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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快与慢-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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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身上的确有一点儿夸张。

盖洛普获得的数据使我们能对幸福的两方面进行对比:人们生活中经历的幸福。当人们评估自己的生活时作的判断。

盖洛普的生活总体评价是通过名为坎特里尔自我定位奋斗量尺问题来实现的,具体如下:〖Zei8。Com电子书下载:。 〗

请想象有一架阶梯,每级台阶都标有数字,最低一级是零,最高一级是10。最高的台阶代表你最美好的生活,最低的台阶代表你最糟糕的生活。此时此刻,你认为自己站在哪一级台阶上?

比起生活经历,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会对某个人对生活的估测产生更大的影响。教育程度就是一个例子。若某个人接受过更高的教育,那他对自己生活的评估也会更高,但这并不意味他的经验自我更幸福。的确,至少在美国,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压力也会越大。另一方面,身体不健康对经验自我幸福的不利影响会比对生活方面的评估大很多。与孩子生活在一起也会给日常感受带来坏的影响,有报告表明,父母普遍感到压力与愤怒,但是这对生活评估的不利影响却不大。参与宗教活动对于积极情绪与压力都有有利影响,对生活评估的影响很大。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宗教并不会让人们沮丧或担心的感受有所减少。

钱可以买到快乐吗?这是人们最常问的关于幸福的问题。对45万名受试者回应的盖洛普海斯威斯幸福指数分析以及对1000名美国人的每日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惊人而又明确的答案。结论是贫穷使人悲惨,富有可能会提升某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但总体来说来却不能提高经验自我的幸福感。

极度的贫穷会增强经验对生活中其他不幸经验的感受。这尤其体现在生病上,生病对于贫穷的人来说会比家道小康的人有更糟糕的感受。位于收入分配前三分之二的人中,因为头痛,原本19%说自己忧郁和担忧的个人会增长到38%。而在收入分配最后10%的穷人中忧郁和担心的人则会从38%增加到70%,其基线水平越高,增加的也越多。穷人与其他人的重大区别还体现在离婚和孤独的影响方面。另外,对穷人来说,周末对于经验自我的幸福的有利影响会比其他大多数人小得多。

当某位住在高消费地区的人的家庭收入约为7。5万美元时(此收入标准在低消费地区相应减少),他的经验自我的幸福的满足水平就不会再提升。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也会随着收入增加,但超过那个标准后,也就不会再提升了。这令人惊奇,因为更高的收入无疑能使人们获得更多快乐,包括可以在有趣的地方度假、听歌剧、改善生活环境等。为什么这些增加的快乐没有在情绪经验的报告中显示出来呢?其合理的解释为,更高的收入会削弱人们享受生活中小乐趣的能力。有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向学生过早地灌输金钱观会影响他们在吃巧克力时的快乐感受!

收入对经验自我的幸福感的影响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得出的关于幸福的一般结论与结肠镜那个实验的结论一样清晰明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估与他们的真实体验可能有关,但也有不同。正如我几年前的想法一样,用生活满意度来衡量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并没有错。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示例:幸福感

“客观的政策可以减少人们的痛苦。我们以降低社会的U指数为目标,解决沮丧和极端贫穷是首要问题。”

“增加幸福感的最简单方法是分配好你的时间。你能抽出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

“如果你的收入超过了满意水平,你能够拥有更多使人愉快的经历,但你将会丧失一些享受小乐趣的能力。”

第38章 思考生活

德国社会经济小组成员安德鲁·克拉克、埃德·迪耶内和雅尼斯·基尔格里斯每年都会询问同一群受试者有关生活满意度的问题,以及他们在前一年经历了什么大变动。小组成员对受试者的回答进行了分析,就是分析的一部分,是这些受试者在每一年回答对自己结婚期间的满意度情况。

生活满意度: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肯定会使读者紧张地淡然一笑,这种紧张感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决定结婚的人不是希望婚姻能使他们更快乐,就是希望建立稳定长久的关系以维持自己目前的幸福状态。丹尼尔·吉尔伯特和蒂莫西·威尔逊引入了情感预测这个有用的名词。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作出结婚的决定就反映出了因情感预测而引起的重大错误。

即使在结婚当天,新娘和新郎都知道离婚率很高,对婚姻失望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自己也会这样。

最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在结婚后的生活满意度陡然下降。这个图被普遍认为是对人们适应过程的追踪记录,在这个适应过程中,由于婚姻生活的反复,人们起初感到的婚姻带来的快乐会很快消逝。然而,以另一种强调直观判断法的方法来追踪适应过程同样可行。我们想知道,当人们正在评估自己的生活时,他们的大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对自己生活的整体满意程度如何”以及“最近你有多快乐”等问题并不像“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个问题那样简单。所有的受试者是怎样在短短几秒内回答这样的问题的呢?结论是:将此问题想成是另一个判断会有助于回答。对于其他问题来说也是如此,有些人可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下评估自己的生活时得出的。还有些人,也可能是大多数人,在不能很快想到某个问题的确切答案时,会自动地将答案替换为更为简单的问题的答案。系统1参与到了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以这个观点来看图时,其意义就会有所不同。

许多简单问题的答案都能由对生活的总体评估替换。你一定还记得这项研究:刚回答过在前一个月有多少次约会的学生在回答他们“最近的快乐程度”时,就会将约会当做他们生活中唯一重要的因素。在另一个基于同样目的的著名实验里,诺伯特。施瓦茨和他的同事邀请了一些受试者来到实验室,并请他们完成一份关于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然而,在他们开始调查之前,施瓦茨请受试者们为他复印了一张纸。其中,有一半的受试者会发现复印机上有一个一角的硬币(是实验者预先放在那儿的)。即使是这样小小的幸运却极大地提高了受试者对于他们生活整体满意度的评估。心情启发式是回答生活满意度的一种方式。

与约会有关的调查和机器上有硬币的实验表明了我们应该对关于总体幸福度问题的回答持保留态度。当然,当别人要求你评估自己的生活时,你的大脑并不是只有当前这一种情绪。你很可能会想到最近刚发生或即将要发生的重要事件;会想到反复担心的问题,比如爱人的健康或是经常与你儿子在一起的那些坏伙伴;还会想到重大的成就和使你痛苦的失败。你可能会想到几个与总体幸福度这个问题相关的观点,但多数其他观点你还是想不到的。即使你快速得到的关于自己生活幸福感的评分不会受与之完全无关的事情(例如机器上的硬币)的影响,此评分还是会取决于少数极易想到的观点,而并非取决于对你生活中所有领域的仔细衡量。

刚结婚或马上要结婚的人当被问到对生活的整体评价时,很有可能就会联想到结婚这件事。在美国,绝大部分婚姻都是出于自愿的,几乎所有人在想到自己的婚姻或即将开始的婚姻时都会感到高兴。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注意力。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出当人们被问到自己的生活时,他们想到最近或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的可能性。这个想法肯定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不受重视,因为其新鲜感会有所消退。

人们在结婚前后一两年的生活满意度都非常高。然而,如果这种明显的涨幅反映了回答问题时启发式的时间过程,我们从中得到的关于幸福或是对婚姻适应过程的信息就会很少。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出为何幸福感会在几年内提升但又逐渐下降的趋势。即使是那些在被问到关于他们生活的问题时就会想到婚姻、就会快乐的人在其他时候也未必会感到很快乐。除非他们常想到自己幸福的婚姻,否则婚姻的幸福与否并不能直接影响到他们整体上的幸福感。即使是那些足够幸运,能完全处于享受幸福婚姻状态的新婚夫妇最终也会回归到现实中,他们体验到的幸福感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再次依赖于当前自己身处的环境和参与的事情。

在对昨日重现法的研究过程中,有伴侣的女性和无伴侣女性的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在大体上并没有不同。这两类女性对时间的分配可以解释这一发现。有伴侣的女性很少独自一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她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美妙的性生活上,也会花很多时间做家务或照顾孩子,这些事当然是人们不想做的。当然,对于一部分已婚女性来说,长时间和丈夫在一起会更快乐,而另一部分女性却不这么认为。平均来说,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不受婚姻的影响,原因并不是婚姻不能影响幸福感,而是其对于生活某些方面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是积极的,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消极的。

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在总体上取决于性情的遗传,这也是个人生活环境与其生活满意度相关性低的原因之一。体验幸福的性情像身高和智力那样,是可遗传的,对出生之后就分开的双胞胎进行的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些似乎是同样幸运的人却对幸福感的体验有很大差别。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由于平衡效应的影响,婚姻与幸福感的相关性低。这是因为,同样的情况对一些人来说是好事,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坏事,新的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是有利有弊。在其他情况下,比如高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普遍都是积极的,但某些人可能会更在意钱,事情也会因此而变得复杂。

有人出于另一个目的,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了年轻人设定目标对其终身的影响。这些数据是由1995~1997年对近12000人做的调查问卷得来的,这些受试者都在1976年进入名牌大学读书,在十七八岁时填写了一份关于过上“富裕”生活重要性的调查问卷,从“不重要”到“必不可少”共有4个等级可供选择。他们在20年后又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其中涉及了他们在1995年的收入水平和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总体评价。

目标不同,结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写下抱负的19年后,许多希望能有高收入的人都实现了这个愿望。例如,在597位心理学家和其他医学专家的样本中,他们对金钱重要性的观点每升高一个层次,工资收入就都会增加14000美元(1995年时的美元价值)!不工作的已婚女性也有可能实现她们对金钱的渴望。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她们对金钱的渴望每升高一个级别,就会增加12000美元的家庭收入,这些钱显然是由她们的丈夫赚的。

人们在18岁时对钱看重的程度同样也预示着他们在成年以后对自己收入的满意程度。我们比较了高收入人群(收入超过20万美元)和低收入人群(少于5万美元)的生活满意度。对于那些认为有钱很重要的人来说,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总分为5,其影响为0。57分);而对那些认为钱不重要的人来说,收入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则只有0。12分。相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且能得到钱的人对生活明显更为满意;想要却没有钱的人则对生活更为不满。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目标,对生活不满的成年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设定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在20年后对这些受试者生活满意度的调查表明,年轻人最难以实现的目标是“在表演艺术方面功成名就”。年轻人的目标会影响他们将要经历的事、他们的未来,以及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发现改变了我对于幸福的看法。人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对于他们要做什么,以及对只关注经验自我的幸福感是难以维持的这一事实的感受都极为重要。幸福不是忽略人们想要得到的。此外,说幸福是忽略自己活着的真实感受而只关注自己对生活的想法也是不成立的。我们必须接受幸福是各个方面的综合体的观点,必须把记忆自我和经验自我的感受都考虑在内。

被放大了的幸福错觉

受试者在评估自己的生活时,并没有仔细思考。这个看法是由受试者回答问题的速度以及他们受当前情绪的影响程度推测出来的。他们肯定会使用启发法(替换和眼见即为事实的例子)。尽管受试者关于生活的看法会受到有关约会的问题或是放在复印机上的硬币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忘记生活不仅仅是约会或走运。幸福的概念并不会随着突然发现一枚硬币而发生改变,但是系统1常会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替代整个生活。人们所关注的生活的任意方面会在整体评估中被放大。这就是聚焦错觉的实质,下面的这个句子可以描述这一点:

在你思索某件事时,这件事就不会像你想的那样重要了。

这个概念源自一场关于从加州搬到普林斯顿的家庭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我的妻子说加州的人比东海岸的人幸福。我反驳道,气候肯定不是决定幸福的重要因素,斯堪的纳维亚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还注意到永久的生活环境对幸福的影响也很小,但是我还是没能说服我的妻子,她依然相信加州人更幸福,这是一种情感预测的错误。

不久之后,我参与了一个关于全球变暖的社会科学的研讨会,而那个家庭辩论的话题依然在我的脑海中徘徊。研讨会上,一个同事根据他对下个世纪地球人口幸福度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反驳道,预测在一个更温暖的行星生活是何种情形是荒谬的,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住在加州的感觉会如何。交流不久后,我和我的同事戴维·施卡德(David Schkade)得到了一笔研究资金,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住在加州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快乐吗?人们普遍认为加州人相对快乐的程度如何?

我们召集了许多来自加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大的样本。在其中一些学生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关于他们生活各个方面满意程度的详细报告。通过另一些学生,我们得到了关于某个“与你有同样兴趣和价值观”但却住在别处的人会怎样完成同样的调查问卷的预测。

分析了数据以后,我显然赢得了那场家庭辩论。正如预期的那样,两个地区的学生对天气的态度是不同的:加州人很享受当地的气候,而中西部人却厌恶当地的气候。然而,气候并不是决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甚至加州学生与中西部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也根本没有任何不同。我们还发现,我的妻子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加州人更为幸福的人。两个地区的学生都犯了和我妻子同样的错误,我们还能追溯到此错误的根源,即他们都夸大了气候的重要性。我们将这种错误称为聚焦错觉。

聚焦错觉的本质是眼见即为事实,就上面例子来看,即是对气候给予过多的权重,却忽略了其他影响幸福的因素。为了理解这种错觉强大的影响力,请花几秒钟思考下面的问题:

你从自己的车上能得到多大快乐?

你能立刻得到答案,因为你知道自己有多喜爱和欣赏自己的车。你将其替换成了另一个不同的问题:“你在什么时候能从车中得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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