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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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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右手拿着一个碗，向操持大食堂的叔伯要碗粥水，但怎么要也要不到，这林伯婆的泪水啊，就像高山上石缝里冒出的山泉一样，禁不住一滴一滴往下淌。
也许是儿时的教训让我聪明起来，我一直最怕挨饿，因而在吃饭时总是吃得飞快。吃完后也不肯离开吃饭桌——期望有人再给一点。
1961年，我母亲已是县国营农业机械厂的正式工人，技术职级在当时来讲也不算低——三级钳工。当时正是国民经济十分困难时期，据说母亲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到一只公鸡，这样，要维持已出生的三个子女的生活自然是相当困难。母亲是个操持能力很强的女人，她响应国家的号召，自愿回乡当农民。
在农村，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靠着母亲的勤劳，生活上还是比一般家庭为好，然而，粮食不够吃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到了我七、八岁的时候，粮食就更缺一些了，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更大吃一点，肚子也饿得更快一点。每到吃饭时，我都要对四姐妹的饭钵用手掂量一下，看看哪个重。不客气地说，比较重的那钵就是我的了。
有一回，母亲告诉我说：“傻瓜，你那钵因为水放得多，所以才重，米还是你妹妹那钵放得多。”
不管母亲怎么说，我就是不信。后来，母亲想想：“男孩子应该会是大吃一点，要放多一点米。”就在四姐妹的饭钵上用钢锯做上“缺”为记号：一个缺的是姐姐的，两个缺的是我的，三、四个缺的分别是两个妹妹的。
农村有句俗话，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又说，平时饭量大，劳动力气大。因此，在我的家乡，吃饭多的人，不会被人看不起的。1974年，当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劳动，在夏收夏种和春耕、秋收这三个农忙季节，人们经常在田间一起吃午饭，我的饭量是人们的两倍，而我的劳动工分是三至四个普通人的总和，父老乡亲总是以赞许的目光看着我的吃和干，他们对我的吃饭和劳动一样满意。
然而，家乡父老通过吃饭品出的门道，出了村门就不见得好使了。
1978年冬，我怀揣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的介绍信，以广东省银行学校学员的身份来到顺德县均安镇展开《银行会计》课程实习。出了校门的新鲜感让我舒心快乐自然不在话下，在当时，顺德作为广东经济作物区的生活条件也是广州所没有的。当时，在顺德均安只要花上三两粮票三角钱吃上的一顿饭，就能有一盘菜加上一条手掌般粗大的鱼，外加一盆饭。这样，任你生就一个硕大无比的牛肚，也能管你一个饱。
单位每天供应两顿饭：早、午饭是上午10点，晚饭是下午4点。三个月下来，你看我养成什么样子：那真是——脸有多长，也就有多宽的“国字面”。当时，大家利用到顺德县城大良镇集中汇报的机会，照了一张集体相，现在端详起来还倍感幸福。那相貌真像京剧《沙家浜》里的新四军伤员郭建光感激地埋怨沙奶奶时唱的：胖得“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怎能上战场把敌杀！”
在这种生活环境下，我的心情愉快自是不必说了。而工作上也是高强度的，一个月平均下来，单位每天1060笔的业务量，也是广东金融系统所不多见的。
有一天，与县农业银行均安营业所一起合署办公的均安信用社的同志，除出纳外全都下乡了，到晚上四点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回来。我们两个同学在打饭时，炊事员做好饭后已经下班回家去了，饭菜都由自己舀。我们发现饭堂里仍摆放着不少饭菜。一边十分高兴，一边又很担心。高兴的是：今晚能随自己所愿，要吃什么、吃什么，要吃多少、吃多少；担心的是：撑破了肚子也不是好玩的，还要听别人的笑话呢。想归想，事情还是干出来了：我们都按自己的心愿，满满地盛了一盆饭，夹了一条鱼，要了两勺莲藕，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当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问同学：“怎么样？饱了吗？”
同学边吃边回答说：“差不多了，你呢？”
我说：“我也是。”
吃完晚饭后，我们照例在镇上溜达一圈，算是“饭后百步走”。接下来，仍按往常的工作秩序，开始上晚班做银行会计员的记帐工作了。
到了晚上六点多钟，信用社的下乡员工陆续回来，先回来的也是自己打饭，吃完了饭就打扑克牌去了。最后回来的是营业所的农金员和一个大大咧咧的信用社干部。后者到饭堂一看，饭没有了，就高声喊道：“谁把我的饭吃掉了？”嘴上还咕哝了几句土话。
平心而论，当时我到白话区生活还不到一年，白话尚且不过关，所以有一些话我根本没有听懂，而顺德乡下的土话就更难懂了。譬如，普通话问：“你吃了饭没有？”广州话叫：“勒食作没？”而顺德乡村土话叫：“勒嘿作姆？”所以，他讲了什么我没有听懂。只见他拿起笔，在饭牌登记栏里记了两个圆圈。
我是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我们自己去记饭牌圆圈，才发现昨天晚上那两个饭牌圆圈记在我们两个同学的名下，那意思是说，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吃了两顿晚饭。我们暗自哭笑不得。
坦率地说，我是一个经常分析自己过错而又愿意坦承自己不是的人。三十年过去了，每当有客人到家里吃饭的时候，我都会劝客人吃饱、喝好，并喜欢适时提醒客人：“如果在家里没有吃饱，自己要出去买馒头、面包的话，商店可能已经关门。”再就是，不无诙谐地谈起两个饭牌圆圈的故事。这时，人们总是一边笑容可掬地听着我讲，一边客气地夹菜吃饭。
应该指出，我对早年曾经学习、工作过的顺德、南海、江门、新会和广州有着美好的记忆，我也留恋这些我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近二十年来，我曾经多次路经均安、容奇、棠下等乡镇，每次看到这些熟悉的水乡景象、看着新建的一栋栋高楼，一种好似回到家乡的奇妙感觉就在我的心里油然而生。
“弟兄们冲啊！我撒泡尿就来！”
更新时间2008…7…12 8：48：16 字数：363
我们家乡在北伐战争时期出了一个营长，据说打仗非常勇敢，但他勇敢的事迹已无从查考，留在人间的只有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带领部队冲锋时右手高举驳壳枪，高喊：“弟兄们冲啊！我撒泡尿就来！”
别看他这句话，土到不能再土，却颇能感染部下的战斗豪情。他的弟兄都觉得为这样的营长卖命值得，有幸福感，把握得住长官的脉搏，故使部队战斗力很强，因而经常打胜仗。
北伐打了胜仗后，他的文书欺负他不认识字，在战功报告上把文书自己写成英勇指挥取得胜利的组织者，而营长却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撒尿去了。叫营长按手印呈报，营长不知就里，痛快地按了手印呈报上去。这个文书因此当了大官，直到共和国成立后仍作为北伐有功者入选省政协委员。而营长还是营长，在建国之初因符合“旧政权军、政、警、宪”中的“军的连长以上为历史反革命”的条件而被枪毙。
“桂花酒不用粮票，而米酒要粮票”
更新时间2008…7…12 8：49：17 字数：1969
镇上有一家姓蔡的人家，据说是早年逃荒从潮汕地区迁来的，他家有个儿子名叫蔡耀东，是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这孩子在同龄人中长得不算高，但显得十分机灵，读起书来老是漫不经心，但总是能达到中上水平，因此，虽然得不到老师的特别喜欢，但也不至于令老师讨厌。
1967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学校的教学已经有点要应付时事了。这年冬天，天气比较冷。一天，他和往常一样拿了一个火丛（用木炭起着火用于取暖的手提竹笼），又抓了两把生胡豆就上学了。
到了学校他就忙开了：将胡豆放在火丛上烤，直听到一阵“毕毕、剥剥”响声后就拿来和同学们一起吃。同学们也乐得其成，因此他跟大家关系都很好。
中心小学有12个老师，其中六个是由国家发工资的公办老师，另六个是国家每月补贴五元钱，另外由生产大队记半个劳动力工分的民办教师。这种民办教师，在外人眼中是老师，但在自己心里是半工半教，一有空闲时间就要回到家里干农活，一到上课时间就匆匆捧上书本授课，至于备课呀，批改作业什么的，是很少的。因此，教学质量就很难说好了。蔡耀东的数学老师是公办老师，语文老师则是民办老师。虽然在那个时期学校对老师的教学成绩考核得少，但老师的水平在学生和家长的印象中如何，仍然是该老师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
这两个老师对蔡耀东都是有教训的。
数学老师的教训是：有一天，老师有点卖弄才华地超前讲述：“几何三角共八角，三角三角，几何几何？”的故事，临近尾声，数学老师问道：“哪位同学知道X＋Y等于多少吗？”
这时，蔡耀东同学立即举起了右手，老师很高兴地叫他起来回答。只见他嘴里一边吃着胡豆，一边说：“老师，你能否告诉我：一个人加一条狗等于多少个人吗？”
这时，课堂上哄然大笑，老师怔怔地站在课堂上说不出话来，不多时，脸蛋红得跟关公似的，久久下不来讲台。
你别看蔡耀东调皮，学习漫不经心，就以为他无心向学。不是的，实际上他每天晚上在做完了作业以后，都会预习课文，碰到他不懂的都会当作重点问题在书上做上记号，在老师讲课的时候特别留意。有一天，担任语文老师的民办教师刚从地里劳动回到学校，匆匆赶到课堂，拿起书本就照本宣科地读着语文课本中《祖国山河多美丽》一文，课文中有“极目远眺”一词，这“眺”是生字。老师不经意地读成“极目远兆”，坐在老师讲台下面第二排的蔡耀东，也不举手，说道：“老师，这个字好像不是读‘兆’，应该读‘跳’的发音。”
这个老师板起脸孔说：“谁说的？就是‘兆’！”
蔡耀东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红着脸，急忙从书包里拿出《新华字典》申辩说：“你看《新华字典》上都是‘跳’的同音。”
这时，老师慌了手脚，忙前来看字典。刚看完，那老脸就开始红起来，但嘴上仍说：“有两个版本的字典，我的那本读‘兆’，你这本读‘跳’。两种读法，都可以。”
就这样，这堂语文课继续在上着。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之中，语文课也中断了常规的书本教学，很多时间改为学习《毛泽东诗词》，这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影响不大，但却增加了老师的教学难度和政治风险。因为要恰当解释《毛泽东诗词》不是谁都能胜任的。
一天，语文老师按照上级的部署正在给同学们讲解《蝶恋花·答李淑一》，只见老师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充满感情地朗读道：“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正读到这里，也是这个蔡耀东同学表现出极大的求知欲望，站起身问道：“老师，为什么吴刚捧出的是桂花酒而不是米酒？”
老师被他的突然提问打乱了思路，一时竟不知怎样回答才算中的。
也算他久经沙场、积累了救场的一定功底，只见他故作镇静地点点头，沉吟片刻，答道：“你们不知道啊！米酒不仅要用钱而且要加粮票才能买卖，而桂花酒只用钱不用粮票就能买到。”
同学们顿时恍然大悟，说：“毛主席是农民的儿子，多能过日子，能省就省。他真的自觉做到他自己说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节省每一个铜板’，你看，在他的诗词中都能表现出来，真是伟大！”
不多久，这堂课发生的事情传到了县教育局，民办的语文老师便莫名其妙地到了只有受到批判的国家干部才能进去的县“五·七干校”一边改造一边学习。
这老师也算因祸得福，1972年到了县第一酒厂当了供销科开票员。凑巧的是，为了贯彻毛主席“以粮为纲”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这个酒厂既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喝酒的愿望，又要节约主要粮食——稻谷，只能专门以杂粮作原料生产各类杂粮酒，如将木薯制成的酒名叫“二粮酒”，将野生的五瓜皮根配在酒里浸泡变为“五瓜皮酒”。
这些杂粮酒，正如他讲课时说的那样，通通不用粮票就能买到。
如今有女满眠床
更新时间2008…7…12 8：50：33 字数：1096
村里有个旧制中山大学的未毕业生，叫宜雅。说起他的大学生涯，也算复杂：那是在临解放那阵子，族里为了能在本姓宗族的几大房中成为强者，便挑选了几个能读书的子弟，由各大房集体掏钱供他们上学，宜雅自幼聪明好学，而家境却不怎么样好，这样，正遂了读大学的心愿，便由大房集体一直供到大学。
也是宜雅命运多舛，在读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村里就解放了。这样，一是没有了经济来源，二是时事多变莫测，宜雅便辍学回到家里。一直到年迈故去都没有再离开乡镇一步。
读大学没有给宜雅带来什么好处，倒给他的人生添了不少麻烦。一是在评价他的政治取向的时候，人们总是把他作为反面人物处理。如，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把他列为“地、富、反、坏、右”的“坏”分子。这可苦了这位老制大学生了，他在三十二岁的时候还没有娶妻。当然，也在有心人的撮合下相过不少亲，相亲时，人们不是说他相貌和人品不好，一般都是讲了读书那段经历后，女方担心他的身份影响自己日后的幸福。
宜雅三十三岁那年，与一个比他大三岁的二婚女人结成了连理。从此，两夫妻妇唱夫随，倒也其乐无穷，第二年就生了个女儿。女儿出生后不久，这夫妻俩想：“再有一个儿子就满足了”。这样，第四年，又生了一个孩子，但还是女的。两夫妻心有不甘哪！“一定要生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夫妻俩相互鼓励着对方说道。就这样，结婚十年生了四个女儿。
宜雅本来在读书时被族里供养过，因为这样特殊的身份，在解放后土地改革运动中，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分的房子就少，可以住人的只有一间。这样，一家六口只能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时的窘境可想而知。也算宜雅是个有文化的人，自然有点修为。同时，颇能苦中作乐，他把一家睡觉时的窘态写成了一段顺口溜，在生产队劳动的时候自己念将出来：
以前无女为女狂，
如今有女满眠床；
老女独大躺中间，
两边都是小女王。
其实，宜雅也是一个头脑十分单纯，在生活常识上稍嫌无知的男人。有一次，他肚子痛，估计是肚子闹蛔虫了，便从自家书桌里拿出杀蛔虫的药瓶，打开说明书，只见说明书写着：“一岁半片，两岁一片。……”他想：“我是四十来岁的人了，照这个算法，要吃20片才能打下蛔虫。”就这样，他一口气吃了半瓶多的杀虫药片。不多久，就躺在床上不省人事。
也是他命不该绝，幸被他老婆劳动回来及时发现，送到县人民医院洗了肠胃，才苏醒过来。
苏醒后，他老婆一边哭一边生气地质问他：“你是想丢下我和女儿自杀啊！？”
宜雅无力地叹了口气，也生气地说：“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你能看懂药瓶上的说明书吗？”
生产队长的米缸
更新时间2008…7…12 8：51：16 字数：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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