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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挽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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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中国的灵魂记录者们很少面对这样的事实。对暂时功成名就或小康了的汉语作家来说，快乐大本营氛围下的挽歌和尘世记忆是不合适宜、不识时务的，但对野夫来说，即使社会真的繁荣、中国真的崛起，他个人也有权利表达。尽管野夫是给朋友们中带来笑声最多的人，他的幽默、口才令人叫绝，但野夫绝不奉迎这个时代，相反，野夫表达了一种中国人的存在主义，这是屈原、李杜、苏东坡、曹雪芹、鲁迅以来的语言抗争和文字见证。
野夫表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扪心：“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是否配得上我所受的苦难。”所以野夫会写挽歌，会为他亲历亲闻的民胞物与作下忠实而不朽的记录。野夫表达的是托尔斯泰的德性世界：“你改悔罢！”是审问意义上的尼采、布莱希特、帕斯捷尔纳克。尼采开宗明义表达说，他要谈论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它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诗中开篇即说：的确，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则借耶稣之口同样坚信，“三天后，我将复活”：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像木排，像商队的木船，依次涌来，接受我的审判。野夫不止一次地痛惜：“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他的挽歌写作，显然既是哀挽，又是审判，因为汉语借他之手显现了人性的最高价值和最终归宿，汉语借他之手完成了一次因果律：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同网络读者们明见的，野夫“组织后的命运”一类文字，既不像论文，又不像散文，更像一自成经典的声讨书
这也是野夫的散文难以在汉语散文中归类的原因。散文的野夫不同于当代那些写历史大散文或思想散文的作家们，后者多在经济理性的怀抱中无能自觉。散文的野夫不同于五四新文学先贤，后者太自信了，他们的使命也太明确了。散文的野夫也不同于唐宋八大家，后者即使有道统自觉、也为道统所统一了，何况他们仍属于士大夫阶层。
把野夫跟古今中外的圣贤和才子们相提并论，似乎有拔高野夫或说将野夫攀附之嫌。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即使在一个极度犬儒化的社会里，有人“依然在仰望星空”，仍会有灵魂跟灵魂对话，甚至有精神向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精神致意。的确，在野夫最寻常的句子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精神认知、人格的自我期许，他早已越过了乡愿犬儒之辈，而跟历史上那些巨大的灵魂相伴。野夫早已在精神领域选择了自己的家族，这是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汤显祖、徐文长以来的“神圣家族”。他也确实以自身的努力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
同样，我们需要切记的是，野夫只是一个当代中国眼里的浪子，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边缘人。一如所有那些为文明纪念的圣贤英雄才子佳人（一如野夫纪念那种消逝的文明女人漱玉），那些神圣家族的成员，在其生活的时代环境里，都是流俗眼里的寻常者、边缘者、失意者、偏执者。野夫完全明白自己的卑微，他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而仅仅念及他的亲友的死亡，就“足以砸碎他寄命尘世那一点点虚妄的自足”。因此他的挽歌是招魂，招亲友亡魂，也招自己的魂魄，他的招魂是在诉说自己的心灵。我在《破碎》中提到屈原：“屈原最早以失意贵族的真诚揭露了这种人与文字合谋的假象，他公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生活在贵族之中，但他如印度王子一样有着不容玷污的心灵高贵和美，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里第一个诉说自己心灵史的人。”野夫出身于土家贵族之后，他像屈原一样伤感。屈原的忧患大成是《离骚》，挽歌则是野夫的《离骚》。
八．
但野夫并不全然是抒情的，野夫散文传达了一种心智开放的极致，在情感、审美、历史之外，野夫还表达了一种力行的精神，一种兼爱意志。在野夫散文里有高贵在。挽歌最易痛哭流涕，所谓长歌当哭，但野夫是精炼的、本分的，他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恰到好处地落实为表达的节制和尊严。那种文字里有一个人的大爱意志、平等精神和救世心肠。参照先秦诸子，散文野夫大概可以直追墨子。是的，散文野夫不属于汉语散文的传统，但他是屈原和墨子的结合。有人行兼孔墨，野夫却是言思兼及屈墨的。
在这个意义上，野夫超越了流俗。他本来属于80年代，属于20世纪中国难得的80年代：大气、开放、积极向上，发现人的身体和精神之美。但80年代的人物命运并未完成，就撞上了发展和稳定压倒一切的90年代，野夫的同代人在时代面前做出了选择，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放纵。由80年代开始书写的人生文本至今成为一个人格分裂的乡愿犬儒，成为与时俱进或咸与发财发展的时贤。这种叛变或投诚是触目惊心的，以至于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悲愤地称引说，约翰…密尔的声音已经无数次敲打中国的窗门：“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吗？”
野夫的选择是意味深长的。他在武汉大学作家班进修过，毕业分配到海南，做了一名公安干警，是体制和主流生活中的成功者、天之骄子、事业的佼佼者。但1989年他经历了“革命时代的爱情”、“历史”、“正义”、“良心”，离职救赎，最终被打入监狱。数年后出狱，为体制和主流所弃，不得不做了书商，为生计所苦。如此一来，年轻时的写作抱负不得不暂时放过，却在他心中愈积愈重，终于在近年喷薄而出，这种类似凤凰涅盘式的写作新生，几乎是一个奇迹。他怀抱80年代的人性理想并超越了80年代，更不用说超越了当代，而直接先秦屈子和墨子们的言路和思路。他的挽歌就是在同代人沉沦之时，在中国转型全局退潮并走向反动的今天，以自身示范，向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性呼吁、致意。他为我们贡献了一个心智健全的现代人格，这一贡献是比他的挽歌更重大的贡献。
如同屈原的投水，如同野夫亲人的投江，野夫的选择也是投水。上善若水。在中国，大概只有水是干净的。虽然今天的中国，水源已被污染。也唯有如此，水才是我们最值得投入最值得献祭的去处。
野夫写李如波反感那些伤害他的“集体主义”，“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实际上野夫自己也做出了选择，无数中国人在求做奴隶和做稳奴隶位置的格局里活着，野夫早已拒绝了这种生存格局。借用野夫尊敬的迅翁所说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崛起、发财生活就是野夫所不乐意的。他的投水如同佛子所谓投海，他投的是众生海。是的，就连孔子也表明态度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野夫离开了上层精英或成功人士的生存模式，离开了世俗的热闹，回到了平民大众之中。在悲悯众生海的挽歌里，野夫为现代中国人招回了不死的精魂。他让我们这些四分五裂、丧失家教和历史传承的人明认：我们同为中国人。
所有人类历史上那些最重大的人性呼号，都是从遥远的极地传到人们耳际的。当屈原在楚国的山川大地招魂时，楚国上下都还沉浸在崛起、并跟秦国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幻觉之中。当徐文长在明代啼血、自杀、疯狂时，明帝国的士大夫阶层正在书写文明晚期的纵欲、腐化、堕落文本而无能自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野夫选择了社会边缘的生存，选择了散文的形式为中国人招魂，这个招魂尚未被更多的中国人所听闻。但这一声音既然响起，它就再也不会消失，因为这一声音将使所有的山谷回音四起。“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讬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野夫直面死亡、恐惧和残忍，而把中国生存的真相揭示给我们，如同他笔下的李斯：“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
归来归来，不可以久淫些！魂兮归来！
2008年4月30日二稿于风城
谁分巨擘除荆榛——获奖感言
——2009年度中国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对于一个生来多是惩罚而从未获得表彰的人来说，这个奖励确实太过珍贵和奢华——因为它来自于我平生尊重的民间。在此前若干年的获奖名录里，有着我素来仰望和私淑亲近的师长和朋辈——李慎之，刘力群，王康，北岛，王力雄，毛喻原，张思之，陈子明，康正果，孙世祥，胡平，蒋彦勇，高尔泰和刘晓波。这是这个时代所要极力遮蔽和驱逐的一个方阵，是一个被侮辱、幽禁、流放和封杀的方阵；同时还是一个怀抱天良和血勇，坚持与愚昧和黑暗抵死相搏的方阵。当微末如我也有幸附骥于此战列之时，我深觉愧怍惶恐，但同时也深感真正的荣耀。
对我而言，今年六月的获此殊荣，更有某种生命般的无上意义。是非恩仇二十载，我们和这个邪恶的时代从未握手言和，我的心灵始终在暗夜剑拔弩张。二十年前毅然脱下的警服，并未令我真正脱下耻辱；之后穿上的囚衣，也无法让我减轻负罪——那些饮弹长街的无辜蒙难者之血，永远在质询拷问我们的苟活。是啊，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所有的存在都是可疑的；每一天的吞声偷生都是罪过。
二十年来，我们以生命亲友为借口，以生计饭碗为托词，以洁身自好为由头，卑微甚至卑怯地回避着暴力。二十年来，末世的分赃盛宴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并非金刚怒目的见证；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恶世的默许甚至纵容。我们无奈地看着那一代慷慨赴难的青年，转世投生为我们的孩子；却在一个市侩时代，一个整体歪曲历史的社会，在欺骗瞒哄中成长为缺乏天良和公义的“类人孩”【余世存发明词】。当那么多四肢健全的青年，丧失理想和人格，层出不穷地踊跃加入特情、线人、信息员，不以为耻地成为特务政治的帮凶，成为专制独裁的冲锋队，甚至成为虐杀同类的刽子手时；我们得承认，是我们的卑怯造就了他们的堕落和愚昧，造就了这个真相遮蔽谎言弥漫的不义社会。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罪和耻感，我在五年前才重新开始写作——是写作而不是创作——因为没有创造和虚构。我只是在努力记叙身边过往的亲友，记载他们在这个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荒诞时代中的遭际，透过家族史和个人命运，借以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作品不敢冒充文学，只是对母语—汉语的一次正本清源式的实践。
从甲骨时代开始形成的汉语之伟大传统，其镂骨铭心似的刻划书写方式，几千年来力图传承的正是它的史官正气与春秋笔法。在任何邪恶时代，纯正的汉语书写一定是在吊民伐罪，令作恶者胆寒心惊，让无辜者伸冤吐气。当年刘少奇对某恶魔提心吊胆地说——饿死这么多人，这是要上书的啊！——如果专制者这样的敬畏越来越少，那是因为六十年来汉语书写者的折节沦丧，是对我们母语的污辱和蹂躏所致。六十年来，曾经荣耀人类并令鬼神夜哭的汉语，被一统天下为“窑洞汉语”——从延安开始的对当代汉语的摧残，使得中华民族至少四代不说人话，而只剩一种粗糙、虚张、阴险和暴力的邪教文风。
六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文本稍带人性和个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元首官僚能不说谎言和套话。于是，汉语不再庄严正直，不再神圣多姿；在无数个新闻联播和对外发言中，沦为人类世界的笑柄，沦为炎黄子孙的自卑。而语言的退化又必将带来思想的萎缩，于是，童真和天良被扼杀，帮闲和帮凶却能高踞讲坛，继续毒化和催生着代代行尸走肉。
记住，那些贪腐残民者，那些卖友求荣者，那些追逐欺凌弱势者，那些奉命屠杀者，那些酷刑虐待异见者和异教徒的暴吏干员，都是吾族的一员；和我们一样父生母养，一样的受教成长。如果在他们身上看见了兽性，那是因为我们汉语教育一直提供的是狼奶。如果说他们的舍义为恶令吾族受罪，乃因我们——所有的书写者让母语蒙羞。设若我们都还沉陷于卑怯的泥淖，又怎能企望他们的洁身远罪。
所幸在普遍沉陷的汉语世界里，还有着一代又一代圣徒般的书写者，摩顶放踵犯险直抒，舍生忘死地还原和弘扬着汉语的神性之美。正如上述方阵中和当今网媒上的诸多文章家，在一个政治黑帮化的时代，是他们在保存传递着汉语的良心，在甄别鉴定着人性的荣耻，在揭发和鞭笞着泛滥在祖国的假恶丑。“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正是前仆后继的这样一批孤独的汉语战士，在铁幕圈禁之中发起了新世纪的汉语启蒙和突围。
我只是这场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的汉语启蒙运动之受惠者。若干年来，寂寞写作只是在向安徒生童话中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学习，在为自己的心灵埋单。曾经的缄默和不说实话，都是自己欠给这个时代的巨债；面对罪恶时的熟视无睹，必定要使我们仰望亡灵时羞愧不安。六十年来，无数的冤魂飘满天空，无数的忠烈放逐他乡，无数善良人像吾母一样在自己的祖国失踪。我的泣血纪录，只是渴望不再辜负那么多惨烈悲苦的死亡。对至交血亲平民百姓的酹祭，唱响的也必将是对一个恶世的挽歌。
去年，村上春树先生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灵魂的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是的，高大坚硬冷酷的体制，谋害封杀了众多铁骨铮铮的天才。然而，碧草丛中埋猛士，白云深处有遗贤。没有任何一面墙，足以永久遮蔽众生头顶之莽莽青天。
那么 就让我们牵手
跨过死亡密布的门坎
把名字轻松地刻满四壁
高傲一如从前
让我赠你一句话——
一切都是尾声了——
作为对整个时代的预言。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对我的这次加冕——我深知对所有获此殊荣的人来说，戴上的都是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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