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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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穷学生的行径，我很是不齿，觉得他糟蹋了艺术，为了几块钱就这么下作，真没出息。但无论如何我也没想到，仅仅不到一个月，今天我竟也落到了这步田地。虎落平川，蛟龙搁浅，没办法呀！　
　　我在清华大学附近摆了个画摊，开始给过往的行人画像。还好，刚开张就有生意了，画像的是个年纪不大的女生，穿着不时髦，不像是大学生，倒像是附近的村民。出师不利，她刚坐在我对面，我拿起画笔正要画，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警察。　
　　外地人在北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警察，就怕警察查暂住证。特别是画家村附近的警察，最喜欢查画家的暂住证了。原来我们以为，画家总比民工要高级得多，警察当然只抓民工，其实不然。据说有的画家被警察抓住后，自恃“地位”较高，还会很得意地说：“我可不是民工啊，我是画家。”不料警察说：“那就太好了，抓的就是画画的，跟我走吧。”　
　　这一次，警察就把我抓住了，当场就要罚款１００元。我没钱，就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当晚就被送到了郊县筛沙子。　
　　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真是奇耻大辱。特别对像我这种生来把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更是“士可杀不可辱”的一件大事。在郊县当苦力那几天，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可一想到自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也太冤了，那这世上不就少了一个凡·高或毕加索了吗？所以，我就咬着牙告诉自己，无论遇到什么苦难，都不能死。我不仅不死，还要好好活着，活出个人样来。　
　　幸好，苦役结束后，他们或许还想给艺术家留点尊严，并没把我遣送回原籍，而是让我继续留在了北京。我早就想好了，若他们把我遣送回杭州，我会在半道跳车逃走，我宁愿摔死，也不愿就这么灰溜溜地回杭州，那多丢人呀！　
　　被关了几天，我的艺术家的自尊心被彻底击垮，我的脸皮也变得厚多了，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所以，当房租到期我没钱付，管大爷要将我赶出门时，我竟然能笑眯眯地跟他兜圈子，说什么两天内家里就把钱汇过来了，只要接到汇款，我保证立马把房租付清。如果不信，我可以白纸黑字给他立个字据，或者到时给加一些钱算是利息吧。　
　　其实，这是骗管大爷的，我哪有什么汇款。自不辞而别离开杭州后，我和家里就没联系过，父母们根本就不知道我身在何方。之所以能这么脸不红心不跳地骗管大爷，得感谢这次筛沙子经历，它让我既尝尽了苦头，也让我学会了生存的能力。得骗且骗，总不能真让管大爷把我赶出门睡在桥底下吧。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4）　　　
　　骗是骗，我得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否则总有一天会骗不下去，免不了被管大爷赶出门的厄运。我仍决定去给人画像，这次我选择了北海公园作为我的谋生场所。据说在那儿画像价钱高一些，生意也好做。　
　　我在北海公园待了一周，这回一切顺利，不仅没有再碰到让我心惊肉跳查暂住证的警察，收入也相当可观。很快，我就把欠管大爷的房租付清了，甚至还存下了足够下一个月吃喝　
　　住的费用。　
　　累了一天，黄昏时坐在公交车上昏昏欲睡往画家村赶的路上，我不禁感叹道：总算活下来了，只要能活下来、能在北京待下去，就会有机会，总有一天，我会混出个人样来的。北京真不错，能容忍我们这样一帮人存在，在别的任何一个城市我们都可能会被赶出去。　
　　在北海公园，我认识了刘斌，和我一样，他也是一个“北漂”画家。　
　　刘斌的经历和我几乎一样，也是不满美院的机械生活，不顾父母的死活劝阻，中途辍学选择了自由画家的道路。与我稍有不同的是，他所就读的学校就在北京。北京的学生退学选择“北漂”，似乎更让人不可理解。　
　　那天，公园刚开门，我便背着画夹，靠在一棵大树上，静等行人的青睐。才站一会儿，就看见从门口走来一个和我一样举着纸板，背着画夹的人，纸板上同样写着：画肖像！　
　　那个人年纪比我稍大，模样挺清秀，留着一头长发，一望便知是个专业画画的。他看见我，就走过来说：“老弟呀，你没搞错吧，这儿可是我的地盘哟，我刚回趟老家，怎么就被你占了？”　
　　“这是你的地盘，我一直在这儿待着的呀，怎么会是你的地盘？”我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我明白我可能的确占了人家的地盘。不过话又说回来，凭什么这么好的位置就该是他的，谁抢着就该是谁的呀。即使以前他曾在这儿待过，但他后来走了，现在被我占了，就该算我的地盘了。　
　　“我在这儿，已经好几个月了。现在你这么一来，我看我们两个人都没得酒喝了，没酒喝怎么行？”他笑嘻嘻地说，见我也笑嘻嘻的样子，他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突然问我：“喂老弟，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和你一样。”我看看他挂满油彩的黄色风衣，依然没有给他挪地方的打算。见我想赖着不走，他的脸上没了笑容，说：“老弟，你难道不知道，一杯酒只能一个人喝，一个妞只能一个人泡。看来，你得另谋高就，挪到别处去了。”　
　　我无可奈何地开步要走，他却又拉住了我：“老弟，这样真是委屈你了。其实看得出来，你和我一样，也混得不易，你是刚来北京？听口音你是南方人，南方人怎么也混到了这步田地？”他的声音柔和了许多。　
　　“对了，你画什么？”他和我聊了起来。“油画，写实的。”我回答。他说：“现在搞写实的不吃香，除非搞商业画，可搞商业画有辱艺术家名声。作为艺术品，只有那些老教授喜欢，可老教授又不会买你的画。你得画一些让外国人喜欢的，这样才能混得转，否则便只能像我这样，做一个‘民间艺术家’了！而在老百姓普遍还没富起来的今天，‘民间艺术家’便意味着吃不饱饭。”　
　　他滔滔不绝地说，言语中充满了戏谑和自嘲。见我没说话，他接着说：“所以，只有外国人喜欢你才能作为艺术家生存下去，外国人有钱，你要设法把画卖给他们。只要你舍得下脸皮，不久就可以过上香车宝马的上流社会生活！”　
　　“是吗，那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画？”见他懂得这么多，肯定是个老“北漂”了，便向他请教。　
　　“在外国人眼中，我们搞平面画的，都不吃香，他们对装置、行为艺术更感兴趣。”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　
　　“那你搞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版画。噢对了，你住哪里？”他说。　
　　“我就住在圆明园，那儿有个画家村，我刚来，还没进入那个圈子。”我说。　
　　“没有必要进入那个圈子。我最讨厌搞艺术的人划出这个圈那个圈的了，搞艺术的就要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圈子。我也是住那儿的，已经住了两年了。画画要靠你自己，谁也拯救不了你。”他说。　
　　“可别人都说大伙住在一起有利于信息交流，我就是冲着这才到画家村的。”见遇到了画家村的同行，我很兴奋。　
　　“这个嘛，也有道理。不过，得看怎么说了，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嘛。”他说。　
　　我很惊讶我们就这么一下子说了那么多话。我想大概因为两人都在异乡，都太孤独了吧。　
　　“这么着，”他越来越显得热情，“我们先不画画了，找个地方聊聊怎么样？我很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看见你就让我想起自己刚到北京那阵子。好啦，我们去喝酒去吧。对了，你请还是我请？”　
　　“我请，我请。”我忙说。　
　　酒席间，刘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青年画家，自认为画画小有成就，经常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几个同窗好友。　
　　几年后，他要从大学毕业了，到了开告别聚会时，一个同学拿出张画来给他看。　
　　“这幅画色彩单调，线条生硬，这个家伙根本就不会画画。”他不屑一顾地评论着。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5）　　　
　　他的同学却把手移开边角，露出一个签名给他看——正是这个画家当年的亲笔签名。于是大家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却非常惊讶，心里想：“这确实是我画的，但我记得画得不错啊！真丢人，我怎么能把这个次品送人……”他想要回这幅画，但好友不肯，于是他便把最近画的一幅堪称“经典”的力作作为补偿送给了好友。在同窗们的惊叹和赞美中，他赢回了自信。　
　　但事隔几年的一次重逢中他又有了同样的遭遇——那幅“经典之作”看起来像是个顽皮小孩的涂鸦。对于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的他来说，这实在是个耻辱，于是他又把一幅刚完成的想要寄去参加大赛的画，一幅无可挑剔的大作，忍痛割爱地送给了这位老友。　
　　时光飞逝，经过数十载的苦练之后，他终于成了全国第一流的名画家之一。而在这时，他也已步入了老年。在朋友和自己学生的帮助下，他举办了盛大的个人画展，展出了近几年他的百余幅新作，结果三天之内所有的参展作品被抢购一空，最便宜的画卖到几千元一幅，最贵的一幅竟卖了１５万！老画家从心里感到满足，同时也对几十年的努力感慨万千。　
　　不久后的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自己的三幅画被人以２００万元天价卖出！而在下面的插图上，赫然印着他当年送给大学同学的那三幅画——报纸上说的“早期经典作品”——而他现在看来，他在颜料盘上调色时形成的图案都比那三幅“画”中任意一幅要好得多。　
　　可怜的老画家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忍不住老泪纵横，颤抖的手任报纸飘了到脚边。这个故事让我记忆忧新。　
　　我与刘斌很快就成了朋友，他是我在北京交的第一个朋友。　
　　刘斌住在福缘门村，我住在与福缘门隔着一条马路的娄斗桥，娄斗桥正对着北大西门，去北大食堂很方便。我常在那儿吃饭，刘斌说他也常去那儿吃饭，但我们却一次也没碰到。　
　　福缘门村位于圆明园以南，去那儿租房的大多是周围院校的学生，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木工、做豆腐的、卖菜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　
　　有一次，我去找刘斌玩，听一位过路人贬福缘门村那帮画家：“福缘门那边乱哄哄的，你看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头发留得长长的，整天喝酒搞女人，没有饭钱就到别的画家那儿吃大户，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还谈什么艺术？整个就是一群盲流嘛，国家怎么也不管管，把这帮人都赶出北京那才叫个清静！”　
　　这位过路人的话听得我脸红，仿佛他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　
　　其实，我很羡慕那些画家们放得开，什么也不管不顾，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得很轻松，那些来村子里的女大学生们还特别崇拜他们，为他们做饭，陪他们睡觉，甚至拿自己的钱来养活他们。　
　　刘斌也有这么一位崇拜者，不过那个女孩是有男朋友的，每次到刘斌那儿玩，都是由男朋友陪着来的。我第一次按照刘斌给我提供的地址找到那儿时，恰巧这位女孩也在。知道我要来，那位女孩正帮刘斌做饭，边做饭边和刘斌挤眉弄眼的，让我直以为是刘斌的女朋友。　
　　饭快做好时，又来了个披着长发、手里拎着几瓶啤酒的男孩，一介绍原来他才是女孩的男朋友，刚才他到附近买啤酒去了。这位男孩显然知道自己的女朋友也喜欢刘斌，但却看不出他对刘斌有丝毫的醋意。　
　　这种奇妙的三角关系让我大为吃惊，真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开放。　
　　按理说，我也是搞艺术的，也在美院待过几年。照一般人看来，美院是个相当开放的地方，从这儿出来的人，如果不花心，那简直就是白痴。照这种观点衡量，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了。　
　　在美院那两年，全班除了我，几乎每个男生女生都有自己的异性朋友。美院在这方面管理得较松，学生们都很开放，所以如果你去过美院，便会看到这样一副景象：在校园里漫步的男生们，几乎每个人胳膊上都挎着一个依偎在他肩头的女生。　
　　其实我并非白痴，谁也不知道，我也曾暗恋过一个女孩。女孩叫郭静，是我们系里数得着的美女，追他的男生不计其数，可奇怪的是郭静对谁都不感冒，一直到我辍学来到北京，也没人把他追到手。我是个胆小的男生，对郭静除了暗恋，根本就没敢采取过任何行动。　
　　也可以说，我是个有相当自律能力的男人，我不想像凡·高那样为了女人而毁了自己。在没有成功之前，我不应该让这些事情分散我的精力。　
　　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刘斌显得比我超脱得多。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他现在和女人在一起，根本不会当真，只是抱着玩玩的心理。在北京本来就够苦的了，不让自己放松一下，那不把自己憋出病来？　
　　对刘斌的话，我不敢苟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　
　　有了刘斌这个朋友后，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充实起来了。　
　　早上，我们相约在北大西门，一块儿坐公交车去北海公园给人画像，真正做到了“一杯酒两个人喝，一个妞两个人泡”。晚上，我们又一块儿回到画家村。　
　　我们也会像有工作的人那样，选择在周六周日休息，不工作的时候，刘斌就会拉上我去他那儿喝酒，当然我也会请他到我这儿吃上一顿。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6）　　　
　　在北海公园画像虽然收入不高，但恰好够我们在北京生存下去的了。画像不是我的追求，只是我暂时谋生的一个手段，我的主要心思当然还得放在自己的创作上。劳累了一天，回到画家村后我还要画上几笔才能安心睡觉，否则就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画家村的电压不足，晚上画画光线昏暗，我竟由此摸索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创作方法，就是借助特定的光线，画出光线特殊的画来。这个发现，让我很是得意了一段时间。由此我　
　　也认识到，对一个想成为艺术家的年轻人来说，任何困难都是有益的，都是上天对你的恩赐。　
　　但我对自己的画从来没有满意过，现在的我经过一年来的“北漂”磨砺，再也不是原先那个目空一切的毛头小伙子了。我觉得我已经学会了谦虚，我开始认识到，自己仍处于打基础的阶段，因而对过于抽象的现代派绘画，只有观赏的兴趣，并没有去画的兴趣。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回过头来一味地写实，工工整整地作画，并多方学习、探讨。　
　　我已经意识到，在中国做一名职业画家注定是苦难的。中国与美国不同，在美国，艺术家是有救济金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罗斯福总统在１９３２年总统竞选运动中说：“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正是这个口号，帮助经受了１９２９年危机、尚处于困难时期的艺术家。计划室向艺术家订购了大批作品，在困境中，艺术家们不但没有饿死，反而还创作出了许多伟大的作品。　
　　在中国虽然还没有艺术家饿死的现象发生，但像美国那样由政府出资资助艺术家，暂恐怕还是不可能的事。要想生存下来，要想在生存中求发展，一切都得靠自己，想成功谈何容易。成功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但有时也要碰运气。　
　　我觉得画家村的形成完全是偶然的，画家们怎么会在这里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