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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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改革，改革是不完备的、有限的。米柳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令人遗憾的是，国君尽管也为军队在当前战术训练中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但他仍热衷于维护旧传统。同时，他还要求在分列式中做到队形整齐、动作划一，要求在派班、教堂检阅及其他仪式中保留所有毫无意义的形式化的东西。国君只要对微不足道的礼节性的错误或步伐、队列不够整齐说上一句话，就会使在军队训练中进行改革创新以使之更有效、更符合实战要求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许多反动将军坚决抵制军队中的任何改革措施，顽固坚持旧制度和过时的军队训练方式与方法。统治阶级害怕唤起下层的主动精神与觉悟，是根本改进战斗训练的主要障碍。甚至象德拉戈米罗夫那样的进步将军也认为，“发挥士兵的聪明才智开是不必要的和危险的。”德拉戈米罗夫继续坚持曾经是正确的苏沃洛夫的信条，即“靠子弹是蠢货，而靠刺刀是好样的”，公然无视新式弹仓式步枪和机枪火力的作用，轻视部队的工兵作业（土工）训练。业经批准的战斗训练计划实际上没有完成。

陆军部在关于五年（1898至1902）战斗训练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夏季野营训练计划只完成了40至67％。大演习前的战术训练非常薄弱，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士兵的单兵战术训练。分队、部队和司令部的行动很不协调。将军和军官们的战术训练水平很低，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训练的质量。1882年颁布的军官作业细则规定，军官的战术作业应在业余时间进行。这样一个细则，作为军官战术训练的大纲，一直施行到1904年。

很显然，只有经过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的全面、精心准备，才能使大演习达到应有的目的，从而顺利结束某一阶段的训练，但这一点，无论是俄国军队还是其他国家的军队均未做到。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和大演习，国家往往耗资巨万（平均每次演习需要50多万卢布）。然而，沙皇政府由于把大量金钱用在宫廷生活上，所以不能为军队拨足所需经费。

因此，俄军举行野营集训、演习和大演习的次数非常有限，而在夏季却常让士兵去为私人做农活。这一切使军队的训练受到严重影响，其恶果在日俄战争中得到充分显露出来。俄军尽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对这次战争显然准备不足。

列宁写道：“沙皇制度成为符合最新要求的现代军事组织的障碍。而军事却是沙皇制度一向全神贯注的、最引为骄傲而且不顾人民的任何反对为之作出无可计量的牺牲的事业。粉饰的坟墓——这就是专制制度在对外防卫这个可以说是它最内行的专业方面的表现”。

各国军队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纷纷制定新的条令和教令。但在此之后，又止步不前了。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制定出全军统一的、严整的组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体系以及军队训练与教育的方法。在大演习中存在着许多程式化和不符合实战要求的东西。军队训练与教育的方法陈旧、刻板。然而，最根本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军事科学不可能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现在战场上的各种新现象得出正确结论和进行充分思考，不可能正确地把握未来战争的特点。因此，军队学到的并非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需要的东西。尽管在日俄战争中已经出现了阵地战的因素，但各国军事领导人仍要求军队以“闪击战”取胜。大部分步兵继续进行密集队形作战训练，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在战斗中仍然是人多势众者胜。骑兵几乎完全不进行徒步训练和在大兵团编成内的独立作战训练。炮兵在经过改进后，可以通过改变弹道实施集中射击。但是，炮手们极少学习在遮蔽发射阵地上实施射击和对最重要目标集中火力逐次射击。由于认为战斗和战役是短时间的冲突，所以在大演习中仅仅是演练一下部队的调动，而未演练战斗和各兵种问的协同动作。由于忽视了防御战，各部队根本未进行防御战的训练。在演习和大演习中，各部队狄不挖战壕构工事，各兵种的工程技术训练水平低下。

日俄战争的经验表明，在长期、紧张的战斗活动中，不间断地为装备速射武器的部队提供补给，是军队后勤工作中一项崭新的、要求很高的任务。但是，如前所述，在大演习中没有演练解决按实战要求组织后勤和部队供应的问题。

总之，各国军队均未做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用恩格斯的话来讲，就是它们在战斗训练中均不能做到“不在任何传统的旧事物上白白浪费时间。”俄军和德军与其他国家军队相比，在作战训练上略胜一筹。最差的是英军和奥匈帝国的军队。它们在此之前没有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经验，平时也未举行大规模的大演习。

这一切说明，供养军队可能耗费巨额资金，而训练军队可能非常紧张而且要系统地实施。但是，如果在演习和大演习中搞程式化的东西，违背实战要求，而主要的是，如果军队不学习战争中所需要的东西，那么一切努力都将白费，军队将因为准备不足而仓促上阵。

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

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人数多达千万，使用的武器及技术装备种类繁多，其中包括坦克、飞机和化学武器，作战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短时间的交战被大规模战役所取代，出现了阵地战，并提出了如何以步兵，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密集突击突破阵地防御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交战国的军队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各国军队都不得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为此，无论是在靠近前线的地带还是在后方，都举行了大量战术演习，着重演练突破阵地防御。这种演习通常是单方的，对方为假设敌，但在许多演习中也发射实弹。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6月俄军西南方面军部队在突破奥匈帝国军队阵地之前所举行的演习。根据布鲁西洛夫将军主持专门制定的演习细则，在后方建立了酷似敌人阵地的设防阵地。在这里，步兵部队和炮兵、工兵分队及其他加强兵力一起，按照规定的战斗队形，进行了克服工程障碍和突破敌人防御的演习。除分队演练外，每个团都举行了数次演习。演练了步炮协同，特别演练了随伴炮兵连的动作和为支援步兵进攻实施逐次集中射击的方法。无疑，这有助于方面军部队顺利突破奥匈帝国军队的设防阵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交战国军队的编成急剧扩大。由于这一情况，加上伤亡巨大，必须不断为军队补充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因此，整个战争期间，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在前线，特别是在行将进行大规模战役之前，都要根据作战经验加紧练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加剧。资产阶级企图以建立法西斯制度和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寻求出路。

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殁新出现的兵种的战斗能力有着各种各样的，多数是片面的评价，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作战观点基本上是向两个方向发展。德国和日本军队根据侵略性的进攻理论准备打运动战，其中，德国法西斯领导人企图打一场“闪击战”，即以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航空兵的有力支援下实施快速进攻以迅速赢得战争。

法军中的消极防御理沦占了上风。美国和英国的军事领导人坚持“海上力量”理论，因而只保留一支数量不大的陆军。英军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准备打小规模殖民战争。

尽管作战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实质上依然如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军在军事方面被西方认为是先进的，但在其战后举行的第一次大演习（1922年）中、，调理员由于仍旧沿用以前的工作方法而无法保障攻防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结果，大演习刚一开始就被迫停止了，不得不紧急制定新的调理员细则。此后，演习才继续进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多数大演习同战前一样，在开始时双方通常是不接触的。在演习和大演习中只是演练军队机动，因为当时认为，在对抗演习和大演习中实际上不可能演练战斗方法。因此，在冲突时，双方军队有时甚至尚未展开就结束了。法军大兵团战术使用暂行教令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规定的：“因为不能模拟射击和进行充分的现地组织工作，所以在双方开始接触后、发动进攻前即应结束大演习。”

几乎所有国家的军队都在小分队的战术作业中演练作战技术，而突破设防阵地的演习通常是烈假设敌为对手。这时，部队的行动仅限于进攻阵地前沿。因此，法国上校杰洛姆写道：“不应忘记，阵地本应有一定的纵深，而不是我们在多数大演习中所看到的那样只是一条线，占领了这条线就可以说：目的达到了……尽管调理员的工作很困难……不易显示阵地内的战斗情况，但无论何时也不应忘记，这种战斗丝毫也不因此而失去其重要意义。”然而，诸如此类的批评意见是不可能对整个战斗训练体系产生影响的。

是的，在这些演习中，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进攻的速度很慢。法国和英国军队规定进攻速度一般为每小时一公里。每前进一公里就要休息一次，以便等重武器跟上来，而且不允许坦克脱离步兵。

德军特别重视小分队的战术训练和协调连、营动作，实弹射击。进攻分队演习中在突破假定的前沿后，也进行在无敌人有组织抵抗的情况下向纵深展开快速进攻的演练。允许坦克脱离步兵。在多数演习（甚至小分队的演习）中有航空兵参加。它们和地面部队一起认真进行协同动作演练。德军在1926年的大演习中，根据调理员细则，给每两个相互对抗的营指派一个调理司令部（地段）。首席调理员辖有若干名负责各兵种情况的助手，他们被派到双方有关部队中去。只有营，连有调理员，他们隶属于调理司令部（地段）。不给更高的指挥员和司令部指派调理员。调理员的职责是：显示战斗情况的影响，帮助各兵种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力、火力和机动能力；标示敌人的火力和在大演习中实际不存在的部队和兵器的行动。但是，这个细则没有回答关于烈何方法按照新的作战观点实施战斗行动推演的问题。

各国军队都非常重视显示敌人的火力。法军在演习和大演习中用彩旗、彩带显示敌人的火力和火力持续时间，使部队学会考虑敌人火力的影响和采取必要的对应措施。受炮击地带用排列成一条或数条线的彩旗来显示，步枪火力用蓝颜色显示，机枪火力用红颜色显示，等等。如果把彩旗和彩带拿走，就意味着敌人的射击已停止。按照这个办法，不仅能显示火力点，而且还能显示受到火力威胁的地带。德军由于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不能拥有重炮、坦克和作战飞机，因此在二十年代特别注意发展模拟器材和显示手段。在演习中，不仅敌人的火力，而且己方的火力，都用这些器材和手段来显示、模拟。英国陆军部于1929年颁发了火力显示信号图，但只要求每个团长从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号，临时或永久地规定其在本团的用法。因此，在对抗演习中，各团互不了解对方的信号。德国将军利布曼在《步兵战斗训练》一文中指出，和平时期的训练困难很大，因为展现现代战斗场面的条件有限，哪怕是使人们概略地体验到他们在现代战斗中所要遇到的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也有限。他特剐强调指出，在对抗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中，对战斗方法特别是火力战的方法的演练降到了次要地位。由于没有完善的显示火力的方法，加上教令中的有关规定很繁琐，实际上无法进行火力战的演练。因此，他建议把针对根据总导演的指示行动并有一定行动自由的假设敌的“练习”作为战术训练的基础。利布曼提出这一建议的根据是：在现代战斗中，中下级军官无须定下任何特殊的战术决心，而主要是指挥射击，因此在演习中应把主要精力用在指挥射击上。

总的来说，德军训练体系的特点是：墨守成规，死板僵硬，不注意发挥中、下级指挥员在战场上的主动性。许多演习实际上变成了分队反复演练惯用的战术动作。正如后来战争所表明的，这种机械地完成某种动作达到自动化程度的训练体系，在战斗按计划发展时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只要计划一被打乱，，需要由军官重新定下决心，这种训练体系就会暴露出它的严重不足。法西斯国家在西方其他国家的姑息纵容下奉行公开进行战争准备的方针，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加强武器装备，西班牙、阿比西尼亚、中国和苏联远东边境地区发生一系列战争和冲突，这一切使国际形势紧张到极点，各国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三十年代中期和后期，德国和意大利为了使各集团军，军和师的指挥员和司令部获得指挥军队作战的经验，训练军队实施快速进攻的“闪电”战，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大演习。特别注重演练步兵兵团与坦克兵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例如，1936年秋，德军在富尔达和美因河法兰克福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大演习。这次演习，无论是从参演部队的数量来说，还是从演习的战役战术规模来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这次大演习是整个夏季所进行的一系列支队、师演习以及军区大演习的总结。为了演练战争初期的行动，大演习是以双方的行军开始的。在大演习中发生遭遇战后，通常有一方迅速转入防御。德军在1937年举行的一次有墨索里尼、英军总参谋长及其他外宾参观的大演习中，演练了突破强固设防阵地和攻入对方领土的行动。“红方”为防方，兵力一个师。对方兵力为5个师，成一线展开在35公里宽的正面上。平均每师有100架飞机协同作战。总共有600辆坦克参加进攻。

在意大利军队于1936年8月举行的大演习中，动用了20个师和许多机械化部队，总共50多万人。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大演习为1935年在兰斯地区举行的大演习。大演习开始时，双方的摩托化部队全力抢占对保障主力展开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带。接着，较强的一方（“南方”）展开进攻，而防方则实施反击，顶住了对方优势兵力的进攻。之后，大演习即告结束。在这次大演习中，战斗行动推演仍沿用了旧方法。英军主要是举行旅和师演习，以解决同民族解放运动的军队作战的问题。分队和部队的指挥员练习指挥由各兵种组成的小部队的行动。英国少将富列尔写道，在英国，军队是给全国开心的工具。他又指出，英军为了缔造帝国，实质上起到一个“活动监狱”的作用。很显然，仅仅是为了这些职能是不需要举行大规模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即1937年，为秋季大演习所设置的情况仍与英军在2至3年以后所遇到的情况相差甚远。为这次大演习设置的情况是：伦敦受到内部“叛乱分子”而不是外部敌人的围困，正在固守待援。参演双方相距大约70公里，晨5时，双方相向开进；8时30分，先头分队刚一接触，大演习即告结束。波兰军队，特别是波军骑兵，举行了大规模的大演习。三十年代初，波军中既有部队调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