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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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地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以所谓叩头，只是深深地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地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交场合你伸出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傧相引经据典地说：“按‘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纪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又在顾邑（山东鄄城东北）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排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曾编了一首诗歌：
鲁国人冥顽不灵
多少年都不清醒
使我们难以为情
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
引起无谓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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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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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九十年代时，滕国（山东滕州）国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儿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轲请教：他应该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孟轲指示姬文公首先应该“服三年之丧”，必须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间，不准吃肉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子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不准处理任何公私事务——这一项最重要，一处理公私事务，便是功利，不是仁义了。更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粗布衣服，盖粗布被，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意地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口吐鲜血或昏迷不醒。这种行为被称为“孝道”，是达到仁政的必要步骤，也是仁政的具体表现，国家由此即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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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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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王朝有两种专属于贵族阶级的文字游戏，第一种是避讳制度，依儒书的规定，地位高贵的人的名字，神圣不可侵犯。地位低微的人必须提心吊胆地不去触及它，即令同音的字也不允许在文字上出现，有时候更不准说出口，否则便是“犯讳”。凡是“犯讳”的人，轻者要受处罚，重者可能处斩。嬴政大帝所以没有明令取消这个制度，大概它在本世纪（前三）还没有造成特别灾害的缘故。第二种就是谥法制度，依儒书的规定，一个尊贵的贵族死后（不够尊贵的贵族，如官职稍小和普通平民，都没有资格），他的儿子或部下，即根据他生前的行为特征，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如周王朝第一任国王姬发，被称为“武王”，即武功盖世之王；如第十二任国王姬宫涅，被称为“幽王”，即黑暗不明之王。周王朝认为谥法制度是礼教的一部分，一个人为了顾虑死后的恶劣绰号，会主动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个构想太天真了，它没有想到，满身罪恶的死者，如果权势仍然存在，便没有人敢提出恰当的形容词，而摇尾系统还会把字典上所有的高贵字句，全部堆到他头上。秦王朝灭亡后，儒家当权，谥法恢复，遂成为一个小丑表功制度。我们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十七世纪明王朝那位吸毒的断头政治皇帝朱翊钧，他的绰号是“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二十世纪那位把清王朝搞垮了的老太婆那拉兰儿，她的绰号是“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仁献崇熙显皇后”。这种必须喘一口气才读得完的头衔，使人倒尽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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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的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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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些大臣将军，都是当初一块当流氓的黑社会朋友，在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家里一样，大吃大喝，喝醉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不但一团糟乱，而且潜伏着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危险。刘邦知道应该改正，但他不知道如何改正。儒家学派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他们的专长。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刘邦对儒家学派的复杂繁琐，深有戒心，所以他吩咐说：“你可以尝试，但要简单，在我能办得到的范围内去做。”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的故鲁国首府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规章，并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到了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前二○○年），长乐宫落成，群臣朝贺，正式启用“朝仪”。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引导之下，顺序入殿（宫，指整个建筑；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为两班，在两厢坐下（那时候的坐，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一直到纪元后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的传报：“皇帝驾到。”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辇车”，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适时地缓缓出现。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一一念出他们早已背诵得滚瓜烂熟的祝贺言词。这时，宫殿上沉静肃穆，人人震恐。接着，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都向前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端端正正地向前平视──必须趴到地下，再仰颈抬眉上看。这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斫丧的猥琐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宴会进行中，再顺序地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最后，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监察官（御史）出现，把动作不合规定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指控犯了“失仪”之罪，提出弹劾，要求处罚。这种情形往往只罚钱了事，但皇帝老爷也可藉此良机，予以免职或砍头。于是一场宴会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再喧哗吵闹。刘邦大喜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立即擢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祭祀部长），赏黄金五百公斤，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久处在穷困而又绝望环境中的那些门徒，禁不住大声歌颂他们的老师：“叔孙通真是圣人。”
──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就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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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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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可用下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君子 正人耿直忠良木讷光明磊落胸襟坦荡
小人 奸邪倾险卑鄙污浊偏激挟诈任数险贼害物罔上欺下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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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荒唐事之濮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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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于是收养他堂兄——封爵濮王的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为子。
六十年代一○六三年，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副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藉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勇于内斗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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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制不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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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帝国不成文法，皇家教师（侍讲、说书）给皇帝上课（经筵）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变法的前一年（一○六八年），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这个建议马上遭到反击，大臣刘邠认为教师站着讲书，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实行五十余年，绝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吕诲更有趣，他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奴性非常坚定的人，使我们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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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七项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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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山后）代州（山西代县）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提出意见，退休宰相韩琦（即好水川战役“军中有一韩”的一韩）建议说：“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已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湟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榆树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廓，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设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湟地区交还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止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廓，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停止修筑。撤销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销黄河以北三十七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的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陛下再养民爱力，选贤与能（他跟司马光），疏远奸邪（王安石），进用忠良（他跟司马光），辽帝国自然心悦口服。”
这就是有名的“韩琦七项奏折”，于一○七四年呈给赵顼。韩琦因“濮议”一案，已被纳入小人系统，现在因反对改革的立场跟司马光他们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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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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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纪元前四○三年到纪元后九五九年，一部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部大约四百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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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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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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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和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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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份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份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以后又称为“名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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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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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跟程颐对付苏轼的手段如出一辙。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