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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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决心行动。大演习中几乎完全没有程式化的东西，并且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要求。大演习不分昼夜、风雨无阻地连续进行，演练了从侦察到展开进攻的全过程。还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工程作业。演习的每一方都由自己的司令员（“大元帅”）指挥。彼得一世作为大演习的总导演，在行动开始后一般不干涉演习的过程，而是扮演一个次要指挥员的角色。

大演习中也没有任何调理员，战斗结果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实际冲突。在当时的战术条件下想必是可以不要调理员的。然而，就是在当时，这对大演习也有一定不良影响，因为当时对双方的炮火和要塞内枪枝的射击根本未予考虑。但是不管怎样，从组织与实施的方法来说，这已经是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了。此后，彼得一世经常组织类似的演习和大演习。1708至1709年，即使是在远征期间，仍在战斗间隙不断地举行部队演习，为即将进行的波尔塔瓦会战做准备。德拉戈米罗夫在评价彼得一世的战斗训练休系时写到。“俄国的伟大改革者没有借鉴任何东西，因为他懂得，如果借鉴将一事无成。时不我待，没有时间来想出一套系统的战斗训练方法，只有通过战斗学习战斗……训练如同实战。”总之，十七世纪末在俄国军队中产生战术演习和大演习这样的成斗训练方式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军队的单一成．分和高度的精神战斗素质、战争坚定的目的性以及坚决果敢的战斗行动，向军队的战斗训练提出了与其他国家军队不同的要求，导致了军队最先进训练方法的出现。西欧各国军队在当时没有举行过一次类似的演习。彼得一世远征的参加者库拉金在谈到科茹霍沃远征演习时写道：“可以说，欧洲的君主们几乎不可能搞得比这更好。”就连德国军事作家、《军队大演习》一书的作者阿尔贝特？博古斯拉夫斯基也不得不承认，对抗演习和大演习首先出现于俄国。

某些历史文献认为，大演习出现在十七世纪末的法国，是路易十四的军队首先采用了类似的训练方式。但是，这种大演习带有很大的娱乐性，并且通常只是在国王和内侍官的参加下演练攻击土建工事。十八世纪初，西欧各国军队普遍采用了战术演习和大演习这种战斗训练方式。但是，演习通常是单方面的，没有任何战术情况。只是在西里西亚战争以后，某些西欧国家的军队才开始举行有一定战术情况和假设敌的演习。后来，开始用旗帜和单个骑兵表示敌人。各色旗帜表示假设敌的兵力和编成。而在七年战争爆发之前不久，德国和法国则用一些独立部队充当假设敌。十八世纪后半期，西欧各国军队才开始举行对抗演习和大演习。例如，175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曾在施播道地区组织了一次对抗大演习，参演兵力3。6万人；1754年，在波茨坦地区又举行了一次规模与上次演习大致相同的大演习。

这两次大演习是为七年战争做准备的，因而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778年，法国军队在诺曼底举行了一次对抗大演习。彼得一世死后，在俄军服役的外国人米尼赫元帅成了俄国军队的统帅。他实行了一系列与俄国军事制度相抵触的改革。反动的贵族集团和在俄军服役的外国人合谋摒弃了彼得一世制定的先进的训练方法，千方百计在俄国推行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为此目的，米尼谤颁布了两个新条令，即《普鲁士操典》（《步兵操典》，1731年）和《胸甲骑兵操典》。这纯粹是译成俄文的普鲁士条令。

这些条令倡导的足操场练兵和机械训练；军队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在步法操练时做到队列整齐无懈可击和伴着鼓点儿完成操枪动作。稍晚，苏沃洛夫在评价保罗一世推行的普鲁士条令时写道：这部条令是“从古城堡废墟的角落里找到的被老鼠啃得残缺不全的古代手写本……被翻成了生硬的俄语”。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弊病，还表现为对士兵漠不关心和极端残酷无情，以及不仅剥夺了士兵、而且也剥夺了军官在战斗中的任何主动性。

彼得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登基后，开始恢复其父在位时推行的制度。1755年颁布的步兵条令《步兵队列操典》与米尼赫的条令相比有很大改进，但与1716年条令相比有退步。1763年颁布的《步兵队列条令》和《骑兵操练条令》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七年战争的经验，但是同时，也过高地估计了火力和火力战斗的作用，而低估了步兵白刃战、步兵成纵队行动以及步兵、骑兵坚决果敢行动的作用。总之，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影响始终未能彻底克服。

七年战争（1756至1763）表明，普鲁士式的练兵方法是根本不足取的。但是，这次战争以后，俄国和西欧各国的反动当权者们仍死抱着普鲁士军队的训练体系不放。

二、十八世纪后半期演习和大演习的实施方法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专制制度日益巩固。工业特别是生铁的生产，取得巨大成就。俄罗斯帝国的对外政治活动大大地活跃起来。50年中，俄国进行了八次战争，总共有20年处于战争状态。在收复俄国的固有土地和夺取出海口后，俄国专制政权走上了追求掠夺性目的的道路。至十八世纪末，俄国拥有50万军队，国家预算的一半被用来支付军费。反动统治和农奴制剥削日益加强，导致了农民和“工人”的骚动。

上述一切也直接影响到军队的训练方法。为顺利进行战争，必须使训练接近于实战条件，提高士兵的民族自觉。然而，地主一农奴主却对唤起群众的觉悟和群众自由思想的任何表现怕得要死，在普加乔夫起义以后尤其如此。因此，一方面在作战军队中采用了许多最先进的训练方法，另一方面是仍然沿用着反动的训练与教育方法，其目的是要把士兵变成俯首贴耳、盲目服从、为农奴主政治效劳的可靠工具。

然而，和米尼赫的改革一样，新条令中的反动原则在俄国军队中很难施行。尽管受到阻挠和反动制度的束缚，俄国军队在七年战争及后来的各次战争中仍然基本上按照，本民族的传统作战。俄国进步的将军和军官们不愿屈从于对俄国军队来说难以接受的普鲁士制度，他们为维护和发展彼得一世制定的军队战斗训练与教育的原则而斗争。在这些进步的、充满爱国热忱的俄国军官中，涌现出了象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这样杰出的统帅，他们的名字是与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军事学术和军队战斗训练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俄国军队的战斗经验不是在政府颁布的条令中，而是在一些著名的文件中得到反映和确认的，这些文件包括鲁缅采夫的《军规》（1770）、《炮兵连连长教令》，苏沃洛夫的《猎骑兵训练训令》，以及一系列其他命令和教令。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及其他进步的俄国统帅坚决反对那种只是把敌人赶跑的消极行动。他们在战争中实行的是坚决交战的原则，把坚决交战视为夺取战争胜利的基本的和最可靠的方式。他们赞成采取积极、迅速的进攻行动，而反对拖沓不决的战略。鲁缅采夫认为“分散兵力极其不利”，他大胆地集中兵力于决定性方向。

行动迅速，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主动迎敌，坚决、突然地展开进攻，击溃敌人而后紧追不舍，这是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统帅艺术的主要特点。他们创造了新的突击战术，其基础是实施大胆机动，火力与白刃突击相结合，在进攻和防御中善于利用各种地形，步兵，骑兵和炮兵密切协同等原则。进行一场目的性坚定的战争，在各种地形上同诡计多端的敌人作战，如果只是刻板地采用线式战斗队形，那就不可能完成预定任务。

在俄土战争中，俄国军队既要同数量众多、行动灵活快捷的骑兵作战，也要同主要由土耳其帝国精兵组成、排成不规整的大纵深队形、在交战中依赖设防阵地的步兵作战。在同普鲁士军队作战中，俄国军队的对手采用的是线式战斗队形。

由于上述情况，俄国军队采用了更加灵活多变的战斗队形和作战方法。在俄土战争中，鲁缅采夫用的是师方阵。部队排列成方阵，既便于实施机动，又能够发动更强有力的突击。他们胜利地顶住了土耳其骑兵的快速冲击。他还建立了猎兵（步兵）营，并利用他们成散兵队形作战。1761年，在科尔贝格交战中，俄国军队排列的是纵队。

伟大的军事学术创新家苏沃洛夫创造性地运用了各种战略和战术行动样式。他进一步发展了各种新式战斗队形，并善于在各种条件下灵活运用。苏沃洛夫根据敌人战术的变化，不仅采用鲁缅采夫曾采用过的师方阵，而且还采用营、连方阵。他广泛采用了既利于在战场上实施机动，又利于攻击敌人的纵队，还采用了营（位于一线的营）的散兵队形。他训练军队在敌人的火力下迅速排列战斗队形，并不作任何停顿即转入进攻。在国外，只是在法国革命军队中（1783…1704年），以及稍早在北美独立战争（1775至1785）中，才广泛运用了纵队与散兵队形相结合的作战方式。恩格斯指出，在北美洲，移民们“是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隐蔽的森林中袭击英国人。在这里，线式队形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被既看不见又不能接近的敌人所击败。于是又发明了散兵战——由于兵士成分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方式”。

随着大胆、果断行动战术的产生，对待军队战斗训练的态度也完全变了。在这些条件下，需要的不是“被操典束缚得死死的机械人”，而是训练有素、具有高度战斗素质、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争取胜利奇兵。进步的俄国统帅们建立的整个训练体系就是服从于这些目的的。他们认为，胜利取决于士兵的素养，取决于他们的训练与教育水平。在鲁缅采夫的军队中，士兵们得到良好的供应，殴打被禁止；他简化了服饰，取消了往头发上扑粉和把装具刷白的规定。他取消了繁琐的变换队形训练，而代之以经常的战斗准备。

鲁缅采夫按照一定的计划训练军队，并且从单兵训练起至部队演习止始终严格保持训练的连贯性。他要求，军队应不断举行各种演习，以便通过演习学会利用地形、构筑工事、实施行军、变换队形、横渡江河、进攻野外或要塞内之敌。值得注意的是，鲁缅采夫要求所有演习都在指挥员直接领导下进行，“要向部队很好地说明和解释所采取的措施，防止部队有时因为理解肤浅或论证不足而把有益的，必要的措施看作是徒劳无益、毫无用处的负担。”最后，不要使部队感到苦恼和产生厌烦情绪。从这些指示中可以看出，指挥员不仅应亲自领导演习，而且还必须进行讲评以使部属明白自己的行动对于取得战斗胜利的意义。

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军队有两种训练方式，即操练和机动演习。被称为操练的演习严格按条令进行，不能有任何违背。这种演习，如按现代观点来看，具有战术队列作业或纯粹队列训练的性质，而不带任何战术情况。机动演习就是战术演习。在演习申，各项条令规则在野战条件和一定战术情况下得到综合演练。后来，军队在现地进行的不带任何战斗训练情况的一切练习（操练）开始被称为演习，而在一定战术情况下进行并赋予双方行动自由的演习开始被称为大演习。俄国军事历史学家马斯洛夫斯基在《俄国军事学术史札记》一书中，指出十八世纪后半期的大演习同所有其他样式的野外演习的区别是：“（1）在大演习中使用三种武器，即便是一支不大的部队也如此。（2）几乎总是分成双方进行，或者，在极个别情况下，也规定有假设敌。（3）任务多种多样，但在第一次土耳其战争前，多数情况下只限于进攻和防守渡口，采办粮秣，克服地形障碍，在火力掩护下行动，进攻和防守设防阵地等课目……（4）部队从晚间开始大演习，（5）首先实施机动和警戒措施，而后双方展开冲突……（6）只给予实施机动的部队以原则性指示，准其自由行动I（7）迂回非常重要并常常具有决定性意义。”多数大演习是分成双方并根据战区特点和各兵团，部队即将完成的战斗任务的特点进行的。在七年战争和第一次俄土战争期间，鲁缅采夫经常领导部队举行各种演习。

他甚至利用短暂的战斗和交战间隙组织演习。例如，在特列普托夫城战斗中，各兵种之间协同不好，部队不会以纵队接近战场。战斗结束后，鲁缅采夫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训练，使部队掌握了攻打要塞时的协同动作。经过短期训练，部队战斗力明显提高，而后顺利进行了夸取科尔贝格要塞的战斗。在战时条件下，俄国军队乘各兵种的兵团和部队集中于一地之机，频繁举行由各兵种部队和分队组成的混合支队的演习。鲁缅采夫深深懂得，象这样的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在平时也须经常举行。但是，由于平时部队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很难组织这种演习。七年战争后，根据鲁缅采夫的建议，整个俄国军队都实行了夏季野营训练制度。届时，各兵种的部队集中到一起，进行l—3个月的训练。野营训练期间，举行大规模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以演练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和改进作战方法。当时最大的一次演习，是1765年在红村夏季营地举行的演习。但是，当时的许多演习，特别是在女皇及其他达官贵人在场观看的情况下，往往带有表演的性质，其作用因此也就降低了。

尽管如此，步兵团、骑兵团和炮兵团齐集夏季营地举行联合演习，仍不失为当时最重要的新式训练措施，对进一步发展军队战斗训练方法具有重大意义。完全可以说，把军队拉到夏季营地进行合同训练的思想，至今仍未失去其意义，许多国家的军队就是这样做的。

在解决组织武装力量及将其合理配置在国土上这一问题方面，鲁缅采夫和波将金在平时就力主把部队编成集团军，并将其配置在离未来战区最近的地方。这样做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还可以根据每个战区的特点更有针对性地搞好军队训练。例如，鲁缅采夫坚决主张驻扎在沿海一带的集团军部队要进行船上训练，并多补充一些识水性、会驾船的土兵。

在1787至1791年俄土战争和苏沃洛夫的意大利远征期间，军队的战术训练受到极大重视。俄国伟大统帅苏沃洛夫认为，军队的战斗力直接取决于训练与教育。通过训练培养作战的自信心，而自信心是勇敢及其他精神战斗素质的基础。苏沃洛夫吸收并发展了彼得一世、鲁缅采夫及其他进步军事家的思想，制定了许多新原则，建立了最先进、最完善的军队训练与教育体系。这些都最终体现在他的名著《制胜科学》中。苏沃洛夫的《制胜科学》是根据战斗经验总结和战术要求制定训练方法，确定军队应训练什么和如何进行训练的典范。他特别重视训练军官和培养军官严格要求部下、善于执行任务、富有预见性和主动性的素质。他为军官制定的一系列指示，明确规定了判断形势，定下决心、向部队下达任务、制定作战计划和节省时间的方法。苏沃洛夫说：“一分钟就决定战斗的结局，一小时就决定战争的胜．败，而一天就决定帝国的命运。我不是按小时，而是按分钟来计划行动。”他对脱离实际情况的程式化的战争计划和战役计划深恶痛绝。他认为，制定军事计划必须“深思熟虑”和“通盘筹划”。计划还应附上地形图，因为这“对普通军人来说可能是非常必要的。”

在苏沃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