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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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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鼓吹的是“新理学”。他在抗战时期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贞元六书”
，集中宣传了他“接近于程朱道学的那套思想”。他公开声明，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讲的。 他所谓“新”
，在于他以程朱道学为正宗，吸收西方哲学，主要是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改铸宋明理学，把新实在论与程朱道学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形上学思想体系。一般说来，以上梁、熊、贺、冯四位现代新儒家所代表的社会和学术文化思潮，是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前期阶段。 解放以后，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大陆基本上是处于消声匿迹的状态，它主要是转移到了港台地区，并逐渐散播到海外，得到了新的发展。５０年代，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等人为代表的港台现代新儒家，著书立说，发表演讲，奔忙于欧亚美三大洲，宣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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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学。 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析，用现代西方社会的弊端比照中国文化的长处，同时也主张采纳西方文化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以重新建构中国本位文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唐君毅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共同署名，轰动一时的文化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发表于１９５８年元旦，副题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
“宣言”
系统阐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提出了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他们认为，现时东西文化应以平等眼光看待对方。 他们站在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上，依据传统儒学（主要是陆王心学）
，竭力阐扬中国文化的价值。 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以心性为一切价值的根源。 传统心性之学以性善论为主流。 心性之学是人的道德实践的基础，它“依觉悟而生实践，依实践而增觉悟，知行相须而进”。
“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不了解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文化”。
中国伦理道德有人的内心精神生活的根据，及其所包含的宗教性的超越感情。 其人生道德实践主张天人合德、天人合一，能使天人交贯，天内在于人，人上通于天。 中国的义理之学，目标在于人的道德人格的完成。 中国精神文明高于西方，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其主要内容是：“当下即是”的精神与“一切放下”
的襟怀；“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天下一家之情怀，等等。 同时，他们也剖析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缺点，探讨了中西文化的结合问题，并对世界未来文化作了展望。 他们承认，中国文化必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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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 他们还对“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作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不相容。六七十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而带来了精神上的失落感、空虚感，由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由于中国大陆大革文化命而造成的精神价值的解体，使现代新儒家们更坚信其思想方向之正确，因而更加活跃，掀起了“儒学复兴”的波澜。 其基本观点，与５０年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学是同一思想方向，只不过对马列主义和“五四”运动的攻击更加明显、激烈而已。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建国以来社会发展屡遭挫折、经济建设落于人后的诘难，随着人们对“文革”文化专制的反思，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磨难，开放过程中西方思潮的涌入，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命运、尤其是和现代化关系的探讨。 在这股潮流中，现代新儒学思潮也播散到了大陆。 思想史界、哲学史界以至历史学界，都有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评价越来越高的倾向。“半部《论语》治天下”
，甚至“一句就可以了”的声浪，一度在学术讲坛上喧嚣。文学界的寻根热潮，特别是否定“五四”运动，否定鲁迅，诋毁“五四”运动造成了“文化断层”的观点，也大行其道。“儒学复兴”
的鼓吹者们在大陆找到了“知音”
，似乎看见了一抹希望的曙光。总的说来，现代新儒家代不乏人，现代新儒学思潮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大陆，都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大致说来，现代新儒学思潮具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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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着坚定的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肯定中国文化有活的内在生命力，主张以中国文化的价值为基本取向，塑造人格，建设社会，融合西方文化。二、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花果飘零”的心态，希望全民能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
，取得“共识”
，以弘扬中国文化。三、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同化力，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本身蕴含着发展科技的思想，包含着民主政治的根源。四、中道高于西器。 认为西方科技固然好，但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弊端，而没有思想根基和道德自我调适机制的科技、民主，是无本之末。 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现代社会以及后工业文明的问题。 西方应向中国文化学习。五、中西文化可以融合。 中国文化应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使自己不仅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而且成为“政治的主体”
、“认识的主体”
、“实用技术活动的主体”
，以便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吸收西方文化的养料，培育出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六、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他们立足传统，面对现实，放眼世界，欲图将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体系之中，而又保持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特色。七、具有鲜明的自信自强的主体意识和自尊自守的独立人格，有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挺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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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着保守的政治立场。 他们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其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虽然欣赏马列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但仅仅是从二者都是西方的产物，是作为“以毒攻毒”的现象而冷眼旁观的。 他们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方向，认为其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多于建设，破坏了中国学术文化“道统”的传承，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层。这些特点，反映了现代新儒家们的价值体系和基本政治立场。诚然，现代新儒家们对马列主义和“五四”运动的否定固然是错误的，但他们思想中仍不乏给人以启迪的东西。 对于如何使传统的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怎样和西方文化结合，这两个我们至今仍在苦苦思索的基本点，现代新儒家们的思想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在既不因袭传统，又不全盘否定传统，保持民族文化积极精神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方面，以及如实分析中西文化的长短处，使之互补，融铸新的文化体系方面，现代新儒家们的辛勤探讨，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而他们自尊自守的独立人格、自信自强的主体意识，则是我们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交往中所应当学习的。总之，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现代新儒家们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扬弃，而不应简单否定，或盲目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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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哲学
一、儒家思想与日本企业管理
日本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 公元２８５年，百济博士王仁东渡扶桑，献讲《论语》，儒学开始在日本传播。 公元６０７年，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
，儒学开始成为日本封建主义国家管理的指导思想。公元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人们开始重新阐发传统的儒家学说，使之适应工业社会管理活动的实际需要。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
的涩泽荣一（公元１８４０—１９３０年）
，一生参与创立或主持过６００多家工商企业。他积其成功经验，提出了著名的“论语加算盘说”。涩泽认为，《论语》一些道理，可以运用于现代工商企业的管理。《论语》讲忠、孝、仁义、信，“算盘”则要求经商谋利；但忠孝仁义信与经商谋利并不矛盾。 涩泽指出，过去武士阶级提倡“和魂汉才”
，现在用在工商企业上，应该改为“士魂商才”。这里所谓“士魂”指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是人们从事工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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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士魂”的培养固然要以《论语》为本；而“商才”的训练，除了通过实际锻炼之外，也可以从《论语》中去学习“求富”
、“富民”
、“富国”
、“利己利人”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 涩泽说：“商才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则论道德之《论语》，自当为培养商才之所依。”
①
涩泽的“论语加算盘说”
，抽象地说，就是“经济道德合一论”。它为儒家思想从农业社会的“治国之道”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企管之道”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此以后，儒家学说始终成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概括起来，这种影响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人为中心的经营观念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社会及其管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
②，“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③。 日本企业家深受这一思想影响，提出“人力资本”的观念，把人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 在他们看来，越是在现代社会，人越显得特别宝贵；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人是最重要的资源。 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指出：“经营的基础是人……在企业经营上，制造、技术、销售方法、资金等固然重要，但人却是这些东西的主宰。 尽管有钱，有产
①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第１９页台湾，允晨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８７年版。②《孝经。 圣治章》③《荀子。 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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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的人才，那么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任何作用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人才是最重要的。“
①
日本企业家对于人力因素的重视，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到关心人、培养人、造就人的具体行动上。 如“职业生涯发展计划”
就说明了这一点。推行这一计划的日本企业，把员工的职业生涯分为四个阶段，予以终生的培养和使用。第一阶段是从进入企业到２８岁左右，由于刚进入社会，有求知的欲望；第二阶段是３０岁左右，能积极应用学得的技术；第三阶段是从３５岁到４０岁上下，已经进入成熟时期，能充分发挥所积累的经验，领导属下人员一起工作；第四阶段是４５岁以上的职工，已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活跃在企业的各个部门。 对于这四个阶段的不同对象，日本企业分别采用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使之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二）义利并举的经营方针
儒家十分重视“义利之辨”
，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②。 对此，历来人们有不同角度的理解。 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指出：“道德和经济本来是并行不悖的，然而由于人们常常倾向于见利而忘义，所以古代圣贤极力纠正这一弊病，一面积极提倡道德，一面警告非法牟利的人们。后来的学者误解了孔夫子的真正思想……他们忘记了高产乃
①《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第２２卷，台湾名人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１页。②《论语。 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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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善之道。“
①这就表明，以涩泽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家，他们所极力发扬的是儒家义利观的积极东西，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经营方针。在日本企业家看来，一方面，求利是正当的、必要的；另一方面，求利又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企业家必须把兴办企业、谋求利润的日常行为，服从于国家兴旺、民众幸福的更高目标。 日本现代企业评论家伊藤肇指出：“经营者万万不能只以‘追求利润’为至高无上的目标。 当然，企业为了生存，非有利润不可；但是，太偏执于财利，到头来心智必被蒙蔽，终至被社会、大众见弃，岂能不慎？”
②
企业家吉田忠雄则提出一个“利润三分法”。
他一贯主张办企业必须赚钱，多多益善，但是利润又不可独吞。 为此将利润分成三部分，１３是质量较好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交给E消费者大众，１３交给销售本公司产品的经销商及代理商，１E３用在自己的工厂。吉田把自己的做法称之为“善的循环”
，在他看来，如果自己散播善的种子，予人以善，那么，善还会循环归给自己。 善在人们之间不停地循环运转，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 这就是说，从善出发，把好处既留给自己，也交给别人；别人得到了好处，最终也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善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不断运转，使大家受益。 不为别人的利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这是对义利并举经营方针
①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第１１７页。②伊藤肇：《东方人的经营智慧》，光明日报出版社，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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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１７４
的最好说明。
（三）家族主义的组织形式
儒家所设计的组织形态，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五伦为标志，具有浓厚的家族主义色彩。 日本的企业组织，则依据现代社会工业管理的实际需要，对儒家的组织理论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和补充。 正如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所指出：“在日本，通常被看作重要的和基本的人类情感的血亲关系，似乎已经被工作集团里的人伦关系所取代。这种人伦关系包含了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各重大方面。”
①
这种新的人伦关系集中体现在日本人对于“家”的概念上。日语中的“家”
，较之中文和英文，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指具有血亲关系的家庭，还指人类居住的组织基础，而且往往指经营管理的组织基础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集团。 因此，日本人常常以“我家”来称自己的工作单位或所属的组织，而以“你家”来称对方的工作单位和组织。在这样的“家庭”中，组织负责提供其成员的全部社会需求，同时又对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拥有权力；组织成员也一心一意地融和在这种情谊之中。这样看来，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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