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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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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没有结婚分到房子才结婚的人之一。
  当时,一个收集提案的股长十分高兴,想用该提案发挥一下。而冯行长也是该提案涉及的当事人之一。他在审议会上仍不失笑容地说:“不要把方向引向具体的那个人分了房而那个人没有分房,这样会影响团结,也不是我们开职工大会的目的。以男方分房的原则是地方的规定,我们照办也没有错误。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我们有房等着人来住,可以请职工代表研究,提交员工大会通过,男女职工是否都可以在银行分房。行不行?”
  大家都表示服气。从此,平远的银行系统就有了男女都享受分房的待遇。
  他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1982年前后是平远工业的崛起期,一方面,产值、销售、利润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各种消耗、资金占用水平相当高,很浪费。当时,国家进行清产核资,开始强制调控经济运行,银行作为资金管理的职能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但也受到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压力。很多时候,冯行长在不明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到县里开会,受到县里批评,他硬是顶着压力、承担起责任,然后骑着自行车急忙赶回银行了解问题,提出善后方案。我们经常半开玩笑地说:“在这样的行长领导下,做死了都愿意。”
  最后,我要说的是:冯行长还是一个充满童真的人。
  在2001年春节的时候,我到平远看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冯行长。他住的房子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1993年前我家就住在他家的楼上。那时,冯行长离休后活泼不减当年,他一边炒菜一边清唱一曲“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让住在上一层楼的我们全家听得如痴如醉,就像夏天喝了一瓶冰红茶那般舒服。这年春节,我们一到他家,他们夫妻俩都很高兴,只见他爱人——我们叫丘阿姨,一边比划着手,一边说:“老冯,泡茶!”
  他躺在沙发上,嘟哝着他那掉了门牙的嘴说:“你自己不会泡哇!”
  大家听后都是满脸的笑容。
  我认识的另一个行长也是部队转业的干部,他是建国以后参的军。到了部队发扬了在家吃苦耐劳和善于交流的本质,很快就由士兵中脱颖而出,先是班长、排长,再是指导员、副教导员这样往上升。他的老婆是标准的客家妇女,劳动吃苦不说,独立生存能力也很强,在“全国农业学大寨”时期,是大队“铁姑娘队”的队长,与老公结婚后,她在大队一边劳动,一边独立地拉扯着三个小孩长大。后来随了军,在惠州的一个工厂里打工,赚钱帮补家用。由于自己独立持家惯了,练成十分精打细算、看钱很大的功夫。她随军两年后,就和转业的丈夫来到了银行,丈夫当了人事秘书股长,而她因为没有什么文化,就成了办事员。
  这股长刚到银行时发扬了在部队学到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热情待人,群众关系极好,虽然不懂银行业务,但搞人事这摊还是可以胜任的。不久,就提为副行长,又过了半年,因为机构分设干部不够用,就勉为其难地当起行长来了。
  解放前的军队有句土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说的是:军事主官在准备战役的时候,有意让军事参谋们为发表看法而争吵,每个参谋讲的话都不用承担责任,发言热烈的时候,谁也不一定能说服谁。而当参谋长一声断喝:“不要吵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他们所崇尚的只一个“长”字了得。而在地方当官就更难把握了,有一句话大致能让人听个明白:“正职只说一句话,副职能上又能下。”因此,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正职说了算,只要正职思想不正确,想不犯错误就很难了。
  其实地方和军队是两码事,以前有人生动地说:“宁愿带领千军万马,不愿管理三顶笠麻(三个农民)”,又有人说:“胜任一个军长,不一定能当好一个县长”。说的就是地方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纷繁复杂。
  话说这行长一上任的感觉就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新鲜的事情特别多。银行这工作有趣的地方在于:有时是别人有求于你,被人“大爷”、“奶奶”地叫个不停,有时是你求别人,也是一个劲地管别人叫“爷爷”、“奶奶”,角色不断变换。协调也出奇的多:有横向跟县政府及各办、局协调的,有纵向与省、地分行请示的,理得稍为顺一点也就一年过去了。而行长家里的人气也比当股长的时候大不相同了,每晚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刚开始,行长夫人还埋怨丈夫这官当得太苦了,弄得全家不得安生。但一看到水果不断,礼物不断,自己只赔了点茶水,也就舒服了不少,心里说:“这人吗,还不就是这样,争个头面。”久而久之,偶尔一晚、两晚没有人来时就不惯了。有时,夫人会在睡觉的时候,跟丈夫说起行里谁多久没有来了,来过我们家的那个公司贷款给了没有?某个单位送的礼重,他的事办了没有?这老公行长开始时还会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过多管理行里的事啊!俗话说:‘拳头打过了墙就拔不出来了。’你不要让我难做。”但行长是性情中人,想到老婆操劳半生就是为的这个家,参谋参谋也未尝不可。到了后来,人们都知道要找行长办事,夫人这关是要过的。
  也是因为1986年的一场洪水,使全行公、私都受了灾。行长带着人秘、会计一贯人等向省行作了汇报,省行十分同情,不但给每个员工发了慰问金,而且还下拨50万元改造危房。
  这钱呢,有人叫它为孔方兄,是个没有什么脾气而又人缘挺好的好东西。50万元一到支行的帐上,全行皆大欢喜,就连行长走路也轻飘了许多。于是,立即张罗着设计新宿舍楼和挑选工程队的事情。不用分说,行长家里自然是车水马龙,忙成了一锅粥。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工程项目上。
  在行长到建委设计室的当天晚上,一个当时在县城很出名的包工头就到了他家,一番寒暄之后,拿出一个信封,信封正面歪歪扭扭地写着“项目申请书”五个字。
  行长一看,比他刚读小学二年级的三女儿写的字还难看,也没有打开里面的申请书看,再聊了一会儿天包工头就走了。他走后,行长打开信封一看:什么申请书!连一个字儿也没有。里面装着一叠50元面额的人民币,一数,整整30张,不多也不少。也不知是激动还是愤怒,脸上顿时涨得通红。
  因为他住的是半回字形的套房,前一半与楼下相望,而楼下住着另一个老行长。他低声叫老婆来看,夫妻俩虽说近年来收受了很多礼物了,但一次收1500元现金还是第一次,想着、想着,两人的脸都激动得更红了。
  也是这钱造的孽,当晚,行长夫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晚都没有合眼。
  十来天后,宿舍的草图出来了。
  晚上,这包公头又到了行长家“请示工作”。喝过茶后,夫人表现得很亲近地拉着包工头参观她家每一个房间,这包工头当时的灵感上跟《水浒传》上的王婆分析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好事时的“十可十不可”的描写有同一个感觉,觉得事情已经成了一半。于是,立即起身,十分认真地看了她家所有的摆设。第五天,又用手扶拖拉机送来了一张木床、一个木柜。夫人觉得这人真会办事,没有说什么就收下了。
  一个月后,这包工头领衔的建筑施工队就在银行宿舍工地上忙碌起来了。
  别看这包工头拉了十几个项目赚了个上百万元,就可以把他管叫能人。其实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小学还没有毕业呢。也不是说他小时候不聪明,而是因为早年家里穷得叮当响而无钱读书。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给一位姓凌的小包工头打短工。也是天性使然,他就这样,东混一天木匠,西买一点材料,居然学会了做包工头的全套本领。不到五年,比这姓凌的包工头发迹多了。家里建起了一栋五层近600平方米的小洋楼,让乡里乡亲都傻了眼。
  当时,县城岗子上有一个靠卜卦看相混饭吃的“姚半仙”,私下跟人说,这工头吃的是他自己脑袋上挂着的一对耳朵。
  人们都好奇地问:“为什么呢?”
  他说:“相书上说,‘耳大无陀,累死老婆。’‘耳长珠大,吃香喝辣。’你看他耳朵上长的那两个珠子多顺眼,走起路来那肉珠子就一颠一颠的,虽然比猪八戒的小,比刘玄德的短,但也算得上是耳中上品。我告诉你,有的人一生的吃喝靠嘴,有的人靠眼睛。而人的五官中只要有一项可人,就能管上这人半生的吃喝。”
  我是读了几年书的人,如果自吹自擂地说:“我可以算半个知识分子了!”也有人相信,当然不能听“姚半仙”说什么就是什么。相反,这包工头或者就是因为耳朵长得差强人意,而让他倒了霉也未可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改革(尤其是物价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物价放开后全国一度相当紧张,中央随即开展整治经济领域的专项斗争,对各类经济犯罪活动实施重拳打击。
  也是因为钱作怪,这包工头腰包鼓了起来后,自信心大增,说话做事就牛了起来。人们都说,言多必失。他有时跟新交的朋友吹起牛皮,也有意无意讲了他拉关系争项目的内幕。
  如:“在梅县我不敢说,但在本县,只要我想做的工程项目,县建委还没有人敢不给我。”又如:“设计室主任跟我每晚联系。”再如:“张三是瞎眼狗,吃了我不少,就是不为我办事。”云云,让旁人听了吃惊不已。
  有时,一些话传到当事人耳中,却让他们暗暗叫苦,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几年下来,县政法部门就盯上了这个工程队及其项目单位。先由税务局对工程队进行查帐,发现蛛丝马迹后又明查暗访了半年,最后,以偷税漏税案件的名义把包工头收进了县看守所。
  有人说,不管你再牛,只要失去自由,那性情就会变,人也会古怪起来。这话应在这包工头身上一点不假。他进去以后,有半个月都没有人找他审讯什么的,更加没有人来看他。他越是闷得慌,那心情就越古怪。不到一个月,终于要求见公安局长。为什么呢?他想来个轰动效应:“要说,就干脆竹筒倒豆般的从上到下的倒个痛快。”
  公安局长在请示了县委和县政法委后,列好了问话提纲,就提审了包工头。这包工头一见到局长,呼爹叫娘地要局长为他“做主”,一会儿说张三向他索要两千元现金,李四叫他送10吨水泥;一会儿又说王大麻子拿走了他五吨钢材。
  这可苦了公安局长,搞得大家连饭都不敢吃。为什么呢?因为局长怕万一停顿下来,断了包工头竹筒倒豆的念头而影响办案。
  经过两天两夜的审问,这包工头的“竹筒倒豆”也倒得差不多了。这豆一倒出,他自己倒是轻松了不少,但却害苦了40多个家庭。其中有县处级、有科(局、部)级、有股级干部,一般都是单位的一把手。任你说行贿也好、受贿也罢,甚至说索贿也行,对当事人而言,那结果是一样的难堪。小县城啊,一有风吹草动,全县哗然。当事人就跟患了麻风病一样,近不得人前。
  县政法部门也算有点人情味,放出风来,说包工头事件导致不少干部犯了错误,自首者可从轻处理。
  可怜这些领导干部,一世威风,有的出生入死、走南闯北成就了今日地位,有的寒窗苦读,刚刚在重视知识分子的气候下爬了起来,有的已经考察为接班梯队,准备进一步重用。就因为这包工头鼓捣一下而栽了跟斗——心有不甘哪!但是,不自首怎么办?等着抓去坐牢吗?这些牵涉其中的干部,在自首期限内,利用月黑风高的夜晚,通常是在老婆的陪同下,到了检察院投案自首去了。而这行长夫妇就是其中一对。
  当时,检察院门口建了几栋政府机关宿舍,干部们在吃完晚饭后喜欢散步,这段时间就徘徊在检察院的门对面不肯离去,想看看又有谁进去了。
  你别说山区因为地方小,就会消息闭塞。其实,晚上发生的事,到了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已经传遍了半个县城。真是好事不出门,歪事传千里,不多久,这些事就上了省报。
  话说政法部门突破了案情,自然对包工头抚慰一番。叫看守所长通知他的老婆到看守所探望他。看守所长告诉他说:“这是十分破例的了,说明政府对你的关怀。”
  这包工头十分激动地点了点头。
  话说包工头娶的老婆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农家妇女。一看她的长相就知道是个老实人,一米五的个头,十分朴素的穿着打扮,人们不敢把她与有钱人的太太联系在一起。脸上五官还算端庄,就是上嘴唇往上收缩得太多了一点,以至包不住她那本来长得不坏的上排牙齿,于是,就造成了一个假象:当人们远远看到她时,总觉得她在笑。
  这天,她买了一些食品,带了几件老公的衣服,便牵着六岁儿子的小手前往县看守所探望老公去了。
  县看守所由县中队的武警战士守着。
  这天,站岗的是三个月前从北方入伍来到南方,刚完成新兵训练编入执勤的十八岁的小战士。这北方青年来到南方,在部队里祖国情、战友情、家乡情、兄弟情交织在一起,一切都是新鲜的,心情好、吃得也好,那脸上长得跟红富士苹果般白里透红,煞是好看,让南方少女们看了甚是心仪。
  小战士远远看见对面来了一个女的,看着他笑,他想:“女人再大方也不能大方到这个程度啊,这样大老远就笑不觉得累吗?”
  转而又在心里说:“我还年轻,不能对女的过分热情,会犯错误的。”他右手持着半自动步枪,全身直立着,把头埋了下来。
  这时,包工头的老婆已经来到跟前,跟战士问安说:“小同志,你好啊!”
  她仰头一看这战士的脸,吃惊地脱口而说:“哟,你多漂亮啊!简直是潘安再世!”继而又说道:“又害羞,这样更讨人喜欢!”
  小战士不敢看她,呐呐地说:“我知道!但我还年轻。”
  这女的笑了笑,说:“我是来找老公的。”
  小战士又说:“我知道……”
  她估计他误会了,便不好意思地小声说了一句:“我老公在里面。”
  刚说完,小战士已经回过神来,问道:“哪号房?”
  女的从裤袋里拿出一张纸条给小战士,小战士看了手续完备,便如释重负地放这母子俩进去了。
  话分两头,各叙一方。
  话说行长夫妇自进了检察院出来后性情就变了,单位的同事与他们打交道也越来越找不到北。人们如果仍然笑容满面地与他们打招呼,他们认为是冷笑,不怀好意;人们如果见到他们不说点什么就走过去,夫妇俩就会私下议论一番:“这人忘恩负义,是小人!”
  久而久之,大家一见到他们夫妇两个就远见远走。而县里因为这案件牵涉的人太多,也不得不放慢节奏处理——人们管这叫冷处理。这样,办案的时间就拖长了,这可更加害苦了行长夫妇。他们有时想:“这样被人冷眼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他们有时也作自我批评。老公说:“要是我当时就打开信封看他的‘申请书’多好!我肯定不会收下他的钱!”
  而老婆则说:“如果我不再贪心,不带他看我们的房间,就不会收下他的木床和木柜,这样,金额就少了,大家理解起来也就顺溜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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