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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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

作者自制名片说明
更新时间2008…7…23　8：26：44　　字数：307

　1957年生，属相：鸡，男性。祖先是中原人，可能因为胆小，一路南迁，最后，到了广东落下脚来，开枝散叶。
　　曾经是：小学生、中学生、中专生、大学生；日后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
　　曾经是：经济员、助理经济师、经济师；日后可能被认为水平略高于经济师；
　　曾经是：农民与农村干部、小学老师与副校长、中专与大专教员、国家干部、股长、经理、科长、主任、个体经营者；日后也许是一个悠然自得的捋须老人；
　　曾经是：广东省金融经济论文著作权人、国有企业高级管理者、银行高级管理者、广东城市金融学会会员、深圳审计学会会员、深圳工程师协会会员、深圳市经济与金融专业、中文专业专家；日后可能被认为像个作家。

序言
更新时间2008…7…13　7：32：03　　字数：2864

　从2006年4月28日动笔至今，我断断续续地写这篇长达55735字的东西，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以动笔时间开始计算，大致平均每天写340个字。从电脑跟踪纪录说来，共花费了13501分钟，折算出225小时，也就是9个整天，如果以一天八小时的工作日计算，就是27个工作日。
　　可以这么说，这些长期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终于变成了文字。我的心里禁不住一阵窃喜。
　　坦率地说，并不是我写的这些“故事”有多少卖点和看头，而是在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韵味，大致可以让人感觉到：我好像真的读了一点书，有点像半个知识分子了。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然而，我所“窃喜”的原因不尽于此。这得从我的经历讲起：我出生在大跃进当口的1957年，到了1961年，我们全家除父亲外，由母亲带领从县城返回老家，由城镇居民重新变为农业人口，我在村里生活到23岁。在这个村里，我由儿童、少年、青年这样阶段性地成长起来。在农村期间，我在当农民的同时，当过生产队会计、民办教师、大队半脱产干部——民兵营长。从18岁起，作为农村基层的领导和组织者，在五个生产队劳动过——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一般晚上可回家住）、同劳动。当中的历练经历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我的青年时期又是当时国家政治运动的多发期，各种“批斗运动”此起彼伏。我作为学生代表，无论小学、还是中学阶段，经常由老师写好发言稿，代表学校和师生在各种千人以上群众大会上发言。那光景，真有点少年得志的意味。
　　1978年春天，我有幸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录取的学生，赴广州就读，就是人们通常说的“77届”。毕业后成为国家干部，历任县银行信贷、信息部门负责人，人事、秘书部门负责人。1992年初春，我调到深圳，在深圳市属一级企业任企管部长（兼工业发展部长、审计部长），开始了在挑战中搏击、在危机中发展的旅程。说句公道话，我觉得这种靠自己能力生存的环境还是适合我的。在深圳满两年后，我来到曾经有着两种法人体制的深圳市某银行工作，开始了错综复杂和波澜壮阔的银海畅游。我作为银行的代表人物和业务中坚，经手处理了70多个经济纠纷案件的应诉和执行结案工作，在深圳，几乎所有的法院大门我都迈进过。我敢说，这种充满陷阱和跌宕起伏的工作不是谁都能胜任的。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从银行淡出，一年之后，与家人一起，开始经营个体经济。你看，从儿童、少年、学生到农民、农村干部、国家干部，再到副省级市的市属一级企业主要管理者、银行高级管理者，又再成为个体经营者，悠然自得地实践着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我的人生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丰富多彩的。另外，也是积极向上的。因为，我总的看法是，我虽然经历过不少波折和风险，但毕竟是幸福的一代人。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有一回到了黄山。下得山来，老邓十分高兴，他说：这次上黄山，证明了一点：就是机器零件还齐全，说明还能为党和人民工作。借用邓小平的故事，我想说的是，我写的这些故事表明，我在表述故事的叙事技巧方面还行。
　　通常，人们看小说，看到作者最大的长处莫过于用一支如花烂笔把简单的事情写得复杂，把复杂的事情写成简单；把一些直率简明的事情描绘得曲径通幽，把繁杂无章的疑团用抽丝剥茧的手法去掉面纱。《方世玉》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外功高手在方家门前寻衅，将硬外功运用于双掌，硬生生地把方家门前的石狮子劈掉一个。这时，只听方世玉的母亲说：“一对狮子剩下一个，也没有多少意思，就把它废了吧！”说话间面带笑容，用她的纤纤细手温柔地放在石狮子的头上，人们只听得一阵丝丝作响，一会儿功夫，石狮子就从头到脚裂了缝。对方一看暗暗叫苦，飞快地逃离了方家。
　　我想，就作家而言，能让读者看其作品后掩卷时会心一笑或怔在当场的当属行内大家；能使人看了其作品后哈哈大笑的，可以说是有造诣的小品作家；而若让人们看了其作品后不吱声的，这作家充其量是自传和日记作者。在我看来，作家中做得最妙的还是那位处于家道中落、不得不勒紧裤带写《红楼梦》的曹雪芹老先生，他不仅把故事裁剪成百折裙似的让后人看不懂，写到后来，干脆就没有了下文。曹老先生这一“干脆”倒是让自己痛快的闭上了眼睛，但却让后代中那一帮一帮的痴男信女入迷得紧要。有的人给《红楼梦》增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招来后代一片骂声；有的人把它改编成电影，让看过的人直摇头；有的人又花了数十年功力，把它弄成电视连续剧，着实让国人兴奋了几年，但后来有人觉得还是未能完整表达曹老先生的原意，准备重拍。有的人成立了“红学”，邀了一群人，毕其一生整天为这本书吵个不休。百多年过去了，也没有弄出个所以然来。无独有偶，在国外，据说人们刚刚从地里挖出维纳斯雕像的时候，看到的是断手美人。人们怎么也接受不了“美女是残疾人”，或者“残疾人最美丽”的现实，很多雕塑家都试图把她的断手接上，但不论把她的手怎么接上都比原来更难看。于是，美学中就确认了这一观点——缺陷美多重要！不规则美才是真的美！所以说，文学作品重要的是：作者用叙事、议论、描写、拟人等各种手段交叉运用，借以得体地牵着读者的手，恰到好处地勾引住读者的心，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进入虚拟与现实的殿堂里徘徊，不要多说什么——沉默是金啊！这就和裁缝一样，将一块布料裁成不同的小块，最后东拼西凑成就了一件衣服。服装师不要吹嘘这件衣服有多么漂亮，让人们自个儿品评去。
　　我一想再想，觉得我的优势是：随着生活积累的增加，在我的脑海中充满了做衣服的布料，但要做成什么样式的衣服是最费思量的。
　　这就是我写完了这篇故事后，有点窃喜的最重要的原因。
　　应该指出，本文在编辑写作目录的时候，篇幅远比定稿时要长，有一些很严肃的题材在再三斟酌后被删掉了。为什么呢？第一，这是牛刀小试的作品，主要是评价自己在叙事、描写、剪裁、拟人等方面的写作技巧和能力。第二，它是自娱自乐、怡情养性的作品，没有必要让自己和朋友看后心情太沉重。第三，这样做，也许能为日后可能产生的作品穿插更多更好的素材和情节。
　　最后，我要告诉诸位的是：文中所说的故事，似真非真，非真亦真；真的是假，假的似真。也像文中那位梦中应聘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的老头说的：在一般中含着特别，在特别中包含一般。我特别声明：读者和社会人士千万不可拘泥和对号入座，如有与现实生活雷同之例纯属巧合。例如，在《上夜三叔公，下夜三斤狗》里，我把人们常说的人生感慨放到抗日战争时省国民政府迁徙平远这个特定的真实大背景中加以阐发，就让人看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又如，在《我认识的几个行长》里，在内涵上，我用了五个支行长原型写成两个；用了七个行、处级干部剪裁成三个分行行长。在地域上，更是海阔天空的集中了广州、深圳、江门、梅州、惠州等地相关人物的特点。因此，任何把文中人物当成实在的某个人的做法和想法都是错误的。
　　另外，这些故事是通过我耳听、眼看，或者编撰而得，享有独立著作权。因此，未经本人允许，不得转载和传播。
　　肖远征于深圳
　　二00六年十月八日九时四十五分

比国家牌价还贵两角钱
更新时间2008…7…11　8：44：23　　字数：669

　从1949年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中国由于受到西方的经济封锁，国家经济生活实行计划经济，主要特点是价格实行双轨制：国家牌价、议价。譬如农民种田，按计划卖给国家的公粮、余粮、统购粮统一按国家牌价如稻谷九元八角钱一百斤结算，剩下的才可以挑到市场去以市场价卖，而市场议价一般是20~25元一百斤。
　　当时，村里有个叫明辉的年轻人，他这人看上去，在长得五大三粗的身材上挂着一个小脑袋，看人时两个小眼睛忽闪忽闪了老半天才能回过神来。这年，他也有剩余粮食准备挑到街上去卖。住在他对门的张亮立即打起了他的主意，心里想着：“何不叫他便宜卖给我？”
　　于是，张亮到村里的小店买了半斤花生米和一斤五瓜皮酒，就拉着明辉到他家聊天。两人边喝边聊，到了三杯酒下肚，看见明辉脸上泛起了红霞，张亮便提出以10元买一百斤的价格买他的稻谷。张亮举着酒杯说：“你别那么蠢呐，我的价格比国家牌价还多两毛钱！”
　　明辉一想：“也是。”
　　两人就高高兴兴地到了明辉家，以10元买一百斤的价格把剩余粮食都卖给了张亮。
　　到了第二天，明辉的酒醒了，就跟本房的叔公讲了卖粮的事。叔公坐在凳子上，一边听一边抽着烟。待抽完了一袋烟，伸出左脚，右手拿着烟筒敲了敲左脚鞋底，把烟灰敲出来后，才生气地慢慢说道：“你真傻。”
　　于是，他又找到张亮，要他补钱，张亮说：“你真傻！念在我们是乡里，我才高于国家的价格收购你的粮食。你看，酒和花生米，我向你要钱了吗？”
　　明辉想了一想说：“也是。”便一屁股坐在屋门口的桂花树下，任凭习习南风吹来，就是不肯起身。

荣魁子的格言：我是蛮干出来的！
更新时间2008…7…11　8：46：06　　字数：6330

　荣魁子是小名，也是外号。他的大名叫陈占奎。你知道小孩出生时，长辈取意占魁（奎）这种名字的想法吗？那就是希望孩子长大后中状元、当大官，被皇帝招为驸马的意思。所以，中文辞典中有“夺魁”、“独占花魁”、“乘龙快婿”，就是这意思的翻版。这话说出来，不用我提示，也许你已经知道，他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
　　荣魁子出生在1943年。因为家里穷，没有读过书。自小在家里干农活，练就一身好体魄和一手好农活。1958年，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当兵三年，补习了一些文化知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复员后在村里当起了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文化大革命时叫革委会）主任。
　　他的人品不错，处事公道，又在部队历练过，用农民的话说是“见过世面”，很得村里上下老小喜欢，在这种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
　　哟——你看我这记性！有一件事，我还忘了告诉你：他长得不是特别漂亮，在朴实本份的外表里藏着坚毅刚强的本质。他是结婚后才参加了解放军的。据说，参军的第二年，他的老婆被本村的泼皮调戏，他哥哥一封信写到部队，部队首长批准给他半个月假回家处理家事。
　　他一回到家，二话没说，找到那泼皮家，三下五除二的把泼皮打了个半死，害得乡镇派出所的公安干警如临大敌般地前来救火，并批评了他几句。
　　不料，第二天一早不到七点钟，他穿着便服赶到了乡镇，猛敲党委书记的房门，党委书记起来一看，“这不是一年多以前我送他参军的荣魁子吗？怎么就复员了？”
　　正在迟疑间，只见荣魁子把军服、领章、帽徽、军人证、党员证一古脑儿丢在书记房间的茶几上。气愤地说：“从今天开始，我跟你调换着做事！你看，我在外保卫祖国，你在这里当领导，连我的老婆都保护不了，行吗？你马上代表我回部队当兵，我来当你这个党委书记。我想，你这个父母官连七品芝麻官都还不是，估计我还能当好！”
　　这位党委书记也算是个好官，在任上颇受人们爱戴。听了他的气话，以看待一个晚辈的心情怜爱有加地听着荣魁子说话，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在不断地“荣魁子”长、“荣魁子”短的哄着。
　　其实，国家也有保护军婚的规定，没有做好工作，地方党委、政府是有责任的。待荣魁子稍稍顺气之后，党委书记叫他把军人证、党员证收好。又叫了干警赔了不是，然后叫了村里的书记哄着荣魁子回了家。第二天党委书记又到了他家主持处理相关问题。
　　在荣魁子的假期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位党委书记怕他年轻气盛赌气不回部队，造成终生不幸，又亲自送他上了长途客车才放下心来。
　　又一年过去了，荣魁子就复员回来。恰逢村里换届选举，就选上了村官。
　　话说荣魁子在村主任的岗位上，还是颇有政绩的。
　　他那个村里有近2000口人，大约有4000亩水田。南方的水田，就是稻谷的主产区，从来不缺水。千百年来，人们在耕作中养成的习惯，水稻在生长的全过程都离不开水，不少农民还在稻田里边种庄稼边养鱼，取名禾鲤鱼仔，故而亩产只有500斤左右。同时，这种耕作方式导致不少低洼地改变了土壤底层的结构，渐渐地使不少好田变成以水为主、水土混合的湖洋田，这些湖洋田有的齐腰深，有的就是典型的沼泽地，用一条竹杆插下去也根本打不到底。人们在插秧时，常常拆下家里的门板，当作小船，放上秧苗、农家肥，然后爬上门板，慢慢推动着门板插秧。几天后，随着田里的有机物不断腐烂，田里就不断冒出气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沼气。这种田产量就更低了，亩产通常只有200斤。
　　也许该赞扬荣魁子的脑瓜子好用，或许应该称道他的父亲有先见之明，起名占魁。儿子虽然没有找着皇帝的女儿做老婆——这不能怪荣魁子，因为国家已经没有皇帝了，自然也就占不了“魁”。但是，他在农村占了魁还是真的。
　　话说这年是大旱之年，眼看那些原来产量不低的易排水、易晒干的主产田段，稻杆枯萎得不行，而湖洋田的中心地段的稻子长得也好不到那里去，偏偏在湖洋田边上地块的稻子则谷粒结实饱满。荣魁子眼睛为之一亮：“看来，这稻子生存环境不能离开水，但也不见得天天要水喝。不然，为什么正常年景雨水充足时，主产田段的稻子还不如今年这湖洋田边的稻子呢？”
　　这个问题在荣魁子的脑子里形成后，就思考着用什么方法使全村的稻田能够排灌自如，这就是增产的突破口。
　　怎么能做到排灌自如呢？
　　事情竟有这样巧的。也是这个大旱之年的中秋节，竟然下起了一场暴雨。原本大旱之地突然发了大水，这稻田、房屋的受损程度更是厉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