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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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用信仰抓住群众

新的教条一旦在群体的头脑中生根，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

在这种环境之下，它对人们实行着绝对的控制。正因为如此，实干家才一心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行，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再无他想。

从基本信仰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然而它们总是具有那些信仰赋予它们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不过是寥寥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在这些文明中，即使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印记。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信仰的存在，才使得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文明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

我们知道，人的行为首先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由这些信念所形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即使是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

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

比如说，古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的时候，其杀戮行径令人侧目，成吉思汗为欧洲带来了比黑死病更大的灾难，拿破仑让三百万法国儿郎命丧疆场，这些人的确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他们只要死去，这些暴行也就得到了终止。而那些躺在坟墓深处的人，诸如摩西、释迦牟尼、耶稣和穆罕默德，却在他们死后，还对人类实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

我们可以利用政变来推翻一个暴君，也可以利用战争来打倒一个独裁者，但是对待那些坚定的信仰，以及那些牢固的信念，我们却没什么手段可资利用。

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最终屈服的是法国大革命。尽管群体的同情显然是在它这一边，尽管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但最终的结果是，无形的信仰打败了实实在在的杀人放火。上帝的概念深植于人的内心中，无论是刀还是火，都没办法把它斩断或是烧毁。

所以说，人类世界中的唯一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想。

我们可以看到，从哲学角度分析，这些普通的信念往往十分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获胜的障碍。因为群体在智力上有所欠缺，又习惯沉迷于幻想，它们只会相信最偏激的东西。而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它们也不可能获胜。

正因为如此，抓住群众的关键，就是让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些新颖的结论。

就今天来看，社会主义信念虽有明显的破绽，这并没有阻止它们赢得群众。这是因为它成功地抓住了群众，让它们开始信仰社会主义。

然而，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实它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实现于来世，因此也无法反驳它，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

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也只能到它获得胜利，开始实现自身的那天为止。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新宗教虽然像过去所有的宗教一样，也以产生破坏性影响为起点，但是将来它并不能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4）形形色色的意见

我们已经知道了牢固信念的力量，然而在这个基础的表面，有时还会派生出一些生灭不定的意见，观念和思想。

其中一些也许朝生暮死，较重要的也不会比一代人的寿命更长，但是它们同样会对群众产生影响。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群众意见的变化有时不过是些表面现象，它们总是受到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

比如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几乎在一夜之间，形形色色的派别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里面有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甚至还有社会主义者。从表面上看，这些政党是绝不相同的，但实际上，它们却都有着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专制法国。

这个理想完全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的，因为凡是那个革命时代的人，无一不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从心底里崇拜古老的罗马共和国，幻想着采用它的法律、它的权标、它的制度。然而法国最终没有成为罗马，因为后者是处在一个有着强大的历史意义的帝国的统治之下。

在另一些民族中，在相同的名称下会看到一些完全相反的理想。

比如说，在南美洲的许多民族中，都存在着大量名目不一的政党，这里面有农工党、小农党、天主教民主党、人民解放阵线，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打出了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旗号，然而在这旗号下面，却有着种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了，无论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还是其骗人的用法，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的信念在其表面变化背后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它们，在不断变化的意见中找出受普遍信念和种族特性决定的成分。

（5）意见的循环过程

人们普遍认为，群众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但是只要我们做一下深入探讨，就知道这是完全错误的。

群众的意见确实会改变，但那只是暂时的现象。

一切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文学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了事情就是如此。

作为例证，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看一下在1790到1820年这30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原本忠心拥戴波旁王室的群众，忽然在一夜之间由保皇派变成了最坚定的革命派。当拿破仑出现之后，他们又开始追随他，妄图将法兰西的旗帜遍插欧非两洲，从而成为了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随着拿破仑的垮台，重新变回了君主制的支持者。

在宗教问题上，法国民众在这段时间从天主教倒向了无神论，将上帝抛弃得一干二净。随着科学上不可解释的事情逐渐增多，他们又倒向自然神论，进行着原始的自然崇拜，而最后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

这样的变化不只发生在群众之中，甚至发生在他们的领导者中，就连那些最高层的议员和革命领导者也不能例外。

我们吃惊地发现，那些国民公会中的要人，曾经是国王的死敌，他们既不信上帝也不信君主，到最后竟然会变成拿破仑恭顺的奴仆。而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这些人居然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中间。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群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即使在国际关系方面，也是这样。

在本世纪初，那些曾经与法国发生过两次战争，被法国民众痛声斥骂为“背信弃义英国佬”的英国人，忽然又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友好邻邦、最值得信赖的盟国。而两度遭到法国入侵的俄国，怀着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人内讧不已，最后也变成了法国人的盟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的领域，这种意见变化更为迅速。诸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怀疑主义等各大流派轮番登场，生灭不息，［·］一位昨天还受尽吹捧的艺术家或作家，可能在第二天就会被人痛加责骂。

假如我们对这些表面的变化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一切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违背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就像一条分叉的逆流，最终还是会回到主河道一样。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6）缭乱的当代形势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里面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原因。

第一点原因，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影响力。

因此它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称雄一时的短暂意见。由于那些传统信仰的衰落，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便得以百花齐放。

第二个原因，群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

由于政府的软弱无能，群众势力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这使得我们已有所了解的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这一特点，得以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

第三个原因，由于报业最近的发展，使得它们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它。

由于有这三大原因的存在，群众的意见层出不穷，其变化的速度也令人目不暇接，从而使得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空前的缭乱态势。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每出现一种个别的意见，总是会出现一种对立的意见。而当它开始产生暗示作用的时候，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

有了这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其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最终使它们全都成了过眼烟云，以至于一种意见甚至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来不及成为普遍意见，往往已经寿终正寝。

就在过去的时代里，政府的政策、少数作家和寥寥几家报纸的影响，常常能够成为民众舆论的导向，而在今天，这种影响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作家已经丧失了全部的影响力，他们一个个地沦为卖文为生的普通劳动者。

报纸出于经营需要，真正地做到了百家争鸣，然而这就意味着，它们只会把形形色色的意见印在纸上，却拿不出一个自己的观点。

对于政府来说，政客们别说是引导各种意见，就是追赶意见还怕来不及。政客们琢磨不透某种意见究竟会引发什么后果，这使得政府开始害怕来自民间的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极度的恐惧，这使得政府的政策不能稳固，往往飘忽不定。

由于缺乏引导与制约，群体的意见开始左右社会风气，左右人的行为准则，左右政府的政策运行，甚至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已经发展到了一种空前的地步，竟然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

比如说，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几乎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当德国人大肆造舰，几十艘万吨级战舰航行在大西洋时，法国民众对此大感恐慌，一封封信函如雪片般飞往政府内阁，一场场的集会在全国各地举行。这种舆论迫使政府急急忙忙地调整了战略，通过与俄国结盟，使欧洲的整个格局发生了改变。

目前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就连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同意接受记者的采访。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当社会上出现一条大新闻后，王室和教皇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表明意见，仿佛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交给群众评判。

我们常说，在政治事务上不可感情用事，过去这种说法也许还算正确，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群众冲动的支配，而群众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支配时，这种说法恐怕就很难再成立了。

（7）媒体的堕落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媒体正在堕落。

这种所谓的堕落，并非说这些媒体都在道德方面走了下坡路，而是说它们正日渐变得人云亦云起来。

在过去的时代里，作为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媒体掌握着丰富的信息来源，同时也以其学识和理性，担负着引导意见的作用。然而，它却在逐步丧失自己的影响力。

和政府一样，报纸在群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卑躬屈膝，看不到一点自己的立场。

当然，在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后，报纸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只不过是因为它成了群众意见的传声筒，或是群众情绪的晴雨表。

当报纸只能提供信息的时候，它就放弃了自己的地位，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可能。

于是，报纸便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和其他报纸竞争的需要，它只能大幅度扩充版面，加大信息量，尽量使每一个读者都能在报纸里找到自己支持的观点，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

在过去的时代里，曾经有一些稳健而又不失影响力的报纸，比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它们曾被上一代人当做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

如今，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可以做到恶语中伤，但决不能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同样的，这些报社也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降临到戏剧评论的头上。

在今天这个时代，政府和报社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密切关注各种意见上，这已经成为了它们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

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群众的想法更为多变，一件事情可能今天还会得到褒扬，第二天就会遭到群众的痛骂。

（8）历史观的消亡

我们可以在此得出结论：现代人的历史观正在逐渐消亡。这指的是他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很难秉承一个长久的标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由于没有一种能够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最后的结果就是极度的分裂。

这种分裂波及到所有的方面，比如说，人们对于一切社会秩序，都存在着至少两种极端分歧的信念；更有甚者，如果一件事情不明确地触及他们的直接利益，他们就绝不会关心。

比如说，像社会主义信条这样的问题，只在极度缺乏文化的阶层里得到赞成，比如那些矿山和工厂里的工人，最为拥护这一主张；而那些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以及一些受过教育的工人，不是彻底的怀疑论者，就是对此保持谨慎的观望的态度。

在过去的25年里，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此之前，人们的意见还可以大致预料，因为它们都来自一些基本信仰，也就有着屈指可数的几种来源。

比如说，只要某个人是君主制的铁杆拥护者，那么就可以断定他有着怎样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同样的，只要某个人是共和主义者，就可以断定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

拥护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而共和主义者同样十分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

拥护君主制的人有责任为王室说话，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着对大革命的崇敬发言。凡是提到一些那些革命领袖，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语气中莫不必须着宗教式的虔诚，还有一些人名，如凯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也必须在提到时予以猛烈的痛斥。

目前，由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使得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续的时间之短，以至于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让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不仁。

尽管这标志着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但是我们对于这种理念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