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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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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月设备调试、员工招聘等准备工作，1913年2月，福新面粉厂开工，每日夜出粉1200包。厂内，荣宗敬威望最高，任总经理，统揽全局；王尧臣和浦文渭以股份多少，分别担任经理、副经理，负责采购、销售等具体事项；荣德生为“公正图董”，职位相当于总管。
有茂新在先，福新共用其采购、运输、销售体系，少走许多弯路。浦氏兄弟采取赊账方式以茂新名义统一收购小麦，由于茂新信用好，可以开具7天期商业汇票，小麦每日从无锡运往上海，隔天即可从福新厂出粉，装袋时打上“兵船”牌商标。与此同时，王氏兄弟展开销售才能，打着“兵船”旗号四处预售，求购者众，产品尚未出厂，订单便纷至沓来，而且预付全额现金，偿付小麦汇票绰绰有余。
凡此种种，不仅解决流动资金困难，且极大缩短了生产周期，福新面粉厂发展迅速，很快在上海滩站稳脚跟。
“兵船”牌面粉畅销的秘密
福新面粉厂开工数月，市场反映良好，产品供不应求，荣氏兄弟产生扩大生产的想法。恰好中兴面粉厂因经营不善在市场竞争中步履维艰，四处寻求收购。中兴面粉厂属于老牌工厂，生产能力不俗，但由于竞争乏力，无人愿意接手。荣氏兄弟趁机将其租来，租期10年，每日夜出产面粉2000包，贴“兵船”商标销售。
荣宗敬与荣德生善于借助外力实现自有产业发展，几番出手，无不展现过人才干。而租借老牌的中兴面粉厂颇有产业代工的神来之笔，更意味着新兴势力开始取代传统老厂而崛起。
然而，荣氏兄弟还不打算停止扩张的脚步。1913年冬，经过数月积累，他们手中小有闲钱，划拨10万两白银，在中兴面粉厂东面购地建厂，向恒丰洋行订购21部美制粉机，命名为福新二厂，年底开工，每日夜出面粉5500包。而此时，运营10个月的福新一厂已经实现赢利3。2万元。
此间正值上海面粉业大发展时期。1913年，上海新开3家本土面粉厂，本土面粉厂总数达到11家，资本总额230万元，日产面粉25100包，平均每家2282包。11家粉厂中荣氏占有或掌控3家，产能高出行业平均值，产品更是一骑绝尘，直接叫板大肆倾销的洋面粉。
当“兵船”面粉畅销国内时，人们多将荣氏面粉事业发达原因归于美制磨粉机，而忽略了其深层次的经营策略。
荣氏对信誉异常看重，严把质量关口，从源头抓起。辛亥革命后，荣氏兄弟考察全国各地的小麦，综合比较后认为四川小麦品质最好，主选川麦做原料。他们制定严格的筛选流程，坏麦、熟麦、潮麦统统剔去，将掺杂沙石逐一拣出，保证产粉质量。1911年，大水淹没茂新无锡仓库，荣德生下令将受潮面粉和小麦统统处理掉，仓库可能发霉的小麦全部不要，坚决不用工厂声誉换取眼前利益。
此外，因用麦量巨大，荣氏先后在安徽蚌埠，山东济宁，江苏泰州、扬州、常熟、镇江等地设立麦庄。荣氏有一个秘不外传的生意经： 每逢新麦上市，就大肆抛售面粉，以压低粉价和麦价。
上海总公司设有麦务部，对各地麦庄进行电报指挥，成功压低麦价之后，各地麦庄即接到指令，通过当地粮行进行大规模收购，并支付1％~1。5％的佣金。由于价格优惠，荣氏大量储备小麦以供长期生产。久而久之，荣氏面粉厂成为国内小麦行情波动的重要因素，大有操控市价之势。而那些单打独斗或规模弱小的面粉厂无力屯麦，只能听凭摆布，在麦收季开工，其他时间停产。利用这个“时间差”，茂新、福新从竞争者手中轻而易举地夺取面粉市场的半壁江山。
如此种种，“兵船”牌声誉日隆，成为国产面粉品牌的佼佼者。与此同时，本土面粉厂纷纷使用英美机器，极大提高生产能力，拉低市场价格，对洋面粉倾销形成正面阻击，迫使进口量逐步下滑。
随着1913年的结束，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随之到来，面粉业毫无疑问地走在前面。
“面粉大王”崛起
1914年7月末，奥匈帝国、塞尔维亚燃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英、法等欧洲强国先后卷入厮杀，无暇顾及各自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饱受压迫的中国民族工业获得难得的喘息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欧洲大陆一片火海，各交战国旋即转入战时经济。特殊时期，一切为战争服务，农民、工人应征入伍，导致生产力锐减，土地荒芜、粮食减产、食品紧缺，各国自顾不暇，无力向外海出口食品。战争旷日持久，为解决军民之需，不得不向海外采购物资，面粉是采购大头之一。
见此情景，日本三井、三菱等商行趁机向欧洲各国倾销面粉，它们到上海采购，不论品牌、质量，一律兼收。中国面粉工业由此进入空前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但畅销国内，并且远销欧洲，中国一改往日忍气吞声局面，由入超（逆差）变为出超（顺差），摇身一变，成为面粉出口大国。
任何面粉厂老板都不想错过这轮发展时机，想方设法增大产量。想想看，只要生产，就有市场；只要机器开工，便意味着滚滚不断的财源。荣氏兄弟自然不甘人后，开始酝酿让事业更上一层楼的策略。
9月23日，荣宗敬32岁生日，荣德生从无锡赶到上海参加生日宴会。晚宴结束，兄弟二人趁兴夜游，不知不觉走到鸿升码头，故地重游，钱庄已闭，思绪翻滚，不免感慨万千。
望着滚滚而去的江水，荣宗敬突然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滚雪球的事吗？”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也好像在发问，还不等荣德生说话，便接着说道：“捏个雪团，滚上雪，慢慢推，然后猛踢一脚，雪球飞奔向前，越滚越大。”记忆闸门在这个特殊的夜晚被忽然唤醒，只是荣德生不解大哥为何重提旧事。
显然不是单纯的回忆。荣宗敬又说：“办厂与滚雪球不是一个道理吗？采取‘驴打滚’的办法，在推进中不断发展，这样，别人尚在彷徨，我已发展壮大。”沉默片刻后他又发愿：“从现在起，工厂不管好坏，只要有人卖，我就要买。”荣德生不禁恍然。然而，资金从何处来呢？
荣宗敬早有计议，通过三个途径筹集资金： 首先，少发股息、不分红利，将工厂盈余转为建设资金。福新建厂时约定三年不发红利，为租用中兴、筹建福新二厂提供了资金；其次，建立职工储蓄所，吸收闲散资金；傅国涌在《大商人》一书中介绍： 1927年，荣氏企业发出《劝告同仁储蓄宣言》，筹集100万银元作为基金，自办“同仁储蓄部”，吸收职工和外界存款，充分运用生息资本。储蓄部采取定期储蓄、定期复利储蓄、定期取息储蓄、零存定期储蓄、零存整取，以及通知储蓄存款、活期储蓄存款、礼券储蓄存款、活期流通存券等存款形式。到1928年，在南京、汉口、无锡、济南等地共设立了37个分部。第三，投资钱庄、银行，以股东的身份便利调动更大规模的资金。
至于扩张方式，不外乎收购或租办老厂，因为急于出手，这些工厂大多降价以求。以较低的成本使用现成工厂，可免除一系列建厂开支，降低经营风险，这对急于扩大规模的荣氏企业来说再合适不过。
1914年，荣宗敬在上海光复路一带购买400多亩土地，开始筹备福新三厂，筹建资金全部来自福新一厂盈余。期间，中兴面粉厂租约到期，原主愿意出让，荣宗敬有意接手，遂从福新二厂提银12万两，全盘收购，后添置新机，建造成福新四厂，与福新二厂毗邻而居。
福新三厂筹建用了一年多，1916年才建成，通过茂生洋行采购美国爱立斯生产的最新式粉机，由3部370匹马达驱动，日夜出面粉4500袋。至此，福新旗下有4家工厂，上海“福新系”悄然成形。
与此同时，无锡茂新也形成系列。1916年，茂新以每年2万元的价格租下拥有10部钢磨的惠元面粉厂，租期两年。次年期满，原主无意收回，荣德生出资16万收购，添置11部美制新机，改造为茂新二厂，日产能从1700袋提高到6000袋。当年，茂新一厂、二厂实现盈余16。8万。随后，荣德生先后租用无锡泰隆面粉厂和宝新面粉厂，并为茂新一厂扩充美制钢磨12部，日产能提升到8000袋，资本额升至60万元。无锡5家面粉厂，荣氏实际控制了其中4家。
从1914年到1918年，经过“一战”洗礼，荣氏面粉事业获得脱胎换骨的飞跃。日产能从13900袋提升至42000袋，虽然如此，产品仍旧供不应求，售价随之提高，年均盈利率达180％。
随着资本壮大，荣氏开始向外埠进军。1919年，荣氏考察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发现此地只有4家面粉厂，产品质量不敢恭维，认为在此“设厂改良，营业必佳”，于是集资30万元，买地建厂，筹备福新五厂。该厂两年后投产，钢磨22部，每日夜出粉6000袋，于武汉三镇独领风骚。
1919年秋，福新五厂开工之际，荣德生在茂新二厂旁建成专磨苞米粉的茂新三厂，随后到济南筹建茂新四厂。荣德生购入12部美制磨粉机，一部最新式350匹煤气引擎，招聘职工24名，一年后正式投产，日出面粉3000袋，比济南本地3家面粉厂的总和还要多。
恰逢“五四运动”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高潮，群情激昂之下，荣氏面粉大受欢迎，带来滚滚财源。“兵船”面粉为荣氏兄弟赢得“面粉大王”美誉，使其成为业内领军人物。
长期以来，日本人在上海开设面粉取引所（交易所），经营面粉、小麦的期货交易，控制了上海市场的原料和成品价格。五四运动之后，荣宗敬巧妙地利用政治局势，四处联络同业人士，自行组建交易所〖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以图摆脱日本人控制。“面粉大王”摇旗呐喊，一呼百应，很快募集到50万元。
1920年1月11日，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成立，荣宗敬众望所归当选为理事，掀起争夺面粉产业主导权的序幕；而另一方面，荣氏棉纱事业几经波折，亦终于柳暗花明。
撤股与创业
荣宗敬和荣德生是抱着同样理念和信心去经营振新纱厂的。他们不乏天真地认为，添机改造、扩大规模，纱厂定会取得面粉事业一样的胜利。尽管那时荣氏面粉事业才初露峥嵘，但他们已在梦想宏大图景了。
复制成功向来简单易行。从外在环境看，“一战”爆发后面粉业的情形也出现在棉纱业，荣氏兄弟意气风发地制订了棉纺工业发展计划，决意将振新纱厂的产能提高几个台阶。然而，作为管理者的他们太过单纯，忽略了“产权掣肘”，毫无意外地遭到保守的董事会的否决。
1914年的一天，振新纱厂召开董事会，荣德生第一次提出那个发展计划： 增机扩建，发展4家工厂，无锡振新一厂、二厂设在上海，三厂设在南京，四厂设在郑州，纱锭数量随设厂数相应提高，由3万增加到30万。荣德生刚说完，董事会就炸开了锅，股东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他。
反对者毫不避讳地指出自己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如果按照荣德生的方案，将赢利滚动投入建新厂，永远无法分到现钱。这些人并非全是鼠目寸光之辈，有些身兼洋买办等职，只是在风雨飘摇的时代缺乏安全感，所愿无非人财两全，都是抱着赚快钱的心理投资，所以会联合反对荣德生。
大股东荣瑞馨也不站在同族这边。他在橡皮风潮中损失惨重，还未缓过来，债主接二连三上门，让他思忖生财之路。由于丢了买办职务，荣瑞馨急需用钱，于是产生了独揽振新大权的念头。
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初荣瑞馨出面邀请荣氏兄弟掌管振新，如今，他又开始寻找借口罢黜两人。并且，他很快找到一个貌似正当的理由。
1914年秋天，关于发展计划的纷争上升为诉讼。荣瑞馨认为时机成熟，以账目不清为由要求查账，并在暗中联络其余股东，要求将振新盈余以现金形式发放红利。协调无果，荣氏兄弟认为留在振新于人于己都是折磨，决意退出，重新创业。年底在无锡商会的见证下，振新拆股，荣氏兄弟用振新股份与荣瑞馨所持茂新股份互换，最后尚余3万余元留在振新，以示不忘创业之情。
荣宗敬发愿：“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多得了一支枪。总应在50岁时有50万纱锭，60岁时有60万，70岁时有70万，80岁时达到80万。”在他心中，此乃进军纺织业的宣言。
荣氏兄弟撤股出来时已到年底，国内棉纱市场正处于变革前夜。因战事牵连，交战国由生产过剩转入生产不足，纺织品紧缺，致使价格急速攀高。一夜之间，由倾销转为进口，曾经在中国市场铺天盖地的洋纱、洋布转眼间消失无影。突如其来的改变让中国棉纱界一派鼓舞，各家工厂加紧扩张步伐，争抢洋人留下的市场空白。因供小于求，棉纱厂获利倍增，社会上流传“一件棉纱赚一只元宝”的说法，虽有夸张成分，亦可见此项事业诱惑力之大。
转过年来，面粉厂筹建有条不紊，荣氏兄弟开始把更多精力投放到纺织业。荣德生笃信风水，反复查阅典籍，希望为新工厂寻找一个上佳位置。一天，他从《杨公堪舆记》上读到这样一句话——“吴淞九曲出明堂”，大意是说吴淞江经过九道转弯，将有一块风水宝地。荣德生按图索骥，果然在周家桥发现吴淞江第九道转弯，于是笃定地认为，此处便是理想的建厂之所。
当时的周家桥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每到雨天泥泞不堪。地价固然便宜，荣氏却不愿亲自建造厂房，几经考察，发现唯一勉强可以充作厂舍的只有一处破落的产地。这是一位意大利地产商的产业，占地24亩，被分成两块，一部分被租用来做织呢厂，另一部分是轧油厂，可惜两家工厂经营都不好，有意撤出。
不久，意大利商人开价41000两，挂牌出售这块产地。荣氏兄弟详细考察，认为该地块物超所值，厂房、机械等资产可以继续使用，建筑物也比较牢固，于是筹资将其买下，开始打造自家的纺织厂。
荣氏从振新纱厂得来一个教训： 稳定的组织结构是正常经营的保障，必须在企业拥有绝对控股权才能有效开展工作，企业需要上下一心。于是，在招股时，荣氏兄弟保持55％股份，另一位朋友持股25％，其余20％为散户所持，这些人大多是荣氏老部下，对兄弟二人有信心。他们集资30万（实到21万，其余9万陆续补足），荣氏根据每位股东能力，为其安排特定职务，由于涉及自身利益，所以每个人都力求节俭、杜绝浪费、精诚建厂。
1915年10月，当36台英国进口纱机开始转动起来的时候，历时5个月的筹建工作宣告结束。荣宗敬、荣德生为该厂定名“上海申新纺织厂”，即申新一厂，作为其棉纱事业的新起点。
申新的组织形式别具一格，与多数企业采取的股份制公司形式不同，它采用了股份无限公司的形式。企业不设董事会，股东会亦无大权，经理总掌大局，对企业全权负责，甚至拥有不经股东会改组企业的权力。此外，为保证股权结构稳定，股东股份只能在内部流通，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允许，不得以自己股份之全数或若干转让给其他人”。
辩证地看，管理者缺乏约束，容易独断专行，但结合当时实情，却能有效避开繁琐的讨论程序，当机立断，不至于错过市场机遇。而且，以荣氏能力，大可赢得股东信任。
这种组织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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