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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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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况，我无意中说起了誊抄的事，他们都很惊异，一个在央行当司长的，怎么干起书记员的事来了？”他同时又说：“人人都是这样从最平凡、最具体的工作干起的，包括荣毅仁。”出门办事，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荣毅仁也不例外。
为了赶进度，荣毅仁执意将厕所对面的那间8平方米的房间作为办公室，平时就在这里接待人员、批改文件，只有在会见重要客人时，才会花40元钱租上点档次的会议室。
庄寿仓回忆此时的荣毅仁：“老板是炽热地渴望展开工作，哪怕明天就开始，全情地投入中信的筹建。老板体魄雄伟，精力充沛，对他而言失去的时间太多、太可惜，所以工作起来夜以继日，奋不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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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
1979年，荣毅仁率队筹备中信公司的同时，关于合资企业中外资占股比例的问题正在成为讨论的焦点。
在1978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外国人投资法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成为新一年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重点。
在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的主持下，1979年上半年，仅3个月的时间便有6部法律成型。然而，在制定第7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时，遇到了一系列难题。
首先，合资概念在社会主义国家并无先例可循，即便“老大哥”苏联也没有建立法律上的依据，而是采取模糊的租让制，即将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租给外国人经营。然而，正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项淳一所说：“谁愿意把大笔资金放在一块没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上呢？而且，中国刚刚经历那么长的动乱，也只有法律的建立才能标示出中国的决心。”
显而易见，必须为合资企业提供法律保障，但是，合资企业中外资最多能占多大股份呢？
对于这个敏感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时间无有定论。正当陷入僵局之际，彭真想到了荣毅仁。
6月，荣毅仁应彭真之邀，前去全国人大开会，同去的还有经叔平、古耕虞等人。就在前一天，荣毅仁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其中第四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49％，”此外，“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看到这两处，荣毅仁皱了皱眉。
在第二天开会时，荣毅仁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对合资企业“不应限制比例”。
荣毅仁的提议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至于理由，听起来义正辞严。提出“49％”和“三分之二”两组数据前，立法部门委托驻外机构调查各国法律，发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设定了外资进入的上限。一是出于保护本国经济的考虑，设定上述限制，此外，也是为了“与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
会议一直进行到傍晚时分，在各执己见中收场。荣毅仁一路苦思冥想，到家顾不得吃饭即给秘书庄寿仓打电话，让他过来一趟。庄寿仓进得荣家，才得知荣毅仁要写意见书。荣毅仁口述，庄寿仓记录，力求措辞严谨、不伤和气，字斟句酌，一遍又一遍，深夜两点才完成。
在荣毅仁看来，中国正因缺乏资金才要引进技术、设备，如果在法律中限制外资不得超过49％，国家势必对应拿出51％的资金，此后，如果外资增资，国家必须注资保住控股权，这实际上是让自己陷入被动，有违合资本意。退一步讲，外商在境内投资，一切遵循中国法律，“又何碍于主权？”
因此，荣毅仁在意见书中明确提出：这两条原则“并非国际惯例，同时这是当前国家经济情况所不易办到的，势必降低外资对我国投资的兴趣，我们亦同样达不到大量吸收外资从事建设的目的。建议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技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次日一早，荣毅仁早早起床，校正后亲自抄写意见书，递交相关部门参阅。
随后，报告上呈领导人批阅。邓小平至少看了两遍，在空白处批示：“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二都可不写。”陈云批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
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7月8日正式公布施行。人们在这部法律的第四条规定中看到：在合营企业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
就在当天，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
名称、标识与章程
鲜为人知的是，上报材料中的公司名称是“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投资在前，信托在后，意即先投资后信托。而国务院的批复报告则改成“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信托在前而投资在后。
名称的微调并不引人瞩目，但背后暗含的意思却耐人寻味。信托公司主业之一便是引进资金，既然如此，国务院也未打算给中信很多钱，而要把它放到市场中去，自筹资金，自谋发展。
公司英文名称定为China International Trust & Investment Corporation。这显然是一个长名字，不仅记着麻烦，读起来也很拗口，就连荣毅仁也认为向外国人介绍时将会十分啰唆，于是干脆取每个单词的首字母，组成“CITIC”，按照英语发音，读作“锡狄克”。
中英文名称都确定下来，接着便是设计公司标识。大家开动脑筋，画了许多图案，还请来装帧美术家设计了一些图形元素，各式各样、不一而足。荣毅仁自己也构思图案，总觉得不满意，此事便暂时搁置下来，但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直到1980年的一个春天，荣毅仁拿出一副图案： 外圆内方、金底红字、左右对称、简洁大方，就是今日人们常见的中信公司的标志。
荣毅仁的朋友，美国FMC公司董事长马洛特见到这个标识，立刻被它吸引了，聚精会神地盯了半晌，回过神来就向荣毅仁索要作为纪念。马洛特认为，这个图案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有现代美学韵味，特别是标识中间那两扇大门，左右敞开，表示开门揖客，不正与改革开放政策暗合吗？
如果说外在形象体现公司内涵，那么，公司章程则是运行秩序的保障。
设计公司英文名称的同时，荣毅仁便开始着手制定中信公司的章程。荣毅仁总揽，具体由王兼士负责。据庄寿仓回忆：“王老弓着腰背着手，来回踱着碎步，胸有成竹地一会儿迸出几句，一会儿迸出一段，两三天工夫，总则、业务、组织、经营管理、附则5章组成的章程初稿出来了。”
简而言之，章程就是一家公司的行事准则，划定其运营方针和指导思想。章程不仅要提前设想未来，确保公司先进性，还要留有余地，避免触碰政策“红线”。庄寿仓的回忆看似轻描淡写，但在实际制定时并不轻松，为了寻找恰当的词语，经常讨论许久，甚至可以说煞费苦心。
公司章程第四条中“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便可以体现这点。在当时，“市场经济还被认为是异端”，若明确提及，恐将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提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后一句“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既补足语气，也留下伏笔。
按照经济规律办
看来政府有意让中信一出生便接受市场考验。国务院在报告中批复，“注册资金2亿元人民币”，因国家财政困难，拿不出足额的资金，后改为实际拨给1亿元，即便如此，资金迟迟不能落实。
财政部的资金不能按时到账，荣毅仁只能设法自筹。当务之急，是置办信笺、信封、电话等办公用品，这些事务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却是公司正常运转的“螺丝钉”，哪一样也不能缺少。然而，公司无钱，荣毅仁夫人杨鉴清自掏腰包1000元，交给王军买来办公用品。
今天看来，1000元人民币在中信集团的庞大体量面前渺如尘埃，但是在当时，这笔钱却不是小数，在普通城市职工家庭甚至称得上“巨款”。无论中信日后如何财大气粗，不可否认的是，正因荣夫人的慷慨解囊，它才有了启动资金。这正印证了万事起于微末之间的那层古老真理。
1000元不过是杯水车薪，很快用完，中信只能向财政部申请，预支5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
申请报告写完，盖公章才有效，但当时公司还未注册成立，自然没有公章。事情因此陷入“死胡同”——无公章办不了公事，申请不下经费，遑论注册公司。关键时刻，荣毅仁身上商人见机行事的本领起了作用，“从中国银行借出盖有天安门图章的文件来复印，刻好图章，才拿到开办费”。
第二笔钱用完之后，财政部的资金仍未到账。荣毅仁便找夫人商量，从自家账户拿1000万人民币出来。杨鉴清心里嘀咕，“这不应该是国家掏钱的事吗，怎么要从家里拿”，但还是照荣毅仁的意思办了。中信账上总算有了第一笔流动资金。后来，荣毅仁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交涉，财政部拨付2000万元人民币，这样，账上总共有了3000万元，可以开张了。
然而，在与银行交涉时又遇到麻烦。按当时利率，2000万元一年利息有30万元，但银行认为，这2000万元是国家财政出资，不应再从银行获息，按照以往惯例，应作无息账户处理。中信内部对此有两种意见： 一种赞同银行做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就事论事，既然公司章程规定，独立核算、自负亏盈，获取存款利息完全是正当合理的要求，银行无权力作无息处理。
两派争执不下，上报到荣毅仁处，荣毅仁指着后一方案说：“按照经济规律办，我同意。”
接着又遇见一道难题。中信急需一笔美元，但当时外汇管制极为严格，不在计划之列的机构根本无从获得。中信彼时还未获得外汇额度，多方争取，最终通过财政部以高出国家计划的价格购入200万美元。 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为1∶1。54，财政部同意中信以1∶1。80的比价兑换200万美元。
这件小事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外汇管制的松动。果然，第二年10月，国务院制定《关于外汇额调剂工作暂行办法》，开始外汇调剂试点。而在中信财务部负责人闵一民看来： “调剂外汇实在是件新鲜事，也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
尽管创业不易、资金匮乏，但宏观趋势一直向着积极方向发展。对中信来说，此即是好事。
第六章 发扬光大
引言
1979年10月4日是荣毅仁人生中的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在这一天，中信公司成立了。
63岁的荣毅仁终于重新踏上熟悉的商业领地，没有人比他更适合领导这家新公司，它是那样年轻，以至于许多事情都得从头开始。荣毅仁无法容忍低效，一面谋划融资租赁，一面调研房产市场，同时还在寻找外汇，筹建合资公司，这许多事情并行不悖，才有随后的百花齐放。
中信租飞机、租汽车，在北京弄出很大动静，但真正一炮打响的要算仪征化纤。中信在日本发行债券换取日元，用于项目建设，使濒临下马的工程再度开工，并迅速竣工，利润足以抵消债券利息。
荣毅仁“以小博大”，用市场规律撬动生产资料，被誉为“仪征模式”，而他只说“资本回来了”。试水房地产也取得成功，不仅为自己找到容身之处，同时开创了国内写字楼市场的先河。
到1987年时，中信已经发展为综合性企业集团，囊括银行、咨询、法律、租赁、地产等业务内容，与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并在香港、美国等地开办分支机构，开始显山露水，自成一统。
中信成立
荣毅仁筹备信托公司的消息不胫而走，随着中信成立的日子迫近，关于公司业务的疑问渐渐增多。
和平宾馆的临时办公室，每天都会接待许多慕名前来洽谈生意、打听消息的人。信托公司在当时的中国尚属新鲜事物，人们对之报以极大的好奇。至于具体功能，无人知晓，有人甚至把中信公司想象成一家当铺，劈头就问“是否可以当自行车、手表”，让工作人员哭笑不得。
尽管如此，荣毅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做到三点： 有客必见、有信必复、有问必答。
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发生在这年秋天。来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的演员赵丹、张瑞芳等人的食宿被安排到和平宾馆，经常与中信筹备组在同桌用餐。那时中信即将正式成立，牌子都已挂出来了，看到“信托”二字，赵丹大惑不解，同桌中信工作人员几经解释，才恍然大悟。然后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家外国著名的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界合作，中信公司能否为此担任红娘角色？
赵丹此言通俗幽默，鲜明地点出了中信公司的桥梁作用，引得中信筹备组会心微笑。
与此同时，中信开始引起外国公司的注意。荣毅仁每天必须分担出一部分时间，接待上门访问的外国企业。荣毅仁非常清楚外国人的心理，几乎每次会见外宾，他总要说：“欢迎来中国投资，别的不敢说，但是我可以保证，外国厂商和中信合作在中国投资，赚的利润一定可以汇回去。”
这些话的确打消了部分外国企业的顾虑。从坦诚交谈中，美国卡姆斯基联合公司总经理弗吉尼亚？卡姆斯基看到“中信公司是一股清新的空气”，他说：“你谈投资收益时，他们懂得是什么意思。”美国银行中国区负责人理查德？旺亦有同感，不吝夸奖：“中信公司是我在中国见到的管理最好的公司。公司人员训练有素，比较豁达，较少官僚主义，他们懂得国际商业习惯。”
条件日益成熟，随着国庆节的临近，人们开始翘首企盼，呼唤中信公司“掀起盖头来”。
1979年10月4日，国庆日的盛大气氛还未消散，“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来自内地、港澳的董事们济济一堂，身着深色中山装、头发灰白的荣毅仁在台湾厅门口迎接来宾。邓小平由于要到京西宾馆参加第一书记座谈会未能亲临，谷牧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莅临。
上午10点整，第一届董事会开幕。荣毅仁首先致辞，向董事会汇报筹备情况及今后工作方向和计划。董事们随后各抒己见，马万祺说：“中国企业还不能与外商直接谈判，中信公司成立后，可为他们穿针引线。”胡子婴马上接过话头说：“我们办企业要树个榜样，不搞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害死人，弄得气息奄奄。我们要有决断，有气魄，树个不是官僚主义的模范。”
这次会上公布了国务院批准的中信董事会人选： 董事会共有成员44人，荣毅仁、雷任民、吴志超、陈树梓、王兼士5人为常务董事，荣毅仁任董事长，雷任民为副董事长。此外，公司总经理由荣毅仁担任，雷任民、吴志超、陈树梓任副总经理。随后宣布的公司章程中明确点明中信的性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是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业务机构。
最后，谷牧作了长时间的总结性发言，赢得阵阵掌声。与此同时，邓小平在8千米外的京西宾馆会议室，对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第一书记表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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