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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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我们可以证实自己的结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因为她们最缺乏主见。

像这样的目击者，在法庭上又有何价值可言呢？尤其是那些儿童，他们的证词绝对不可当真。

常言道童言无忌。但是只要我们稍微具备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素养，只要我们对于前文的分析能稍微记住一星半点，都会知道事情是完全相反的。

儿童只会撒谎，而且从始至终都只会撒谎。

尽管他们的谎言是那样无辜、无目的，但却仍然是谎言，决不能被相信的谎言。如果真的要用一个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或是决定事态该朝哪个方向发展，那么还不如掷硬币来得可靠一些。

（9）群体只会撒谎

在群体观察力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的例证来确定它极不可靠，这种集体观察力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会出错。如果说它能够表达什么含义，那么也只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

各种事实都证明，应当明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事实上，即使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在此方面也会犯下严重的错误。

发生在拿破仑三世时代的色当战役，有数千人参与了那场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如果我们向他们质询答案，向他们询问究竟是谁指挥了那场战役的时候，答案的数量可能会和人数一样多。这些答案彼此矛盾，根本无从分清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推及时间相距更远的滑铁卢战役也是一样，在那场关键性战役中的重要细节，至今一直有人在犯最严重的错误事实。

普鲁士人声称在法军的后方曾经出现过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携带着为数众多的大炮。但事实又是如何呢？从后来的历史研究中看，假如有这么一支军队，拿破仑也不至于输得如此之快。所谓的增援部队，只不过是一队惊慌失措的溃兵，误打误撞地又折回了前线；所谓的大炮，则是他们的行李车而已。

又如1806年的英国利兹地区，当一只老母鸡开始不停下出印有“末日将至”的怪蛋后，许多人专程来参观老母鸡。这些处于惊涛骇浪般恐惧的信徒来到这里，为的就是得出世界末日将至的结论，关于世界末日的谣言便播散开来。

尽管这些谣言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但是关于怪蛋的描述却花样百出，有一千个前来参观的人，就有一千种各式外形的怪蛋。而真实的情况则是，这蛋只是普通的鸡蛋，上面用腐蚀墨水涂写了“末日将至”的字迹而已。

这些铁一样的事实只向我们证明了一点：群体的证词毫无意义，他们只会撒谎。

于是，根据我们的结论，被越多的人证明的事件，往往错误得最荒谬。那些受到最严重怀疑的事情，往往就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反过来，如果说一件事情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所证实，这通常也就是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相去甚远。

（10）群众杜撰的历史（上）

群体的证词在如此程度上背叛了事实的真相，以至于我们无法再对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事情做出准确的判断。

这样看来，无论发生过怎样的历史事件，总会因为群体的以讹传讹而变得众说纷纭。当时间推移，当历史传承到需要记载下来的哪一刻时，就会早已丧失了它的本来面貌。像这样的历史被记载下来的时候，恐怕只能是一种纯粹想象的产物。

这样的历史书籍，只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

于是，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结论：那些被记载进史书，业已成为史实的历史事件，也未必是有价值的产物。而那些皓首穷经的所谓智者，也远非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秉笔直书。

记录这样的虚假历史，几乎是在虚度光阴。假如没有文学作品保留下来，假如没有音乐、绘画一脉相承，假如没有那些流传千年的不朽作品，那么我们可能对过去的时代的真相一无所知。

我们不了解赫拉克利特，不清楚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的生平，关于他们，我们不曾拥有过一句真实的记录。所有能够打动群众的，能够在群众范围内得以流传并保留下来的，只是这些伟人大众在神话中的形象。

他们的生平对于群众来说无关紧要，群体想要的只是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打动他们心灵的伟人。

于是，关于他们的谎言被一再编造，直到和我们今日所知的形象毫无出入为止。

（11）群众杜撰的历史（中）

历史书是那样的不可信赖，事实上，即使是这些已被记载在书上的虚假历史，也很难保证它们保持长久稳定。

我们知道，群体通常是以形象来思维的，这就使得群体的想象力超乎寻常。

想象力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必需的，但是无边且狂妄的想象力则会越界发挥作用，它会歪曲事实的真相，甚至是已经记载在史书上的虚假历史。

这些神话虽然被清楚地记录在书中，它们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许多原因会促成群体的想象力造成这种改变。

比如说时间，在圣经的《旧约全书》中，耶和华标志着一个嗜血好杀的形象，而随着时光推移，在《新约全书》中出现的上帝，则演变成了一位博爱仁慈的化身。

又比如说种族，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种族的基本特点会决定性地影响着群体的无意识。

佛教诞生于印度，昌盛于中国，但是假如我们将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与中国人所信奉的佛祖作一比较，就会发现这两者并无太多的共同之处，甚至相当于两种完全不同宗教的偶像。

所以说，群体的想象力会改变一切，不论这件事是真实还是虚构。

正因为这样，历史才会最大程度地背离它的本原，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面貌。

群体依靠想象和杜撰来创造英雄，这也就是说，群体也能够凭借这种本领来毁灭英雄，或是让英雄离人们而去。这种事情不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转变甚至只发生在几年、几个月，甚至同一天之内。

（12）群众杜撰的历史（下）

在十九世纪的前半个五十年里，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多次。拿破仑曾经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之一，当法国人身处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时，这位年龄尚轻的军人，成为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那些幻想民主的游吟诗人眼中，拿破仑注定将会在社会底层民众的心目中永存。

然而时间仅仅过了三十年，这位步态安详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并毁灭了自由之后，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便让300万人命丧黄泉。

事态并未有任何一刻停止，当法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之后，法国人便开始尝试着回忆往昔的辉煌，怀念拿破仑曾经的赫赫军功，于是这个神话就再次发生变化。也许再过几年，结论又会有所不同。

更极端的例子发生在十六世纪的那不勒斯。一个名叫马萨尼罗的渔夫被暴乱者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胡作非为，残暴无比。后来被如同疯狗一样打死在路上，被割去头的尸体则扔在泥塘里沤泡了几个小时，最后被抛进了护城河里。

事态在第二天出现了剧变，不知道什么原因，群众对他的情感似乎完全颠倒了过来。无数人举着火炬寻找到他的尸体，给他重新披上皇袍，隆重地葬于教堂。有上万名武装军人和更多的悲痛民众参加了葬礼。即使是他穿过的衣服，也被众人撕成了碎片，当成圣物珍藏起来，他住处的门板也被拆成碎块，制成了种种纪念品；破旧的家具陡然身价百倍；甚至于他走过的泥土也变成护身符的原料，需要用黄金来计价。

以投毒为手段，杀死过七个人的杀人犯布瑞薇莉尔夫人被判处死刑。这个甚至连骨灰也无权保留的罪行昭彰者，在服刑当天凭借她的美貌征服了所有围观的人，人们的情感在一瞬间发生了转变，并开始切齿痛骂加之于她的酷刑。

这样的惋惜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演变成了崇拜，当天晚上，她就成为了圣人。不但那些被扬散的骨灰被重新收集起来，就连烧焦的木头也为之一空，人们甚至坚信，这些遗物能够帮助他们抵御巫术。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但以上这些已经足够帮助我们了解到群体的历史观是何等的善变而混乱。它从来就不具备一个明确的标准，只凭借想象力和群体的好恶来臧否人物，而这样的评判结果又被当成是真实的历史，被所谓的史学家们载诸史册。

数千年之后，当未来的饱学之士面对这些互相矛盾、众说纷纭的记载时，恐怕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这些所谓的英雄或暴君，从来就未曾真实地存在过，他们只是人们为了满足心理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产物。

正如现在有些人质疑释迦牟尼的存在一样，因为从他的身上，我们能读到的只是一部光彩照人的神话，或者是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哲学家的思辨过程。

对于这样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他们无疑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在那个未来的时代，他们将更明白群体的心理，群体的特点。

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并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13）群体的极端感情（上）

冲动、易变和急躁是群体的一大特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

这样的恶劣情绪作用在群体之中，使得他们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

在这方面，群体中的个人和原始人绝没有分别。

他们无从分辨事情内部的，事情与事情之间的细微区分，而是把它们视同为一个整体，无法看到其中的过渡状态。

另一方面，群体情绪的夸张也会受到另外一个事实的强化，那就是不论什么样的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就会通过心理暗示和传染过程来加速传播。无论这种感情是赞扬还是诋毁，它所造成的效果就会成倍加强。

这种简单而夸张的情绪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群众【“文”】全然不【“人”】知怀疑和【“书”】不确定性【“屋”】为何物。就如同极度幼稚的女人一样，一下子就会陷入情感的极端。只要她将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立刻就会坚定地认为它是不容辩驳的证据。

假如这种厌恶情绪或是反对意见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所产生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当这个人处于群体之中的时候，却能立刻变得勃然大怒。

当教皇乌尔班二世站在克列芒教堂前，于紫红色丝绒铺就的高台上激情洋溢地演讲时，无数耳闻异教徒暴行的人们开始踊跃地加入十字军。他们来自欧洲的每一个地方，甚至包括那些最偏僻、最遥远的角落。然而这成千上万的人却并不都是战士，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是忠诚信徒、冒险者、穷人、酒徒、浪荡子、瘸子、哑巴、老人、甚至还有妇女和儿童。

这些人之所以会如此忘我地投身到那场战争中去，并不仅仅因为对财富的渴求，更与宗教信仰联系无多。

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渴望融入群体。

只有身处群体之中，这些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才能够摆脱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

只有身处群体之中，他们才能够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14）群体的极端感情（下）

我们常常会谈说到“法不责众”，和它字面意义不同的是，这个词说的不是法律的管辖权，而是指群体的自我心理暗示。

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心理安全感。首先，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会受到惩罚，而且人越多，这种信念就越坚强。

然后，他们会因为人多势众而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力量感，这会使得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作用于一些恶劣的感情。它们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

孤立而负责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不得不对它们有所约束。而当个人进入了群体之后，尤其是和许多不同的人在一起时，感情的狂暴往往会因为责任感的消失而强化。

在1527年5月6日的夜晚，罗马被雇佣军占领，有八千百姓被杀，但这只是开始。第二天早晨，罗马开始被猛烈洗劫。夜晚狂欢过后，极度激动的雇佣兵开始洗劫教堂，并闯进女修道院强奸修女。人们看到西班牙部队的士兵对他们不幸的受害者实施恶毒的酷刑，甚至切断他的四肢。

据说，贫穷的南意大利军队的士兵甚至洗劫了船夫简陋的小屋，夺走了茶壶和钉子之类的每件东西。其他报告表明，一些圣物被当做靶子，成堆的古代手稿被用作马的褥草。拉斐尔的壁画被用长矛破坏，用很大的字母刻上马丁·路德的名字。

这些暴徒闯进并洗劫红衣主教和要人的宫殿，强奸妇女，脱光主人的衣服，使他们遭受严重侮辱，然后索取巨额赎金。对那些拿不出一笔赎金的人来说，死是幸运的。根据一位同时代的目击者说：“地狱简直无法与罗马现在的情形相比。”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体能够利用这种强化的感情，推倒一切负罪感！

群体能够利用这种强烈的力量感，摧毁一切道德的障碍！正像古老谚语中所说的那样：最卑劣的行为总是像有毒杂草一样生长在群体中。

正因为如此，群体注定要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每个时代总会有某种疯狂的情绪，有的来自于政治，有的来自于宗教，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整部十字军的东征史，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狂热。它所引发出来的群体极端感情，程度之高史无前例，而这种极端感情所造成的破坏性结果则更令人为之悚然。

当第一支十字军开进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国王慷慨地设宴款待了他们。按照常情，这些人在路上遭受了数不清的挫折，理应保持谨慎。然而他们根本无法控制凶暴与贪婪，尽管当地居民把他们当做朋友，向他们敞开供应饮食，但是他们还是感觉到巨大的邪恶力量无处发泄，无法控制他们的冲动。

卑贱的士兵们仅仅出于恶作剧，就纵火焚烧了几座公共建筑；他们从教堂房顶抽下来铅条，当成废旧的金属拿到城郊去卖掉。甚至于公开抢劫，强暴妇女。

类似这样的暴行仅仅是冰山一角，当群体的极端感情被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还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15）打动群体的东西

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人无疑是理性的，因此我们才得以用善恶来打动他的情感，以是非来规范他的观念、以利害来约束他的行为。

但是这种制约只限于在个体或是非群体身上发生作用。

一旦人们集结起来形成群体，这种制约和影响就会丧失效力，而群体也会有一种全新的驱动机制。

究竟是什么东西才能打动群体？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已经有了答案。因为群体最热衷于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所打动。

可以肯定地说，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打动群体的手段。

历史上著名的“克列芒鼓动”来自于教皇乌尔班二世。正是这场演讲掀起了首次十字军东征的狂潮，当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