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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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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开钱庄蔚然成风。
看到同乡好友中不乏开钱庄发财者，荣氏颇为心动。1896年春，父子三人商议一番，认为此事本小利大，且为本业，遂决定步人后尘。于是，融资1500银元，后到上海开起广生钱庄。
上海钱庄“贴票危机”
钱庄取名“广生”，寄托着财源广进的美好愿望，但现实的鸿沟，让这期望看来无比渺茫。
当时沪上钱庄分作两类： 一类是汇划庄；一类是元字庄。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本金的大小： 前者财力雄厚，信誉有保障，是钱庄公会会员，交易使用支票，不必兑付现金；后者资本薄弱，信用有所不及，备受公会排挤，靠小额业务生存，坊间戏称之“挑灯庄”，以形容其寒酸。以荣氏资本，尚不足进入同业公会，广生钱庄属后一类型。因上海竞争激烈，此类钱庄主要在无锡、江阴、宜兴等地进行汇兑。
在某种程度上，经营钱庄的诀窍在于资金流动效率。荣氏兄弟自幼研习此道，无不围绕这点经营，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在上海滩立稳脚跟后，又在无锡开设分号，荣德生为经理。
不幸的是，荣熙泰因过度操劳，于当年（1896年）夏天离世，弥留之际，留下一条经商遗训：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少了长者坐镇，钱庄很快迎来一场风波，兄弟俩也将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上海钱庄之盛，必然催生新的业务形态，于是，一种名为“贴票”的业务在激烈竞争中产生了。所谓贴票，意即“贴钱兑换票据”。举例来说，某人在一家钱庄存款90银元，获得一张面额100银元的定期票据，届时凭此到该钱庄即可兑换100银元，多余的10银元，实际上就是存款利息。
资金对所有钱庄乃是第一要义，无论资本雄厚的汇划庄，还是财力薄弱的元字庄，如果无钱周转，只能关门大吉。其中元字庄生存尤为艰难，某些头脑灵光但手头紧张的商人想方设法吸引闲置资金。
据说在1890年前后，一位郑姓的潮商在上海开设协和钱庄，为了吸收存款，他发明了这种贴票业务，以高额利息吸引储蓄，再以更高利息放贷，如此循环往复，坐收渔利。眼见协和钱庄财源广进，小钱庄纷纷跟风开办“贴票”业务。无本者从中窥见发财门径，开办钱庄渔利，据说上海钱庄聚集的南市和北市一夜间涌现150多家小钱庄，甚至有专门的“贴票钱庄”出现。
到1896年前后，“贴票”已成为上海金融界最普遍的业务模式。各家钱庄为了拉拢储户可谓花招百出。人群密集的茶馆、酒楼、影院，都有钱庄的业务员，他们利用市民爱贪图便宜的特点，专门针对无知妇女和下层民众，许以丰厚利息，吸引存款。为抢夺客户，钱庄之间不惜展开激烈竞争。
当时上海地区钱庄的最高存款利率为10％，贴票钱庄纷纷打出利率20％的招牌，足足高出1倍。这意味着假如存入100银元，不出1个月，就可收回120银元。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确是一桩好事，为换得一张贴票票据，许多人拿出毕生积蓄，甚至不惜砸锅卖铁，举债存款。
别样繁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但疯狂的市民已然将风险置之度外，或者，他们根本未曾料到劫难。
1897年11月，一些贴票钱庄因资金周转困难，不能按时兑换现金，消息传出后，许多持有票据的市民上门挤兑，导致钱庄破产。挤兑风潮很快扩散，蔓延为金融恐慌，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挤兑。于是，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数十家钱庄倒闭，一时间，上海滩人人自危。
由于缺乏认识，多数钱庄准备金不足，且钱庄之间疏于沟通，资金无法有效流通，在挤兑风潮下，多米诺骨牌效应越发猛烈，破产钱庄不计其数。新年到来之前，贴票钱庄倒闭大半，其中很多成立不满一个月。英租界有名的“包打听”孔阿才用200银元开了一家德丰钱庄，开出空头贴票高达5万银元；一家开张仅40多天的震源钱庄开票多达10万银元，总亏空据说有200万银元之多。
由于涉及身家性命，许多市民半生积蓄无法要回，寻死轻生者数不胜数，官司、口角和械斗亦层出不穷，沪上包括《申报》、《新闻报》在内的大小报刊被此类消息充斥，贴票风波进而演变为一场社会危机。然而，除了不了了之和一死了之，似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残酷的现实让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紧张不已，只因不曾过分倚重上海市场，“贴票”业务比重较小，广生钱庄无比幸运地逃过一劫，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危机过后，两兄弟才深刻体会到父亲遗训中“决不投机”的深意。伴随父训，这一段经历，将成为他们日后经商的一面镜子。
事后，荣宗敬、荣德生迅速调整经营策略，将业务拓展到常州、常熟一带，期望趁同行阵脚大乱之机占领并巩固这块市场。殊不知，另一场危机正在前面等着他们，这一次，他们只能正面迎击。
拆股风波
大凡世间之人，常有这样一种通病：眼见风光骤起，便蜂拥而至；一旦未能遂愿，或心中有落差，便作鸟兽散。所谓“趋利避害”，说的就是这个现象，虽说好聚好散，生意上的散伙也总难免叫人心寒。
荣熙泰死后，兄弟二人谨遵遗命，克勤克俭，艰难经营。然而广生钱庄毕竟小本买卖，资金调度困难，且未建立起信用，常被钱庄公会排挤。贴票风波之后，上海钱庄业大萧条，广生钱庄生意愈发冷清，一年下来，扣除各项开支，几乎没有盈余。荣宗敬不以为意，认为钱庄开张头一年不赔本便是好开端，给荣德生打气，“只要坚持下去必定有所好转”。岂料，合伙人已等不及。
1897年年底的一天，荣宗敬、荣德生接到其余三个股东的一纸通知，被突然告知退股。（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原来荣熙泰去世后，三个股东认为两兄弟过于年轻，不足以支撑局面，心生退意。尽管躲过贴票危机，但广生钱庄业务拓展不顺利，且没有分红，三个股东唯恐赔本，联合起来要抽回股本。
商人重利，本是天经地义，退股亦无不可，只是荣熙泰尸骨未寒，钱庄青黄不接，合伙人便叫嚷退股，实在出乎荣宗敬和荣德生意料。犹然记得当初招股时共举大事的豪言，转瞬之间便烟消云散。
荣氏兄弟第一次亲历商业的翻云覆雨和阴晴不定，对“生意”两字又有新的体验。二人自幼闯荡上海滩，虽不能说见惯风浪，气度和心胸还是有的。荣宗敬对荣德生说，“我们才不怕呢，退出就退出，管他呢，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可以的！”荣德生暗暗在心里发愿，迟早要让他们后悔。
两人东挪西借筹集资金，将三名股东股本1500银元如数退还，但提出一个条件： 拆股散伙一事不能声张，否则客户若失去信心前来挤兑，钱庄必然垮掉。既得钱财，三名合伙人如愿以偿，对此要求并无异议。
平息这场悄无声息的退股风波，广生钱庄变为荣家独资生意，荣氏兄弟放心大胆地经营起来。
退股一事，让两兄弟认识到赢利之重要性，倘若不能给股东切实回报，天下生意十有八九会散伙。从另一方面说，这个教训的价值远远超出股东退伙引发的骚动，因此也未见得是一件坏事。
合伙人退股，让荣宗敬和荣德生独资经营，也有机会完全按照自己意愿经营。他们加大无锡、南通等地业务拓展力度，随着当地工商业的兴起，钱庄生意渐有起色。不久，清政府发行新银元，广生钱庄利用行市落差进行汇兑，赚取不菲利润。据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一书中回忆，“此时行新银元，内地押用每两千搭廿元，后为通律，二七搭。汇款申出厘大，锡补厘小，日有盈余”。
由于北方时局不稳，大批客商到上海买面粉，汇兑活跃，两年获利近2万两银。闻此，三名撤股合伙人悔恨不迭。
略有盈余，荣氏兄弟还将业务扩展至其他领域。江浙一带是丝绸、纺织重镇，蚕丝需求量巨大，荣氏兄弟利用早年在常熟、常州、无锡等地建立的业务网络，开设公鼎昌茧行，经营蚕丝业务。因价钱公道、诚信经营，逐渐积累起名声，蚕行走上正轨，每年利润有两三千银元。
向实业进军
生意虽然尚可，相比大户却不尽如人意，市场形势感染熏陶，荣宗敬与荣德生的心态渐渐发生变化。
在他们看来，钱庄无非是资金平台、借债放贷渠道，循规蹈矩经营亦无不可。但上海钱庄众多，生存着实不易，两人不甘心如此缓慢积累财富。他们本是有心之人，从资金融会贯通中悟出一个道理：与其钱生钱，不如去创造价值，像张謇那样创办自己的企业，制造商品赢利。
这个想法如星星之火，一旦燃起就难扑灭。经营多年，两人越发觉得辛苦支撑的广生钱庄是块“鸡肋”，办实业的心情愈加急迫。但两人又都明白，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如欲有长足发展，势必要找到空白领域。从未涉足实业的兄弟二人四处留心商机，未来的道路仍旧一筹莫展。
1898年初，荣德生应朱仲甫之邀，再下广东，到三水县厘金局做总账。广生钱庄由荣宗敬掌管。
一天，荣德生闲来无事逛书店，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兴致勃勃地翻阅起来。由于没有带钱，直到书店关门才不情愿地将书放回原处。次日一早，书店开门，荣德生第一个冲进去，将书买下。
这本书荣德生读了很多遍，常读常新，从中了解到洛克菲勒、约翰？卡内基等美国资本家的创业经历，联想到自己年轻国家的国力现实，更感实业重要。30年后，他将阅读此书所得与经商经历结合，提炼成如下一段话： “故一地必须有人提倡实业，开辟风光，人人节约勤恳，以有余之资，投入生产，如此由一人为倡，而影响一省，以至全国，如今之美国即是。”
厘金局的差事并未持续多久，荣德生预备回乡。当时广州到无锡多走水路，从香港乘船至上海，再转道无锡。1898年8月，荣德生前往香港，在港口等候买票时，看到一艘英国轮船装载面粉，工人将堆成小山的面粉一袋袋装到船上，一打听，才知道这些面粉都是运往内地。荣德生大感困惑，内地有亿万农民、良田无数，面粉居然要从外国进口，每年不知多少白银将滚滚外流？
荣德生久已萌生的“实业理想”被再次激活，既然面粉需求如此之大，不妨自己开厂生产面粉。
到上海后，荣德生将这个想法与荣宗敬交流，没想到他居然也有此意。原来，荣宗敬从经营钱庄中发现，每年春夏之交汇款量暴增，其中尤以上海、无锡、常州、宜兴和溧阳等地居多，详加打听得知汇款十有八九用以采购小麦。面粉厂获利不菲，相比之下，钱庄只能算蝇头微利。“粉厂一业，关系到民生所需，倘在无锡产麦之区建设一厂，必能发达。”荣宗敬与荣德生不谋而合，决意利用钱庄之便经营面粉厂，荣德生即去调查市场。
正值义和团运动高潮，北方局势不稳，市场凌乱涣散，实业异常难做，唯独面粉业销路旺盛。所谓民以食为天，动乱时尤其如此，作为北人主食——面粉，行销大半中国。但因中国人无力大规模生产合格面粉，长久以来面粉急缺，不得不借“进口供外侨食用”之便大量进口以充内需。
当时国内有4家面粉厂，分别是轮船招商局总办朱其昂在天津创办的贻来牟面粉厂、洋务知识分子章维藩在芜湖开设的益新米面机器公司、安徽孙多森孙多鑫兄弟在上海筹建的阜丰面粉厂以及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增裕面粉厂。由于通商条约规定面粉进口供侨民食用，海关不得征税，本土面粉厂因利趁便，享有免税便宜，因此，开办面粉厂是一桩容易生财的好买卖。
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开厂过程并不轻松，最大的难题便是来自竞争者。此时面粉市场仍处于低端状态，竞争不充分导致的市场垄断显而易见，先入者已划分势力范围，彼此心照不宣，为避免竞争极力排挤后来者。荣宗敬到上海阜丰面粉厂参观，吃了闭门羹，理由是“厂部重地，闲人免进”。他随后托关系向上海增裕面粉厂说情，被允许进厂参观，不过，只能在楼下各处走动，不准迈入车间一步。
在洋人的工厂走马观花地浏览一番，荣宗敬虽然不得要领，却对面粉厂的构造、造价等事项了然于胸。迈出厂门的刹那，他生出一股豪情壮志，决心要与洋人在商场上一较高下。
创办保兴面粉厂
1901年，荣宗敬、荣德生开始筹划建厂，而他们身后的国度，正遭受战争之后的痉挛。
时局反复令人无所适从。1898年，戊戌变法点燃的希望被慈禧太后扑灭，维新派七零八落；民生凋敝，义和团运动风云一时，1900年达到高潮；八国联军乘虚而入，借镇压之名侵入北京城，烧杀抢掠一番。而在这年，外强逼迫清政府签署《辛丑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岁月动荡，民命如蚁。短短20余年，洋务派、顽固派、维新派、保皇派、革命派，轮番粉墨登场，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希望复归于实业。所不同者，“官督商办”的模式让位民间资本，对官员、政府、皇权的失望，让一代草民变身商人，在这个多事之秋，聊以慰藉余生。
在荣宗敬参观增裕面粉厂期间，荣德生去洋行了解磨粉机行情。当时，磨粉机以美国货最佳，价格也高得令人咋舌，全套需10万银元。英、法次之，价格相应平民许多，日产300包的磨粉机每台不到2万银元，更便宜的法国石磨面粉机，每台仅数千银元，多为初涉此行者采用。
荣氏兄弟回钱庄碰面，交流各自见闻，认为仅凭两人财力，充其量只够购买机器，开办工厂所需巨大费用，尚需集资。此时，荣宗敬得悉朱仲甫丢了广东厘金局总办的官职，赋闲在家，便找上门去，试探口风。朱仲甫整日闲居，正愁无事可做，听说开面粉厂，顿时来了兴趣，他对荣宗敬说：“此举正合我意，在广东时，我知道免税的只有面粉，搞起来是大有可为的。”
于是，朱仲甫出资1。5万银元，占股50％，荣宗敬和荣德生各出资3000银元，各占股10％，其余30％招股，很快凑齐3万银元。他们考察一番，在无锡西门外三面环水的太保墩购入薄田17亩，以作建厂之用，工厂拟名“保兴”，取保证兴隆之意。朱仲甫任总经理，负责向清政府申请立案和10年期专利，荣德生担任经理，负责厂房建设，荣宗敬负责订购机器和产品销售。
三人分头行动。朱仲甫通过官场关系，最先传来好消息。紧接着，荣宗敬订购的4台法国石磨、2部麦筛、2部粉筛有了眉目。一切顺利得令人生疑，但就在此时，荣德生这边发生意外。
当时无锡面粉的来路不外乎两条，一条是传统的石磨作坊，另一条是进口，均掌握在本地豪绅手中，已经形成稳定格局。因此，只要有人开办新厂，或者进口洋粉，都将打破业态平衡，利益受损的先入者便会奋起还击。靠这种联盟关系，本地豪绅长期把持本地面粉市场。
荣家兄弟开办面粉厂，实际上是将竞争引入无锡，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地方乡绅大加阻挠，放出各种谣言，譬如，“烟囱正对大成殿和学宫，破坏地方的文风，今后当官者必定大减”，“烟囱乃不祥之物，须以童男童女祭奠方可建立”，“保兴厂额外占用田地，侵占私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面粉厂还未建成，便遭遇地方势力强烈抵制。
荣家在无锡素有口碑，并无世仇，荣德生不知为何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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