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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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没有结婚分到房子才结婚的人之一。
　　当时，一个收集提案的股长十分高兴，想用该提案发挥一下。而冯行长也是该提案涉及的当事人之一。他在审议会上仍不失笑容地说：“不要把方向引向具体的那个人分了房而那个人没有分房，这样会影响团结，也不是我们开职工大会的目的。以男方分房的原则是地方的规定，我们照办也没有错误。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我们有房等着人来住，可以请职工代表研究，提交员工大会通过，男女职工是否都可以在银行分房。行不行？”
　　大家都表示服气。从此，平远的银行系统就有了男女都享受分房的待遇。
　　他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1982年前后是平远工业的崛起期，一方面，产值、销售、利润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各种消耗、资金占用水平相当高，很浪费。当时，国家进行清产核资，开始强制调控经济运行，银行作为资金管理的职能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但也受到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压力。很多时候，冯行长在不明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到县里开会，受到县里批评，他硬是顶着压力、承担起责任，然后骑着自行车急忙赶回银行了解问题，提出善后方案。我们经常半开玩笑地说：“在这样的行长领导下，做死了都愿意。”
　　最后，我要说的是：冯行长还是一个充满童真的人。
　　在2001年春节的时候，我到平远看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冯行长。他住的房子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1993年前我家就住在他家的楼上。那时，冯行长离休后活泼不减当年，他一边炒菜一边清唱一曲“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让住在上一层楼的我们全家听得如痴如醉，就像夏天喝了一瓶冰红茶那般舒服。这年春节，我们一到他家，他们夫妻俩都很高兴，只见他爱人——我们叫丘阿姨，一边比划着手，一边说：“老冯，泡茶！”
　　他躺在沙发上，嘟哝着他那掉了门牙的嘴说：“你自己不会泡哇！”
　　大家听后都是满脸的笑容。
　　我认识的另一个行长也是部队转业的干部，他是建国以后参的军。到了部队发扬了在家吃苦耐劳和善于交流的本质，很快就由士兵中脱颖而出，先是班长、排长，再是指导员、副教导员这样往上升。他的老婆是标准的客家妇女，劳动吃苦不说，独立生存能力也很强，在“全国农业学大寨”时期，是大队“铁姑娘队”的队长，与老公结婚后，她在大队一边劳动，一边独立地拉扯着三个小孩长大。后来随了军，在惠州的一个工厂里打工，赚钱帮补家用。由于自己独立持家惯了，练成十分精打细算、看钱很大的功夫。她随军两年后，就和转业的丈夫来到了银行，丈夫当了人事秘书股长，而她因为没有什么文化，就成了办事员。
　　这股长刚到银行时发扬了在部队学到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热情待人，群众关系极好，虽然不懂银行业务，但搞人事这摊还是可以胜任的。不久，就提为副行长，又过了半年，因为机构分设干部不够用，就勉为其难地当起行长来了。
　　解放前的军队有句土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说的是：军事主官在准备战役的时候，有意让军事参谋们为发表看法而争吵，每个参谋讲的话都不用承担责任，发言热烈的时候，谁也不一定能说服谁。而当参谋长一声断喝：“不要吵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他们所崇尚的只一个“长”字了得。而在地方当官就更难把握了，有一句话大致能让人听个明白：“正职只说一句话，副职能上又能下。”因此，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正职说了算，只要正职思想不正确，想不犯错误就很难了。
　　其实地方和军队是两码事，以前有人生动地说：“宁愿带领千军万马，不愿管理三顶笠麻（三个农民）”，又有人说：“胜任一个军长，不一定能当好一个县长”。说的就是地方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纷繁复杂。
　　话说这行长一上任的感觉就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新鲜的事情特别多。银行这工作有趣的地方在于：有时是别人有求于你，被人“大爷”、“奶奶”地叫个不停，有时是你求别人，也是一个劲地管别人叫“爷爷”、“奶奶”，角色不断变换。协调也出奇的多：有横向跟县政府及各办、局协调的，有纵向与省、地分行请示的，理得稍为顺一点也就一年过去了。而行长家里的人气也比当股长的时候大不相同了，每晚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刚开始，行长夫人还埋怨丈夫这官当得太苦了，弄得全家不得安生。但一看到水果不断，礼物不断，自己只赔了点茶水，也就舒服了不少，心里说：“这人吗，还不就是这样，争个头面。”久而久之，偶尔一晚、两晚没有人来时就不惯了。有时，夫人会在睡觉的时候，跟丈夫说起行里谁多久没有来了，来过我们家的那个公司贷款给了没有？某个单位送的礼重，他的事办了没有？这老公行长开始时还会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过多管理行里的事啊！俗话说：‘拳头打过了墙就拔不出来了。’你不要让我难做。”但行长是性情中人，想到老婆操劳半生就是为的这个家，参谋参谋也未尝不可。到了后来，人们都知道要找行长办事，夫人这关是要过的。
　　也是因为1986年的一场洪水，使全行公、私都受了灾。行长带着人秘、会计一贯人等向省行作了汇报，省行十分同情，不但给每个员工发了慰问金，而且还下拨50万元改造危房。
　　这钱呢，有人叫它为孔方兄，是个没有什么脾气而又人缘挺好的好东西。50万元一到支行的帐上，全行皆大欢喜，就连行长走路也轻飘了许多。于是，立即张罗着设计新宿舍楼和挑选工程队的事情。不用分说，行长家里自然是车水马龙，忙成了一锅粥。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工程项目上。
　　在行长到建委设计室的当天晚上，一个当时在县城很出名的包工头就到了他家，一番寒暄之后，拿出一个信封，信封正面歪歪扭扭地写着“项目申请书”五个字。
　　行长一看，比他刚读小学二年级的三女儿写的字还难看，也没有打开里面的申请书看，再聊了一会儿天包工头就走了。他走后，行长打开信封一看：什么申请书！连一个字儿也没有。里面装着一叠50元面额的人民币，一数，整整30张，不多也不少。也不知是激动还是愤怒，脸上顿时涨得通红。
　　因为他住的是半回字形的套房，前一半与楼下相望，而楼下住着另一个老行长。他低声叫老婆来看，夫妻俩虽说近年来收受了很多礼物了，但一次收1500元现金还是第一次，想着、想着，两人的脸都激动得更红了。
　　也是这钱造的孽，当晚，行长夫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晚都没有合眼。
　　十来天后，宿舍的草图出来了。
　　晚上，这包公头又到了行长家“请示工作”。喝过茶后，夫人表现得很亲近地拉着包工头参观她家每一个房间，这包工头当时的灵感上跟《水浒传》上的王婆分析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好事时的“十可十不可”的描写有同一个感觉，觉得事情已经成了一半。于是，立即起身，十分认真地看了她家所有的摆设。第五天，又用手扶拖拉机送来了一张木床、一个木柜。夫人觉得这人真会办事，没有说什么就收下了。
　　一个月后，这包工头领衔的建筑施工队就在银行宿舍工地上忙碌起来了。
　　别看这包工头拉了十几个项目赚了个上百万元，就可以把他管叫能人。其实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小学还没有毕业呢。也不是说他小时候不聪明，而是因为早年家里穷得叮当响而无钱读书。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给一位姓凌的小包工头打短工。也是天性使然，他就这样，东混一天木匠，西买一点材料，居然学会了做包工头的全套本领。不到五年，比这姓凌的包工头发迹多了。家里建起了一栋五层近600平方米的小洋楼，让乡里乡亲都傻了眼。
　　当时，县城岗子上有一个靠卜卦看相混饭吃的“姚半仙”，私下跟人说，这工头吃的是他自己脑袋上挂着的一对耳朵。
　　人们都好奇地问：“为什么呢？”
　　他说：“相书上说，‘耳大无陀，累死老婆。’‘耳长珠大，吃香喝辣。’你看他耳朵上长的那两个珠子多顺眼，走起路来那肉珠子就一颠一颠的，虽然比猪八戒的小，比刘玄德的短，但也算得上是耳中上品。我告诉你，有的人一生的吃喝靠嘴，有的人靠眼睛。而人的五官中只要有一项可人，就能管上这人半生的吃喝。”
　　我是读了几年书的人，如果自吹自擂地说：“我可以算半个知识分子了！”也有人相信，当然不能听“姚半仙”说什么就是什么。相反，这包工头或者就是因为耳朵长得差强人意，而让他倒了霉也未可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改革（尤其是物价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物价放开后全国一度相当紧张，中央随即开展整治经济领域的专项斗争，对各类经济犯罪活动实施重拳打击。
　　也是因为钱作怪，这包工头腰包鼓了起来后，自信心大增，说话做事就牛了起来。人们都说，言多必失。他有时跟新交的朋友吹起牛皮，也有意无意讲了他拉关系争项目的内幕。
　　如：“在梅县我不敢说，但在本县，只要我想做的工程项目，县建委还没有人敢不给我。”又如：“设计室主任跟我每晚联系。”再如：“张三是瞎眼狗，吃了我不少，就是不为我办事。”云云，让旁人听了吃惊不已。
　　有时，一些话传到当事人耳中，却让他们暗暗叫苦，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几年下来，县政法部门就盯上了这个工程队及其项目单位。先由税务局对工程队进行查帐，发现蛛丝马迹后又明查暗访了半年，最后，以偷税漏税案件的名义把包工头收进了县看守所。
　　有人说，不管你再牛，只要失去自由，那性情就会变，人也会古怪起来。这话应在这包工头身上一点不假。他进去以后，有半个月都没有人找他审讯什么的，更加没有人来看他。他越是闷得慌，那心情就越古怪。不到一个月，终于要求见公安局长。为什么呢？他想来个轰动效应：“要说，就干脆竹筒倒豆般的从上到下的倒个痛快。”
　　公安局长在请示了县委和县政法委后，列好了问话提纲，就提审了包工头。这包工头一见到局长，呼爹叫娘地要局长为他“做主”，一会儿说张三向他索要两千元现金，李四叫他送10吨水泥；一会儿又说王大麻子拿走了他五吨钢材。
　　这可苦了公安局长，搞得大家连饭都不敢吃。为什么呢？因为局长怕万一停顿下来，断了包工头竹筒倒豆的念头而影响办案。
　　经过两天两夜的审问，这包工头的“竹筒倒豆”也倒得差不多了。这豆一倒出，他自己倒是轻松了不少，但却害苦了40多个家庭。其中有县处级、有科（局、部）级、有股级干部，一般都是单位的一把手。任你说行贿也好、受贿也罢，甚至说索贿也行，对当事人而言，那结果是一样的难堪。小县城啊，一有风吹草动，全县哗然。当事人就跟患了麻风病一样，近不得人前。
　　县政法部门也算有点人情味，放出风来，说包工头事件导致不少干部犯了错误，自首者可从轻处理。
　　可怜这些领导干部，一世威风，有的出生入死、走南闯北成就了今日地位，有的寒窗苦读，刚刚在重视知识分子的气候下爬了起来，有的已经考察为接班梯队，准备进一步重用。就因为这包工头鼓捣一下而栽了跟斗——心有不甘哪！但是，不自首怎么办？等着抓去坐牢吗？这些牵涉其中的干部，在自首期限内，利用月黑风高的夜晚，通常是在老婆的陪同下，到了检察院投案自首去了。而这行长夫妇就是其中一对。
　　当时，检察院门口建了几栋政府机关宿舍，干部们在吃完晚饭后喜欢散步，这段时间就徘徊在检察院的门对面不肯离去，想看看又有谁进去了。
　　你别说山区因为地方小，就会消息闭塞。其实，晚上发生的事，到了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已经传遍了半个县城。真是好事不出门，歪事传千里，不多久，这些事就上了省报。
　　话说政法部门突破了案情，自然对包工头抚慰一番。叫看守所长通知他的老婆到看守所探望他。看守所长告诉他说：“这是十分破例的了，说明政府对你的关怀。”
　　这包工头十分激动地点了点头。
　　话说包工头娶的老婆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农家妇女。一看她的长相就知道是个老实人，一米五的个头，十分朴素的穿着打扮，人们不敢把她与有钱人的太太联系在一起。脸上五官还算端庄，就是上嘴唇往上收缩得太多了一点，以至包不住她那本来长得不坏的上排牙齿，于是，就造成了一个假象：当人们远远看到她时，总觉得她在笑。
　　这天，她买了一些食品，带了几件老公的衣服，便牵着六岁儿子的小手前往县看守所探望老公去了。
　　县看守所由县中队的武警战士守着。
　　这天，站岗的是三个月前从北方入伍来到南方，刚完成新兵训练编入执勤的十八岁的小战士。这北方青年来到南方，在部队里祖国情、战友情、家乡情、兄弟情交织在一起，一切都是新鲜的，心情好、吃得也好，那脸上长得跟红富士苹果般白里透红，煞是好看，让南方少女们看了甚是心仪。
　　小战士远远看见对面来了一个女的，看着他笑，他想：“女人再大方也不能大方到这个程度啊，这样大老远就笑不觉得累吗？”
　　转而又在心里说：“我还年轻，不能对女的过分热情，会犯错误的。”他右手持着半自动步枪，全身直立着，把头埋了下来。
　　这时，包工头的老婆已经来到跟前，跟战士问安说：“小同志，你好啊！”
　　她仰头一看这战士的脸，吃惊地脱口而说：“哟，你多漂亮啊！简直是潘安再世！”继而又说道：“又害羞，这样更讨人喜欢！”
　　小战士不敢看她，呐呐地说：“我知道！但我还年轻。”
　　这女的笑了笑，说：“我是来找老公的。”
　　小战士又说：“我知道……”
　　她估计他误会了，便不好意思地小声说了一句：“我老公在里面。”
　　刚说完，小战士已经回过神来，问道：“哪号房？”
　　女的从裤袋里拿出一张纸条给小战士，小战士看了手续完备，便如释重负地放这母子俩进去了。
　　话分两头，各叙一方。
　　话说行长夫妇自进了检察院出来后性情就变了，单位的同事与他们打交道也越来越找不到北。人们如果仍然笑容满面地与他们打招呼，他们认为是冷笑，不怀好意；人们如果见到他们不说点什么就走过去，夫妇俩就会私下议论一番：“这人忘恩负义，是小人！”
　　久而久之，大家一见到他们夫妇两个就远见远走。而县里因为这案件牵涉的人太多，也不得不放慢节奏处理——人们管这叫冷处理。这样，办案的时间就拖长了，这可更加害苦了行长夫妇。他们有时想：“这样被人冷眼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他们有时也作自我批评。老公说：“要是我当时就打开信封看他的‘申请书’多好！我肯定不会收下他的钱！”
　　而老婆则说：“如果我不再贪心，不带他看我们的房间，就不会收下他的木床和木柜，这样，金额就少了，大家理解起来也就顺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