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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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现如今当然无法接受中信的“越矩”行为。

反对者提出许多堂而皇之的理由。譬如，“出口国已经提供了那么多出口信贷了，根本无需发债”；“私募债的利息高，风险极大”；“不应染指资本主义做法”，诸如此类。更有甚者，直接向上级打报告，义正词严地问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怎么可以向日本的资本家借钱？”

荣毅仁极力解释，他搬出公司章程，指明发债融资在国务院允许的业务范围内，但无济于事。无奈之下，荣毅仁记起邓小平曾说过遇到问题找副总理谷牧，于是敲响了谷家的大门。

见到谷牧，荣毅仁直抒胸臆：“有些人就是不懂得融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中信此次发债的消息一传出，国际上反响很大，请放心，这事不会出问题，出了问题我负责。”不久一位领导人到仪征化纤工地考察，表态说：“外国人18％、20％利率的外资都敢用，我们连7％、8％利率的都不敢用。”

最终，国务院审批通过中信在日本发债融资方案，并对仪征化纤实行有限的免税政策。作为对化纤工业的扶持，国务院决定在集资贷款本息还清之前，对仪征化纤实行免税政策。

资本回来了

好事多磨，一波三折。中信发债方案刚刚排除国内阻力，又遭遇日本大藏省的发难。

说来话长，1980年7月，在建宝钢一期工程的地下钢桩发生位移。一时间，传言四起，人们开始担心这座投资巨大的工厂将整体滑落到长江中。年底，高层发话，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

宝钢项目暂停，在外商中间引发惶恐。设备供应商纷纷将机械运抵上海，以期不受项目停歇之累，获得货款。作为最大供应方——日方为宝钢提供价值数千亿日元的成套设备，因项目停缓合同暂缓执行，面临巨大风险。

“宝钢事件”后，日本大藏省加大了对中方信用考核力度。因此；当中信公司的发债申请提交上去的时候，大藏省提出中国政府需要为中信提供担保的要求，而中方拒绝此事。双方几经交涉，中信以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身份重新赢得日方信任，最终大藏省放行，批准中信公司在日本无担保发债。

时间到了1982年，元旦过后半月，荣毅仁收到野村证券社长田渊节也发来的电报：关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拟在日本发行日元私募债券的期限及条件已由有关方面达成协议。随后，野村证券作为主承销商，东京银行为代理行，向30家金融机构定向发行100亿日元中信债券，为期12年，年利率8。7％。

按照以往惯例，首次发债的公司通常面临信用不足的尴尬，需要相应机构作担保。但是这次情况特殊，在日本人看来，中信公司背后有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尽管首次发债，却不必为信用度担忧。相反，中信所投的项目潜力巨大，前景可观，因此，债券很快被抢购一空。

中信将100亿日元中的80％投入仪征化纤另外20％的日元被用于引进日产轿车。中信先与北汽公司组建中北汽车公司，租赁2000辆轿车，随后以相同模式投资18个省市的出租汽车公司，组成联合汽车公司，从日本引进1万辆汽车。，纺织工业部另筹2亿元人民币，与中信重组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中信占股30％，纺织工业部占股70％，中信业务部副经理潘廉志兼任仪征化纤副总经理。

1982年，在停建一年之久后，仪征化纤的工地又热闹起来。

为了弥补浪费的时间，项目组将盛行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移植过来，把总体工程分解为若干单项环节，通过包干等多种方式授权施工单位，按照合同期限，提前奖励，拖延罚款，这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仅用三年时间，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即建成投产，二期工程随即展开。

建设过程中，为实现资金利用最大化，采取“先治坡，后置窝”的策略，按照紧要程度排列建设次序，非生产性建筑被安排到最后施工，非生产性开支被压缩到最低限度。领导人前来视察，甚至都没有一台像样的相机，只能从别处借来一台二手海鸥120相机拍照留影。

资本压力促使效率最大化，同期开建的几大化纤企业，只有仪征化纤在原材料、设备涨价的情况下不超预算，建设周期最短。投产之后，仪征化纤每日创造产值110万人民币，到1988年时已实现利税1106亿元。从1982年算起，短短6年时间，创造的效益足够再建一家仪征化纤。

回头去看，在计划经济时期，投资、建设、生产、收益各行其是、各不相干，以致责任意识缺失，工程一拖再拖，资金越投越多。即便建成投产，产出却很有限，导致许多半拉子工程和效率低下。

而中信公司别开生面，以外债方式撬动项目，并施以切身压力，效率与效益齐长，最终实现共赢。而这种发展方式又被树立为“仪征模式”，被推而广之，广泛学习。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仪征模式”开创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引进外资的先河，为债券发行制度探明了方向。

一位新华社记者在报道中这样总结：“仪征模式是集借钱者、用钱者和效益享有者的利益于建设单位一身，让建设单位自负盈亏，用借来的钱增值，再用增值的钱去还债和进一步发展生产。”

而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荣毅仁用浓重的苏南方言说了一句话：“资本回来了！”

试水房地产

中信公司归国务院直属，对外代表国家形象，随着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崇文门饭店显然不是久留之地，有必要建立公司总部。

实际上，荣毅仁一直在为中信公司寻找安身之处，遍寻北京大街小巷，竟然找不到一处像样的办公场所。北京曾在20世纪50年代集中兴建了大批办公楼，供政府机关使用，此后20多年间建设力度放缓。除了民居、学校、医院和政府机关外，根本没有所谓的写字楼，以至于1978年之后，涌入国门的外商机构在北京竟然无处落脚，只能栖身于各国大使馆、涉外宾馆或外交公寓。

不难发现，北京房地产市场蕴藏巨大潜力。每年，进驻北京的外资企业数以百计，中信之类的本国企业也在不断组建，它们都需要正式的办公场所，倘若在北京开发写字楼，一定大有可为。

我们无从得知荣毅仁究竟何时产生开发房地产的想法，但至少不晚于1979年，因为中信在这年成立时一并设立了房地产部。如果你了解那时与房子、土地相关的部门统称基建科，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举动。从字面看，“房地产”一词带有明显的市场倾向，就是把房子当做商品进行买卖，这不仅超越政策计划的约束，甚至被当时的《宪法》所不允许。1949年后，中国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荣毅仁当然清楚这种提法潜藏的风险。后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回忆起这段历史说：“这也是许多人头脑里打问号的。国内的办公楼、宿舍楼一般都是国家按计划拨款盖的。搞房地产经营被一些人认为类似资本主义的‘房产主’、‘大房东’，与社会主义大相径庭。”

不过，形势不允许荣毅仁多作停留，他也没有时间试探政策尺度。1979年，荣毅仁在北京城来回走了几遭，看中了建国门外的一个地块，便将69岁的老友吴光汉请到北京担任中信房地产部总经理。

吴光汉，杭州人，193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担任上海竣浦局工程师期间，主持修建沿江码头、船坞、堤坝、灯塔等工程；1935年，筹建华元染料厂，公私合营后在副经理岗位上取得骄人成绩，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精通经营管理的建筑人才。

起初，吴光汉兴味索然，念及与荣毅仁相交多年，不好直接拒绝，于是来京，打算当面谢绝。然而，等他见到荣毅仁，攀谈起来，心中的坚冰竟然渐渐融化，最终同意加入“荣老板”的队伍。

吴光汉去建国门外调研，出现在面前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片灰蒙蒙的建筑，外形上几乎没什么区别，第一机床厂、第二印染厂、雪花冰箱厂、北京吉普厂陈列在东面，唯一显眼的建筑是东郊大楼——友谊商店的所在，这个名字意味着那里是一家涉外机构。而事实上古巴、朝鲜、厄瓜多尔、伊拉克、以色列等国的大使馆正分布于此，它们吸引了大量人气。建国饭店已经开工兴建了，就在荣毅仁选中地块东边大概300米的位置。吴光汉开始佩服起“荣老板”的眼光来。

荣毅仁将具体工作交予吴光汉全权负责，只提两条方针：　一是自己筹资、自己经营、自己建造；二是造办公和公寓综合大楼。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地皮，设计高度定为31层，地上29层，地下2层——这是北京市当时所允许的最高高度，就算在上海，也只有一栋24层的国际饭店。

看来荣毅仁要建一座国内最高的建筑，不过，这超出吴光汉等人的认知范畴。这些国内的建筑精英居然对一栋31层的大楼缺乏想象力，甚至连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都不清楚如何设计、施工。

“巧克力大厦”亮相

1980年夏，吴光汉带队去香港考察。一个月的时间，先后有200余人赴港，学习城市狭地施工和大厦内部设计。

北京市只批了2000平方米的建设用地，吴光汉要在有限的地皮上，尽可能齐全地将各种功能集结到一起。主体部分设计完成后，吴光汉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剩余空间建造机房和停车场。吴光汉与设计人员独辟蹊径，在大楼北侧通道下另辟地下室做机房，并与地下车库连接在一起。另外，向相邻的中国社科院申请将5000平方米土地出让给中信，作为地面停车场。

按照荣毅仁最初的计划，大楼将建成公寓和办公大楼。在调研过程中，房地产部发现写字间、公寓的收益最高，因此砍掉美容室、健身房等服务性空间，全部建成写字间，只在楼顶保留一家中西餐厅。

从考察、调研到设计，再到论证、修改方案，前后花去一年多的时间。1982年，大厦破土动工，举行奠基那天，久未提笔的叶剑英应荣毅仁之邀出面，并破例为大厦题名，分别用繁体和简体写下数幅“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大厦”，以示对中信公司的支持。

大厦开工之后，一系列市场营销随之展开。大厦被垂直劈为东西两区，东区办公，西区住宿。为了降低客户管理成本，中信规定，所有租用办公间的客户必须租用西区公寓。租金令人咋舌：写字间每平方米每天1。2美元，公寓每平方米每天1。3美元。用吴光汉的话，“与国际大都市相当的水平”。

公司内部很多人认为价格高昂，担心招租困难。但租价公布之后，大批外国机构、企业前来询问，“非常踊跃”，应租者高出可提供房间的一倍还多，中信房地产部择优而定。房租合同也非常讲究，首先，香港实业公司专门派人来北京拟定，然后再将中文版的租约带回香港翻译成英文后寄回北京，中信方面最后交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审核把关，以英文形式填写生效。

工程建设有条不紊，主体部分竣工之后，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北京当时电话线路非常紧张，铺设电话线时被电信局告知，“没有线路，若要解决通信问题，只能是中信公司投资再建一个局，包括全部房屋和所有软硬设备”。不得已，中信只好照办，才解决通信问题。

1985年7月，中信国际大厦建成交付，5万平方米的空间被98家外国银行、公司全部租赁一空。大厦外墙呈黑灰色，网格状，酷似巧克力，被外国人形象地称为“巧克力大厦”。由于提前招租，所有租户均签订3年期租约，预收1年租金做押金，因此在租户搬进之前，中信已经收到部分资金。

大厦总成本3000万美元，从银行贷款所得。由于租赁得力，不到3年时间，便全部偿清贷款。后据吴光汉回忆：“从1988年起，每年还能稳定地为总公司赚取1000万美元的租金收入。”这当然与出色的管理分不开。事实上，为了与国际水平接轨，荣毅仁不惜以10万美元的“巨额年薪”聘请两名瑞典人担任管理顾问，在一年的时间中显著提高了服务水准。

至于楼顶餐厅，采取招标方式外包给专业餐饮公司。中信提出两条标准：餐厅质量必须一流，必须有租金保证。香港美心公司最终中标，但由于对赢利前景缺乏信心，美心公司给出的租金极其保守。经过仔细研究，中信方面提出组建合资公司经营餐厅的方案。中信与美心以现金投入三七开持股，共担风险，美心方面负责餐厅经营，中信以优惠价格向合资公司出租28、29层做办公之用。美心欣然接受。双方为顶楼餐厅取名“世界之窗”，寓意国际沟通交流。餐厅开张之后，吸引大批外国客人，在京城声誉鹊起，许多国际名流慕名前来，不及两年中信便收回全部投资。

大树成荫

在荣毅仁执掌下，中信发展异常迅速。自1979年到1986年短短8年间，除了令人瞩目的“仪征模式”和“巧克力大厦”，中信先后组建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中信律师事务所、中信银行、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以及包括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世界之窗”在内的近百家合资公司。

环顾中信下属企业，无不属开政策先河、引市场潮流。如此众多的企业，外人既感慨又羡慕。有人向荣毅仁开玩笑：“荣老板，你们公司也可以叫‘四世同堂’，‘五子登科’。”荣毅仁笑答：“也对，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曾孙公司，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而在王兼士眼中，此时的中信公司早已成为“综合性集团”，只不过缺一个名号罢了。

自身不断繁殖的同时，中信并未停止向海外扩张。实际上，1986年时它已经在香港、日本、美国、西欧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业务关系。就在1986年，中信向濒临破产的香港嘉华银行注资3。5亿港币，获得该行92。5％股份，从而避免了香港金融市场的动荡。

收购嘉华令中信在香港知名度大幅攀升。一年后，中信香港以19。36亿港元收购港股上市公司国泰航空12。5％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国泰航空1986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几乎垄断香港航空业市场。一时间，港人感慨“荣毅仁收购了香港”。

实际上，这是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的手笔。不过，“荣公子”在香港刚出道不久，名声自然没有其父之大。而正是这年，荣毅仁被美国《财富》杂志列入世界前50名企业家名单，名声大振，俨然成为中信公司在国际上的“形象代言人”。中信在香港的频繁收购被认为是“荣老板”出手，久而久之，竟成“既成事实”，流传至今，演化为关于荣氏父子的一段佳话。

荣毅仁坐镇北京，荣智健在香港操刀，在中信香港这个平台上做得风生水起，俨然将香港当做建功立业之地。而此时，中信在澳大利亚建造的波特兰铝厂和在加拿大开办的纸浆厂也运转起来。

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势必需要对组织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1987年2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成立中信企业集团，并授权中信在一定条件下拥有重大项目的审批权。考虑到当时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便不难想象这对中信是多么大的支持，更可见对其寄予厚望。

荣毅仁深知中信之责任，他常告诫属下：“大家知道我们公司是邓小平、叶剑英、王震支持搞起来的，可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