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阴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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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你也收到了存在律师所那儿的材料，对吗？你收到了没有？”

“还没有。我去过伦敦的事务所。但我必须出示能证明我身份的一切证件。这可多费劲啊。这些英国律师可真是些麻烦鬼。他们说我不久后会拿到的，你想看看吗？”

“当然。”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什么？”

“我们俩，我们会一起工作吗？我们是搭档吗？”

“怎么样，那你觉得呢？”

“当然。”

“好吧，我们现在是搭档了。”

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休都有点赶不上趟了。他发现竞争结束了，他也松了口气。在这次冒险中，有个人作个伴真是不错——而且谁能比贝丝更合适呢？她可是达尔文的血亲。他还注意到遗产中的那些文件，它们也许能揭开有关达尔文的一些秘密。

“我有个想法，”贝丝突然说。“你注意到没有，日记本上有个圈起来的编号‘1’。”

“没错。”

“除非还有个‘2’，否则干嘛要写上‘1’呢？”

“你是说还有另外一本日记？”

“是的。”

“如果它不是在出版室的话，那它就可能藏在图书馆里那大堆的收藏品里吧。”

他用胳膊揽住她，“你真聪明。”

她拿出那本出生证明，淘气地笑笑。“我只不过是偶尔想起罢了。”

那天晚上，碍于隔壁的艾丽丝，他们静悄悄地做了爱。但这种刻意的压制只会加倍增添激情。

第二天早上，在手稿收藏室里，罗兰哈欠连连，好像一夜未眠似的。休和他走到一起。

“我看你已经着魔了，”他说，“我早知道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休说，“一块儿喝杯茶吧。”

在食堂里，他们开始询问关于达尔文收藏的一些事情。像往常一样，罗兰就是个消息源。

“他的妻子艾玛死于19世纪末。他们的儿子弗朗西斯对家族的遗产很感兴趣，收集了很多资料。伊达·法罗尔嫁给了达尔文最小最弱的儿子霍勒斯，一直保管着家族的信件。1942年，这批无主的财富被遗赠给了图书馆。”

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罗兰，能帮我个忙吗？”

“伙计，从咱们认识以来，我就一直在帮你的忙。”

“我能看看那些材料吗？让我到书架那儿看看吧。”

“你是说远远看看，还是仔细翻阅？”

“第二种。”

“你开什么玩笑呢。”

“不是玩笑。”

“但你知道，这是极度违规的，那里是禁地。我会被解雇的，而且另一个值班的馆长会发现你的。”

“让贝丝去缠住他就不会了。”

贝丝朝罗兰笑了笑。

“天哪，天哪，”他说，“你们两个就爱违规破戒，不是吗？”

10分钟后，当手稿室没人时，贝丝找另一个馆长办事去了。而他们两个躬着腰，罗兰领着休从柜台后溜到一扇蓝门前，偷偷拿了张卡，然后他们就进去了。除了空调的嗡嗡声外，四周静悄悄的。他们面前是一个巨大的金属架，上面堆着几小堆手稿，一些小纸条从书页里垂下来，以方便读者重复查阅。他们向右转，穿过一排排金属书架，直到来到房间最里面的第20架，这是西稿件区，他们一直走下去，直到看见137号。

“给你，”罗兰说，“不管你动了什么，一定要照原样放回原处。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到时候主管会回来的。看在上帝的份上，要是听到另一个馆长的声音，马上躲起来！”

休看了看过道。每条过道划分成10个区，每个区有5个书架。大概有130英尺长。有3条过道是存放达尔文的资料的。资料大部分装在棕色和蓝色的盒子里，有些贴了标签：来自家族，来自唐豪斯，来自植物学研究。

他从“家族”一项开始，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盒子，放在过道上。大部分资料都装在暗褐色的信封里，还有成捆的信件，他都粗略翻看了一下。20分钟后，他来到一个大盒子前，上面写着“账目”。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摞一摞的分类账目，账单和账簿，有些还是达尔文亲手写的。在盒子底部，他找到了一直想找的东西——一本小账簿，封面上有个圈起来的数字“2”。他打开本子，用手捻到最后，有莉齐写的东西！

他发现封皮上粘着一张小标签，上面写着个编号：DA/acct3566。他记了下来，把账簿放回盒子里，又把盒子放回书架，然后他静悄悄地走回蓝门，轻轻打开它，朝外望了望有没有危险，然后回到了阅览室。没人发现他。

他填了一张索书表交给罗兰。

“中间的通道，四分之三处，右边。”他平静地说。

第十七章

1871年6月10日

将近6年不写日记了（这是多么令人不快和失望的6年啊！）现在又重新拾起来，还真有些奇怪呢。我本不必再这么做，尤其是放弃了这么久后，但强烈的感情就像旋风一样猛烈地席卷我的心灵。痛苦与快乐并存，使我备受折磨。有时我都觉得自己的心已经承载不了这么多了，它就要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而我则不堪重负，摔倒在地，让所有人猜想：这个可怜的少女怎么了？是什么让她在如花的年龄就此凋谢了？我有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要袒露心扉，把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想法和欲念都说出来，那么就可以如释重负了。但是，天哪，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做我的倾听者，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倾吐秘密的人。

我恋爱了。天啊，我陷入情网了。我满脑子都是他，整天都想跟他单独相处，梦里也尽是他的身影。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能看到他矫捷的身影，英俊的面容，还有那双充满柔情的棕色眼眸。我能听得到他温柔低沉的声音，感觉到他在看着我。这一切让我的脸一直红到耳朵根。我多想终其一生，陪他白头到老，而他好像并不知道我已为他神魂颠倒。

啊！——我都说出来了，把我的秘密付诸笔端了。可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是在日记里，我也得小心翼翼，不敢写出他的名字，更不敢透露他的身份。命运把我们聚在了一起，就像盖茨凯尔夫人的小说中的恋人一样，我多想写下他的名字，哪怕只是首字母也好啊，这样我就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玩味，可是我不敢，唯恐落到什么人手里去了。我就叫他X吧。甜心X，最最亲爱的X，我全身心地爱着你。这些措辞看起来多么老套——噢，比起心中的热望与激情，语言是多么苍白无力！

不再写了，这么做只会让我心情更加憋闷。我袒露了自己的心扉，这么做了。

但心情一点也没有放松。

1871年6月12日

我的生活，我是指表面上的，还像我上次合上日记时那么平淡无奈，没有变化。我现在22岁了。气象室里那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和菲茨洛伊那令人恐怖的死亡对我影响至深。我总觉得这事我也难辞其咎，我们的面谈伤了他。为此，我的健康急速下滑，我垮掉了。几个星期来接连不断地痉挛，我食欲全无，瘦弱苍白，连紧身胸衣也不需要了（虽然我并不想出去逛，绝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

我也不再去教堂了，成了个无神论者。这让妈妈甚为苦恼，她不停地催我去参加礼拜，又为我祈祷，希望我能追随“上帝的恩典”。我第一次为拒绝坚信礼而跟她发生争吵时，她气得掉下泪来，她让我说出缘由，而我忘乎所以，大声嚷嚷，说我不相信三位一体，不要洗礼，更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她当时被我吓得哑口无言，急转身回房大哭去了，我想她觉得我们家现在出了两个无神论者，另一个当然就是爸爸了。

我从没向她吐露我向无神论的转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对爸爸的感觉。我总怀疑在《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中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也许就在大火之夜——这个想法使我坚信他因做了什么错事而内疚，那种感觉使他脾气古怪，也越来越痛苦。当看到爸爸对菲茨洛伊之死的反应时，我的疑虑更加深了；他似乎不觉得伤心，而好像卸下了一副重担似的。葬礼一结束我就看到赫胥黎先生拍了拍他的背，并偷听到赫胥黎说：“好的，整个悲剧告一段落了，我也不用再付薪水给那个气象员了。”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残忍的一句话。

有一段时间我不愿意说话。查普曼医生说我是“精神疲劳”。于是我被送往欧洲大陆，希望换个环境能有助于我的康复，因为那时我已经病得很重了。自然，就像我以前提到的，我不能说出我病倒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我开始怀疑爸爸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见的那么一个人。我去了德国，住在巴登—巴登。那里清新的山谷之气和辅以治疗的山泉水使我的心渐渐地恢复了宁静。我在那儿呆了将近3个月，直到乔治来把我接回唐豪斯，大家为我的回家而欢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帕斯洛最为感动，几乎流下泪来），我也装作一副享受的样子。在国外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并且告诉了我的家人：我要重新开始，不再用莉齐这个名字，取而代之的是贝西。他们对此有些困惑，也花了一些时间来适应我的决定。佣人们是最先叫我的新名字的，然后是妈妈和我的兄弟们，最后是艾蒂和爸爸。

1871年6月15日

爸爸的身体还是没有什么起色。他一直在用约翰·查普曼的冰敷疗法；他一天几次把冷水袋扎起来放到脊背下部，冻得牙齿咯吱咯吱响。他看起来那么滑稽可笑，像只大笨熊一样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要不就躺在床上哼哼，那疗法也没起什么作用。

爸爸的病情不会成为社会的耻辱。因为近几年来，他不仅不再是社会的弃儿，而且成了大众崇拜的对象。他声名鹊起，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的自然选择学说（现在叫进化论）已经被人们接受。最明显的变化是来自教会的攻击也逐渐减弱。一年前牛津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邮递员每天都给他送来一摞摞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总之，他现在成了富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甚至为那些反对他的人所敬重。也许是因为他已经62岁，德高望重，又或许他和他的圈子为了宣传他的学说进行了有效的活动，反正他已经成了国家的知名人士了。

为了传播他的学说，他的做法很聪明。他从来不和对手直接对抗，而是采取迂回战术，自己摆出一副通情达理的姿态先来消除敌意，而后发动同盟团去说服对方。他措辞灵活，比如，他经常打个比方来化解争辩。如果有对手嘲笑他居然认为我们的祖先是猴子，他会坚决否认，说他只不过认为人类和猴子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然后他会解释何为“生命之树”。他是这样描述的，最简单的生物位于最底层，而最复杂的动物位于最高层。物种不断变化，形成不同分支，差异最大的离得最远，就这样，他理论的精华直击问题的要害。

《物种起源》很快就出了第六版，这让约翰·默里着实高兴了一下。这本书差不多已经被译成了欧洲所有的语种。但爸爸对法语版的译文不太满意，他觉得那里面把他和拉马克（法国博物学家，1744…1829）拉得太近了。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一直在写他的“人之书”——《人类的起源》。这本书终于在上个月出版了。书中把人与动物间的进化链分析得更清晰，这是他以前不敢做的。艾蒂帮他校订手稿，在页边空白处写上她的建议。像以往一样，她的修改让结论变得含蓄，也删减了不合适的地方，她就像一个老女仆那样工作和思考。

虽然未经允许，我还是读完了手稿。爸爸的“性别选择”理论引起了我的注意：它解释了个性特征的持续性决定了人和动物怎样选择他们的配偶，还讲述了种族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为什么在欧洲我们是最先进的。他声明男人在智力上要优于女性。有一点令我不安的是：他认为在最文明进步的社会中，是男人选择女人，而不是女人选择男人。我觉得这很令人沮丧——这种观念把女人当成了一种没有意愿，没有思想的被动的容器。我已经听到有许多女人私下里在谈论这一点，想搞清楚这种断言到底有多大说服力。而我在与我的朋友玛丽·安·艾文思聊天的时候，也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果爸爸能够读懂我的心，如果他能看到当X走进房间时（当然我早就候在那儿了）我心中那激情澎湃的爱恋之情，他肯定会转变他的观点的。

1871年6月25日

今天下午3∶15过来拜访我们了，从伦敦一路骑马过来的。我们正忙着接待客人（雷维特恩夫人，一个烦人的家伙）时，他留下了一张卡片，放在门厅的桌子上。我偷着跑去瞥了一眼，心怦怦乱跳。让我高兴的是，他揭开了一角，上面标示他是来拜访我们几个女儿的，而不仅仅是妈妈。没见到他我有点难过，但至少为他不用陪雷维特恩夫人苦着脸一直坐着而庆幸。

1871年6月27日

多么令人愉快的一天！我与X一起度过了整个星期天。他为工人大学组织了一次短程旅行，去肯德林屯村周围的郊区呼吸新鲜空气。他邀请我和艾蒂同去。我们度过了最愉快的一个早晨，在小路和山间小路间穿行，中午在一间客栈吃了午饭。在回程的火车上，我们一首接一首地唱歌——X有一副低沉的男中音——这让我们喧闹而又快乐。还有一个人会把手放在嘴边，发出鸟叫的声音，还会吹口哨，这让大家开心极了。

X闯进我的生活已经有一个月了，是艾蒂在韦奇伍德遇上他并把他邀请到唐豪斯来做客的。我与他如此相像，我们对于人的本质和进步政治都持相同观点。像他一样，我支持改革法案，因为我相信扩充选民是维护民主、清除阶级间不平等的惟一途径。我赞成他对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的远见。我可以一直听他谈论几个小时。虽然我不认识他拥护的所有思想家，比如托马斯·休斯和弗农·卢士顿，但我读了约翰·罗斯金的著作。X跟他很熟。在政治观点上，X比我更激进。不过，我确信我多学点知识也会把自己提升到他那种水平。他对法国正发生的事情表示同情；它承认巴黎公社已经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最终以“流血周”的悲剧收场，但他说工人们的起义并没有白白付出。我想他真是聪明绝顶，令人钦佩。

1871年6月29日

我不敢说X对我的感情有所回报，但我有时候觉得他是喜欢我的。昨天晚上他来唐豪斯吃晚饭，饭后大家来到客厅，他弹琴，我为他翻琴谱。这时我感觉他正从眼角看着我，接着他朝我笑了笑，这弄得我简直满面通红，耳根发烫。我的心怦怦猛跳着，真怕音乐一停下来他就会听到，那我的心思就败露了。他充满激情地弹奏着——我可以看到他的手指弹压琴键时，那隆起的肌肉。然后他又拉起了手风琴，唱起了牧歌，艾蒂弹着钢琴为他伴奏。

音乐停止后，他和爸爸讨论起了性别选择说。X的话让爸爸非常兴奋——他说他经常思索动物何以会以歌声来追求异性。可以看得出爸爸把这些都默默记在心里以备日后之用。X还说他觉得人类也是如此。他这么说时，我总觉得他在朝我看着。

要离开时，他在门厅里轻轻地碰了碰我。我不知道这是他故意的还是只是一个巧合。他的手碰了碰我的胳膊内侧，一股触电的感觉顿时传遍我的全身。我确信他注意到我那时有多么慌张。我的脸颊一下子变得通红。他吻我和艾蒂的手时说他会再来的，我看到妈妈站在他背后露出会意的微笑。

之后，我和艾蒂都有点神魂颠倒。我们谈起他，她说喜欢他那棕色的大胡子，她微笑着说他在很多方面都使她想起爸爸，不仅仅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