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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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似乎略高一些。我在那次拍卖中买了一盒500页的打字纸，35个信封和一个称邮件用的磅秤，一共4美元。我认为是捡了便宜，如果买新的大概要18～20美元。

每次拍卖，前去参加的人很不少。美国人参加拍卖，固然是想买便宜货，但我觉得更多的目的是去消遣。因为一家的财产少说也有几百件，拍卖要持续一整天。所以拍卖时还有卖小吃、饮料的小贩前来服务。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捡不了几块钱的便宜，从经济上看颇不合算，所以我猜多数人是来消磨时间的。拍卖主持人用一种特别有的味的声调，以高超快速吐问的特技，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在每次叫价之后要记住以前最后一位的报价人及报价数目）。听他主持拍卖确实觉得很好玩。

拍卖不但用于破产时清理债务人的财产，也用于其他场合。例如报上刊登一位老人因健康原因迁入养老院，要将他一生收集的贝壳以及全部财产拍卖；有一家餐馆因为多年来逃税欠款几十万元，被法院宣布强行怕卖。另一则广告宣称老人亡故，依遗嘱将其财产拍卖。他生前驾的一辆汽车是1987年买的，至今己用了七年，但里程表上只走了4200哩，平均一年只走了600哩，比之一般美国家庭每辆车大约要跑1．2万哩，确实是少多了。可以看出此老人大概因健康原因，这几年内很少出门。

参加拍卖可以观察到许多书本和报纸上从来不涉及的有趣的现象。

邮资补贴

——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

效率和公平是经济政策的两大基本目标，然而他们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原先的体制是公平强调得过了头，结果是缺乏效率，大家一起受穷。后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强调效率而牺牲一时的公平。但效率和公平也并非永远互相对立，换句话说，我们很可能落入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境况，从这种境况走出来就同时可以满足对效率和公平的追求。应该承认，现代经济学对提高效率的研究已经相当透彻，从理论到政策都有大量可贵的成果和经验。但是对公平的研究似乎大大地落后，甚至什么是公平，是机会均等还是结果平等还在剧烈的争论之中。

经济学对提高效率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即“价格应等于边际成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公平竞争，就可使价格趋于边际成本。此时一切超额利润（在经济学中称为经济利润）将趋于消失。此时社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最优。人们常说，美国的物价低，社会富裕，其实就是公平竞争令价格降到边际成本，结果每个百姓都亨受到杜绝了浪费的富裕生活。相反，靠着价格诈骗，欺行霸市，垄断信息。假冒伪劣来致富，少数人富了整个社会都要长期受穷。

对于垄断性产品的定价，市场所能起的作用甚为有限，此时就要靠政府的作用。政府在制定此类产品的价格时，应遵循上述边际成本定价的原则，不允许对某些产品定低价，另一些产品定高价，再以高价产品的盈余去补贴低价产品的亏损（我同政府常用的原则，而且至今没有受到检讨）。除非这种定价确实有助于实现公平。譬如对高质粮食定高价，将盈利用来补贴吃低质粮食的低收入群众（即使是出于公平，政府的政策，也还得考虑是否会伤害生产低质粮食的农户）。

本文要讨论的政府对邮资的补贴（指邮资涨价之前），是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的定价政策，现在一封本市平信仅贴0．1元的邮票。外地邮资仅0．2元。实际的成本已数倍于此。估计一年政府为此支付的补贴达数十亿元之巨。这笔钱补贴给了谁？给了寄信多的人。什么人寄信多？是收入高的人才多寄信。贫困山区的农民一年也不见得寄上一两封信。由于邮资偏低，可以用电话解决的事也改用信函，于是造成邮件拥挤，难于招架。所以此项补贴对效率和公平都只起坏作用。

邮政部门用什么钱来补贴这几十亿元的大窟窿？只好靠其他方面收高价。这又造成了进一步的效率损失，例如报刊杂志的发行投递费，要收到报刊个身价的35％。现在一本杂志定价多在3元以上，邮局要收1元多的发行费，远远超出了其边际成本。这种价格扭曲极不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为了争这部分利润，沈阳、大津等地组成了民营的发行网。从这里看到，放着已有的高效邮政发行系统不用，另外再去组织一套班子搞发行。社会的资源配备失当，浪费在所难免。

邮政系统为什么要补贴邮资？我曾问过邮电部的领导。答复是有助于稳定物价。可是物价水平之所以上涨恰恰是因为经济效率低，国家要拿钱搞补贴而造成的。靠国家补贴来稳定物价无异于饮鸠止渴。如果这一点不想通，物价将无望稳定下来。

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价格脱离边际成本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另一个例子是北京出租车定价脱离边际成本，表现为起价高，短距离乘客就不愿叫车；停车时间不计价，造成拒载增加，乘客叫车的时间加长；不允许豪华车降价，只能靠不公平竞争来维持生意，结果增加了空驶里程（“面的”到首都机场不允许返程拉客，要把生意让给豪华车），10公里以上加价50％，造成司机挑活，乘客中途下车，结果都是时间、精力、汽油的损失。现在北京出租车一年的营业额在50亿元以上，如果定价不当造成的损失为5％，拖延一年国民经济的整体损失就是2．5亿。主管价格的部门100年发的工资也抵不上这个零数。定价政策不能不慎。

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

服务和物质生产部门一样，他们的产品可以分为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像理发、医疗、出租车这些服务业是最终产品；而货物运输和保险、各种批发中间商、大量计划、秘书、公关工作、股票和期货市场，银行业务中的大部分则属于中间产品，因为他们并非直接为人们服务，而是为生产服务。

过去，我们只重视物质生产部门，甚至认为服务业不但不生产物质，相反他们还从物质生产部门分享一部分产品，近乎社会的寄生阶层，所以采取限制其发展的政策。以后认识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服务，否则生活将感到不方便，或降低生活的质量，而且服务业也能创造就业机会，于是政策有了重大转变，从限制变为鼓励。这是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但承认服务业之必要性，至今似乎局限于生产最终产品的服务业，即直接为人们服务的行业。对于中间投入的服务业至今仍认为是多余的，不必要的，他们按市场原则赚了钱似乎也是分亨了别人的成果，我们经常说的“流通费用高，中间环节多，导致了生产者消费者两头受损”就是这种见解的反映。最近公布的一些政策，目的在减少中间环节，让产销直接见面，甚至限制参与中间流通环节的商业活动。这种政策发展下去，必将极大地有损于整个经济的效率。

我并不打算从中间环节越少越好一脚跨到中间环节越多越好。多少环节算正好，由市场通过竞争和选择来决定，没有哪个聪明人能够一眼识破哪些环节是多余的。但是从总体上讲，我国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是非常欠发达的。根据很简单，我国有大量通过服务的作用而节约社会成本的机会没有被利用。例如，蔬菜的城中销价和农村收购价相差甚大。大家常把这种现象归咎于中间环节加价太多。事实上正是因为从事中间环节的人太少，稀缺导致高价，中间商才能多赚钱。有人认为中间商赚的利润太大，要限制他们的人数，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只有流通环节展开充分的竞争，费用才能下降，效率才能提高。试比较中国和美国的蔬菜批发业，可以发现二者效率的巨大差别。美国各大城中一年四季蔬菜价格的变化远比中国的小，美国农业的分工非常发达，东部各州吃佛罗里达州的桔子，西部各州吃加州的桔子，全国都吃南达可大州的土豆，都吃从中美洲各国进口的香蕉。蔬菜水果是易腐货物，远距离运输必须有紧凑的运输链连结在一起，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集装箱运输的容量和能力。各种货品的搭配运输非常复杂。我同蔬菜水果的贩运，从询价、采购、仓储、加工、包装各个环节看，效率比之美国要差得远。其原因就是从事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太薄弱。

我国学者杨小凯提出的分工理论，其基本思想是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分工越细交换的次数越多，交易成本越高，将分工提高效率的利益抵消了。所以分工发达的程度与交易费用的大小有关。我国商业信用差，交易费用极高。所以分工难以发达起来。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是不断完善市场规则，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得到发展。在此过程中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减少，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产出增加。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都大大超过2/3，而我同则仅27％（1993）。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论点是即使分工程度不变，依靠竞争和价格信号的作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提高配置效率是有成本的。竞争、价格信号从产生到传递到发生作用，都有相应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就是第三产业的收入。所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内，由于配置效率提高，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形象地说，成为消费者餐桌上的一元饯的肉，肉的直接生产成本不到1/3，其余都是流转费用。生产成本之所以能降低，是因为多花了成本在流转上面。由于市场的作用，这样的成本结构使得总成本为最低。这种理论分析的政策含义就是要大力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

如何看待价格

价格可以说是经济问题的核心，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对价格问题发表意见。但粗分起来主要是四方面的人：一是生产一方，二是消费一方，三是政府，还有第四方，即投机分子，他们既不生产又不消费，可是对价格的关心却超过任何其他人。政府是代表百姓的，百姓中的每个人或每个家庭，既是生产音又是消费者。但家庭在对价格作判断时却总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讲话。这就是我过去提到过的“消费者偏见”，现在政府又站在了家庭一方，所以对价格的议论可以说几乎被消费方所垄断。不是吗？几乎所有的关于价格的议论都嫌价格太高，粮食、蔬菜，最近又有化肥，都是如此。价格低似乎有益于消费者，可是如果生产者受损，没有人愿生产，到最后还是消费者倒霉。因为价格高了没有足够的人买，生产出来之后成为积压库存，既不利于生产者又不利于消费者。可见价格高了不好，低了也不好，要恰当才好。可是这样的论断过于模糊，它没有说清楚价格多少算正好。单纯从供应方和需求方的利益格局来讨论，不可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因为利益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结果。

经济学中对价格的讨论，虽然它同样承认价格在分配财富中的作用，但价格的高低是非之争却不是从公平出发而是从效率出发。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发现了价格可以引导资源向何处流动，并证明在供需双方都关心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对于竞争性的产品（如上面提到的粮食蔬菜化肥），如果没有外部性（如产生污染）则能使供应量等于需求量的价格是最有效率的价格。这种价格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使整个社会生产的财富达到极大。

这个结论虽然200年前的斯密已经感觉到，100年前已经得到了初步证明。但证明的严格性和清晰性，以及深入探讨这一命题还有什么隐含的假定，却花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本世纪以来微观经济学的上要成就正是对这一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充实，并且还有所突破。正因为这理论的论证相当复杂，至今还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所以不断有人提出要在供应方和需求方之外，有第三方面来制定价格。可是这种价格必定是偏离供需均衡点的，因而必然会造成浪费。事实上中外古今企图用自己认为合理的价格来代替供需均衡的“不合理”（这种判断全都是从利益格局的分析出发，而且往往掺进了消费者偏见）价格的例子不胜枚举，结果莫不以失败告终。所以普及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应该说是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

70年代末，王国乡教授和我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择优分配的价格理论。这一理论使得均衡价格为最优的论证稍为容易一些。下面我仍用化肥作例子，作一个极简化了的说明。

首先，一定数量的化肥的分配应使它能增产最多的粮食（暂且假定化肥仅用于粮食生产）为目标。所以价格的是否合理，应以能否使粮食增产极大为判据，而不是减轻农民负担等别的目标。其次，我们知道，同样一公斤化肥在不同土壤、季节以及众多其他条件下（如病虫害、杂草多少等），其增产的效果是不同的。特别是化肥施用的多少会影响它的效能。根据收益递减规律，化肥用量越多则其增产效能越低（将作物种在化肥堆上不会有收成）。第三，我们要想清楚，如何才能做到“一定数量的化肥发挥了最大的增产效能”。它的答案是制定一个标准；使任何一公斤化肥所增产的粮食都不低于这一标准；只要这个标准制定得适当，上述目的就可达到。这个标准是否适当的关键，是与它可供应的化肥总量有关，总量越少，这个标准越高。

假定现在一定化肥总量的条件下，我们找到了这个标准是每公斤化肥至少要能增产两公斤粮食。使化肥分配最优化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计划经济的方法。此法先要搜集全国每块土地上化肥增产效能的信息，然后用电子计算机算出各块土地上应该用多少化肥，最后将分配计划下达到化肥工厂和农户。这一思路虽然非常精确和理想，但实际上行不通，因为执行起来花钱费时。二是依靠市场的作用，只要规定农民用两公斤粮食去换一公斤化肥，就可以自动做到化肥的最优分配。因为农民决不会愿花两公斤粮食的价格买化肥，结果增产的粮食还少于两公斤。农民对化肥在自己土地上增产效果的判断比任何别的人都了解得更准确。事实上有钞票做交易媒介时，农民可以用两公斤粮食的钱去买一公斤化肥，用不着用笨拙的以货易货的办法。由此我们彻底解决了化肥最优定价的问题。这里要注意，化肥的价格取决于粮食的价格，我们只是解决了化肥与粮食的比价应该是多少，绝对价格则与粮食价格有关。这一理论强调了正确的价格是指比价，而不是绝对价，或者强调价格是彼此相关的。如果粮食价格扭曲，它会影响化肥价格。

现在再回过头未看，每公斤化肥至少要增产两公斤粮食的标准是否正确的问题。显然，如果化肥的数量少，则应制定个更高增产标准，譬如说，这个标准应该定为增产2．5公斤粮食。同样，如果化肥数量充足，则可以降低这个标准。所以标准应该定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农民买走的化肥是否正好和化肥生产的数量相等。换句话说，供需均衡的定价可以保证化肥的最优分配。其实，不仅化肥如此，一切商品都如此。供需均衡价格是最优利用一切资源的价格。

上面的论证还没有解决化肥用于棉花、甘蔗等一切作物时应当如何分配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化肥应该生产多少的问题。这些复杂问题不是一篇随笔所能讲得清的。但是上面这一极其简化了的论证应该使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