是否文化入侵之前，大家的讨论不应忽略一个重要的基础层次，那就是故宫管理部门的责任。星巴克在商言商，哪里有游客就哪里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问题是场地管理者为什么会放它进来呢？我说的还不单是文化入侵这类很容易引起情绪反应的“民族大义”问题，而是管理机构想为场地营造出何种整体形象的问题。
好比一家商场，主事者自会为它选择合适的商店，以配合整家商场的形象与格调。北京半岛酒店不会让永和豆浆进去开业，香港置地广场也容不下麦当劳，哪怕它们出得起再多的租金；而一间针对低消费阶层的百货公司则根本不会费心拉拢高端客户。同理，一间有水平的博物馆也必须明白它营造出来的环境就是它留给游客的印象了，更不消提故宫这种世界文明遗产。
主事者在设计整体形象的时候要先回答几个问题，首先是整个场地的定位：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神圣的地方，还是一个老少咸宜的教育中心呢？它是一个面向全球游客的国际化休闲场所，还是一座纯粹的民族文化圣殿呢？然后就要探讨里面该有的配套设施了，例如它可以像韩国故宫那样完全杜绝商业活动，也可以学习卢浮宫的顺应潮流。接下来他们要顾及细节，从导游手册的平面设计到厕所的环境安排，全是整体形象的一部分，半点也不能马虎。
以故宫的现状看来，它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让美国连锁咖啡店轻易进场，甚至也不是我之前所说的没有品位；而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晓得要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与其争论高而大的文化入侵，大家不如一齐探讨故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原题为“慎谈文化入侵，多谈故宫定位”，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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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耻
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中国在过去十年之间走过的道路还真是奇怪，尤其自媒体取得相对开放的空间以来，明明我们看到中国有诸多问题和困难，但才一回头，却猛然发现自己突然之间竟成了一个叫人艳羡甚至嫉恨的大国了。明明我们是一个受了百年欺凌的发展中国家，这两年在国际媒体上看见的却是一片中国热。明明几年前我们还是那个被人妖魔化的国度，现在却目瞪口呆地看着中文成为各国学生的热门科目。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的不只是怎样登台当好大国的角色，还要在剧烈的场景变换和剧情转折中检视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所谓的检视与调整，不是只看几部电视剧，学一下古代王朝的往绩看一看西欧列强的盛衰；也不是教育国民讲风度重礼貌，外游之时不喧哗不吐痰那么简单。
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才妙。然而阿Q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阿Q的故事说的除了是鲁迅眼中的国人通病之外，还很符合当时国际形势下中国人的自处之道。清末以来，中国人被现代殖民帝国打得透不过气，传统文化系统被西潮摧折得瓦崩砖碎。这都是事实，也是很多人看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可是与此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反过来把自己的积弱说成是一种美德。最可笑的莫过于当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那套“中国人热爱和平”论的流行。要知道罗素固然是位严谨的逻辑学家，但他对中国的观察则来自皮毛的阅读与走马观花的旅行，根本不值一哂。偏偏很多知识分子引之为知音的肺腑之言，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高尚，热爱和平，发明了火药也不搞火箭炸弹。这，难道不是阿Q吗？
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Q和人打了一架之后却以自己的卑贱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扬自己热爱和平。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日日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们又会回想汉唐盛世乃至于清初三帝的威风武功，认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宝座本来是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灌输，一般能够扭曲价值扭曲世界观的怨恨就会不断生长茁壮了。
怨恨的表达相当多样，除了颠倒地肯定自我（比如说把随地吐痰讲成是中国人自在随意的表现），它还可以是种稍经刺激就立刻动怒的敏感反应（例如把某些国家的旅游景点特意以中文书写的“禁止吐痰”警告牌单纯地解读为歧视中国人）。更可怕的，是一种自我贬损的冲动。这两年来网上时常流传一些极度侮辱中国人的事件传说，其中有不少后来被证实是国人自己捏造的。为什么要自己辛辛苦苦虚构一些辱华的夸张故事出来，再去刺激大家生气呢？这就是怨恨心理导致的自虐了，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地位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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