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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杀"中国龙"？-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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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评级机构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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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两个力量，任何一个力量都强大无比，如果两个力量的结合，当然会所向披靡。
三大评级公司受到广泛质疑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发展越是深入，对信用的要求就越高。为减少投资风险，增加市场透明度，信用评级应运而生。信用评级是指专业机构对债务人就某一特定债务能否准时还本付息的能力及意愿加以评估，分为资本市场、商业市场及消费者等三类评级，其中资本市场评级处于核心地位。长期以来，穆迪（Moody s，美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 s，美资）和惠誉国际（Fitch Rating，原为美资，现为法资控股）位列国际资本市场评级“三甲”，但是惠誉在市场份额、赢利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远逊于穆迪与标普，因此国际资本市场评级的话语权实际是“两强垄断”。“两强”在部分减少投资风险、增加市场透明度的同时，推行美国价值观，威胁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成为美国强权的一个新工具。近年来，三大评级机构在中国异常活跃，明里攻城暗中掠地，中国信用评级业正陷入被外资评级机构掌控、垄断之中，其活动往往超越一般经营性领域，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
三大评级公司受到广泛质疑
美国信用评级制度运作已近一个世纪。美国商法规定，评级公司属于一般股份公司，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为保证评级的公正与客观，“向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情报”，评级公司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主要是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同时，评级公司虽对股东负责，但当股东与大众利益冲突时，必须优先考虑大众利益。因此，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信用评级公司存在的前提与基础。但是，三大评级公司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早就受到广泛质疑。
三大评级公司并不独立 第一，政府给予特权。SEC奉行“评级公司的地位应由投资者予以确定，政府不得进行干涉，并不得以任何手段加以限制”。1975年SEC认可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拥有NRSRO资格的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评级公司的垄断地位。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指出，穆迪和标普几乎遇不到什么竞争，主要因为这两家公司得益于“受控特许”。第二，政府极力庇护。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评级公司肆意出售AAA评级，SEC限制其他公司进入资本评级市场。在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发生后，SEC在诸多压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Dominion Bond Rating Service Ltd。）一家评级公司为NRSRO。名义上信用评级受SEC监管，但事实上三大公司极少向SEC报送相关资料，SEC的例行检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长期以来，三大公司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
三大评级公司缺乏公正 首先是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评级公司一个重要评估标的是主权国家的信誉，而评价主权国家信誉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市场自由化，这是一个典型的“华盛顿共识”，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断努力用各种手段推行的美国价值观。经济学界已越来越倾向认为，一度被滥用的“自由化”药方应当慎用，充分的自由化需要必要的条件与环境，并不适用于每个经济体。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为了稳定经济，采取关闭外汇市场的断然措施，虽受美国评级公司的口诛笔伐，然而事后证明马来西亚的管制政策是成功的。而世纪金融大危机已经将美国的“自由化”标准击得粉碎。
其次是长期奉行双重标准。一方面，三大评级公司在美国本土评级时，主要依据被评估公司自身或经美国会计公司发布的报告，但对于美国以外的企业，除少数进行“自愿评估”（需要付费）外。电子书，大多数则是所谓的“独立评估”。另一方面，对美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而对他国尤其是美国不喜欢的国家的金融市场动态往往“明察秋毫”。在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破产的同时，美国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资高达23万亿美元，但三大评级公司都不曾降低美国银行的信誉等级。从“9？11”袭击，到安然等巨型企业财务丑闻，到众多华尔街股票分析师不法行为，到2003年11月摩根大通等知名银行金融欺诈，再到伊拉克战争与持续恐怖袭击威胁，以及美国巨额的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双赤字”等等，美国金融市场遭遇一次又一次冲击与持续威胁，国际资本一度纷纷逃离美国，但是三大评级公司都不曾也不打算降低美国主权评级。
三大评级公司有欠客观 其一，长期以来，三大评级公司在对亚洲新兴市场尤其是对中国进行评级时，总是因为该地区“环境特殊”而另眼相看。多年来，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令全球为之瞩目，但直到2003年底，标普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BBB级。众多国际著名的投资机构都认为标普的这一评级“保守得有些可笑”。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曾经指出，评级本身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产物，现代评级业在评级原理、评级方法等技术层面都非常接近，决定评级的关键并不是技术手段，而是立场。
其二，存在明显的利益动机与利益冲突。评级公司首先是赢利至上，必须对股东负责，因此在运营时难免会伤害立意良好的政策目标、危及公益；评级公司的赢利主要来自其所评估的公司，若过于客观，则肯定不受欢迎；评级公司目前的核心业务存有潜在的利益冲突：被评估企业付钱为自己购买信用等级，而由投资者来使用这些评级结果；评级公司在向客户主动提供信用评级时，往往变相要求客户购买其他服务。1996年穆迪就曾受到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原因是穆迪在向客户主动提供信用评级时，被怀疑变相进行了捆绑销售，迫使客户购买其全套服务。
三大评级公司在方法上也并不像其标榜的那样科学 主要体现在：一是评级使用的方法与模型过时，其模型引用的数据对于美国本土公司一般一个季度方才更新一次，而对于境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公司的数据更新周期往往超过一年甚至更长，远远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实际。
二是信用评级旨在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但是长期以来，三大评级公司的收集和发布信息的活动一直是灰色的，乃至暗箱操作，信息可靠性存在严重问题。当为安然公司评级的评级师被质问为什么对安然财务报告的重大疑点视而不见时，该评级师承认，他没有能力把握安然的业务和财务结构，也没有认真读过这些财务报告。
三是一般上市企业与主权国家都是在固定的时间发布金融信息与经济数据，但是信用评级公司缺乏信息发布工作的规则，不是有规律地而是随时地、出其不意地发布信息，由此往往造成金融市场动荡。有我国台湾专家指出，台湾地区金融制度与法规有自己的特性，金融环境又瞬息万变，而每年都对台湾地区进行金融业年度评级的穆迪，在台湾当地竟然没有办公室与分析师。
三大评级公司加剧金融市场动荡
三大评级公司加剧金融市场动荡
三大评级公司因为已经存在而合理，因为美国政府而获得垄断地位，因为垄断地位而具有强大影响力。但是，由于三大评级公司缺乏应有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性，因此难以发挥市场期望同时也是自己所标榜的预警作用。
评级公司常步市场后尘，在国际屡屡失信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酝酿阶段，三大评级公司未能发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机爆发后，慌张应对，降级过激，加剧市场恐慌。1996年9月，穆迪及标普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的长期债信评级为“A1”及“A＋”，均属于投资等级。韩国危机发生后，随即调整为“Ba1”及“B＋”，连降八级至垃圾等级。1997年7月，泰铢发生危机，穆迪及标普仍给泰国政府公债“A”级，直到10月才加以改变。更为滑稽的是，1997年11月23日，日本山一证券公司提出歇业申请，但穆迪于11月21日的评级报告，仍只将山一证券长期债信评定为“Ba3”，直到当晚才降为“Caa1”级。同日，标普只再将其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直到23日才紧急降为“CC”级。此后，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2000年土耳其危机问题上，穆迪及标普都没有提前预测危机，直到危机已经成型，才迟迟降低有关信用等级。
难以发挥预警功能，在美国本土备受质疑 三大评级公司或根据被评估企业公布信息资料进行评估，或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所谓独立评估。但实际表明，这两种评估的科学性都存在疑问。1992年，加州保险司长控诉标普及穆迪先前给予倒闭的Executive Life保险公司不实且过高的评级，导致投资人遭受损失；1996年，美国加州橘郡指控标普未能对该郡所投资的基金风险进行恰当评估，以致该郡扩大举债终至破产。自2001年底，一连串巨型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丑闻，美国金融市场由此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信用评级公司反应滞后，并未能发挥所期望的预警作用，自身信誉备受质疑。信用评级公司要么有意隐瞒不报，这意味其丧失了应有的公正性；要么真的没有发觉，那么这意味其丧失了应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连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人员都出来指责信用评级公司的失职，没有在“大厦将倾”之前发出警告。在内外压力下，SEC出具的报告罗列了信用评级业存在的12种问题与缺陷，使三大评级公司陷入空前尴尬境地。
加剧国际金融动荡，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 三大评级公司垄断了近乎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俨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调节者，往往一个业务声明就能引发金融市场震荡。1997年以前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外贸顺差、制造业竞争力、储蓄率等众多指标都好于美国等诸多发达国家。但是，由于话语权掌握在三大评级公司手中，所获得的信用评级都比美欧国家低，由此促发资本外逃，导致金融危机。1997年11月28日到12月11日，穆迪将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从原来的A1急速调降到Baa2，由此韩元对美元汇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业接二连三倒闭，从而引发韩国全面金融危机。德国《经济周刊》1998年2月5日载文评论，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对亚洲危机毫无预感，它们根本就没有起作用，而现在正火上浇油。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与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也都因评级公司过早地降低有关信用等级，迅速恶化两国的金融形势，加快了金融危机的到来。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爆的世纪金融大危机，与三大评级公司直接有关。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为了眼前收益，一直“以价定级，价高级高”，使得投资银行开发的众多“低质高险”金融衍生品得了高等级标号，以光鲜靓丽的外表呈现在国际债券市场上，众多国际金融机构购买这些“有毒”资产，如此美国次贷危机一爆发，众多持有“有毒”资产的国际金融机构便纷纷陷入困境。
评级机构已成为美国强权的新工具
评级机构已成为美国强权的新工具
谁来为信用评级机构评级
三大评级机构之所以能够危害一国（东道国）的主权与安全，是因为它们有一种介乎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或兼有私权与公权的独特权力，而且一直在积极运用这种权力。它们在不停地给别的机构与国家打分、评级，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但是“谁来为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经过百年的积累，评级机构树立起一定的市场公信力。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的前提与基础，三大机构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它们是如何一贯地保持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但是，一系列严重问题乃至危机出现，使三大评级公司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正在受到广泛质疑。
三大评级机构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庇护
三大评级机构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庇护
市场公信力更多只是三大评级机构向世界扩张经营的外衣，而其之所以可以施行垄断与强权，主要来自政府认可强化。三大机构的评级结果为美国监管部门所认可，并作为重要的监管指标来监督金融机构，如规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不能购买低于一定等级的债券，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的质量由外部评级机构来测算等，这无形中将一个民间中介服务机构的私权转化成了公权。长期以来，美国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因此很多国家的监管部门便沿用或默认美国的做法，如此便自然扩张了三大机构的权力。
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科学”集中在评级模型上。根据笔者的研究与观察，在所谓的评级模型中，故弄玄虚成分比实际科学成分要多。而且，评级模型很少更新，相关数据更新周期太长。全球化下的经济越来越变幻莫测，评级公司“以不变应万变”明显不合时宜。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从数学意义上讲堪称一流的模型也无法捕捉到驱动全球经济的全部主要变量，更难以预测出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出现。当评级公司不断出错，屡屡跌破人们的眼镜时，社会便呼吁要评级公司公布评级模型。欧盟早就要求美国增加评级机构评级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当局称，评级模型作为评级技术的载体，是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受到保护。2006年9月29日美国出台的“信用评级法案”（The Rating Agency Act）规定评级模型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
由此可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权力主要来自政府、其强大力量来自国家。美国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励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为什么？个中原委其实很简单：“政企合作，实现共赢”。
三大评级机构成为国际的新强权
三大评级机构成为国际的新强权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穆迪与标普不仅通过大力宣传、积极公关等多种手段建立市场信誉，影响与操控市场，谋取垄断利益；而且还充分利用其垄断利润，通过利益输送、直接向本土评级公司购买、聘请政府官员讲座或担任咨询师、与高校及研究机构搞学术合作等各种途径，获取各类商业与非商业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获取非正常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协助美国政府攫取政治利益，“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纽约时报》曾在社论中指出：评级机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的另一个新强权。
其一，配合美国公司的经营扩张 穆迪与标普的评级直接决定融资成本，制约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这种权力正被悄悄运用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与经营战略。日本证券市场相对闭塞，长期为本土四大券商垄断，美国投资银行垂涎已久。东亚金融危机使日本金融业陷入动荡，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成为金融链条中最薄弱环节。1994~1996年，山一股票价格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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