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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想史-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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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也同意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条件，而且还有赖于一种理性的法律。没有它，可以有冒险性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决无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
这样的理性法律只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现在要问的是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不否认资本主义利益无疑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一个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级在法律和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铺平道路，但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利益绝非独自地促成了这一点，甚至在其中也未起主要作用。
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
“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
①
韦伯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强调也要考虑相反的关联作用。
“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碍，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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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①
韦伯认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ｅｔｈｏｓ）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韦伯的论点是，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一种价值合理的信念却有助于一种目标合理的行动。这如何可能呢？
韦伯认为关键之点在于在宗教原则与适合于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一种新关系。正是马了。路德最早强调，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路德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思想。由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但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观依旧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把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并带有越发强烈的信奉神意的色彩，把绝对地顺从上帝的意志与绝对地安于现状等同起来。
“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路德不可能在世俗活动和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在任何意义上
①同上，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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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７０４
是根本的联系。“
①
在韦伯看来，在所有新教教派中，只有加尔文教派成功地把适合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观同职业观结合在一起。加尔文教的上帝不再是天主教中那个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圣父，而是一个超验的存在，是人类理解力所无法企及的存在。
他以他那不可思议的圣喻规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并且永恒地规定了宇宙间最琐碎的细节。既然圣喻不可改变，那么得到上帝恩宠的人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宠，而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恩宠。
这种绝对的预定论，使得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都被完全排除。
这种宗教观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后果。首先它排除了神秘主义。世界历史的解除魔力的过程，在加尔文的预定论中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
“这个过程从古希伯来预言家们开始，而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作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
②
在一个人们把来世生活看得不仅比现世生活更重要而且更确定的历史时期中，这种预定论使每个个人感到空前的内心孤独，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他只有一人独自走下去，谁也无法帮助他。教士无法帮助他，因为上帝的选民只能用自己的心灵来理解上帝的旨喻；圣事无法帮助他，因为圣事并非获得恩宠的手段，而只是信仰的主观的“外在支柱”
；教会也无法帮助他，因为取得外在性的教会成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６３页。
②同上，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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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资格也仍然要接受末日的审判。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迟早会出现在每一个信徒面前：我是不是上帝的选民？我如何确知自己处于恩宠状态？
在全无依傍的情况下，一方面这种孤独感成为有幻灭感及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一种新的心理律令：即通过坚定的自信心与自我成就的证明来找出上帝选择的征兆。
信徒所选择的是，把自己看作选民，把所有的疑虑统统视为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因为缺乏自信是信仰不坚定的结果，因而也就是不完整的恩宠的结果。
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这种自信，勤奋工作被当作是合适的手段。只有世俗活动能驱散宗教里的疑虑，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信仰须以其客观效果来加以证实，以便为信念的确实性提供一个坚定的基础。它必须是“有效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善行是必不少的，是成为选民的信号。
但善行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用来消除罚入地狱的恐惧的技术性手段。这实际上意味着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
“因此有时人们指出加尔文教徒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或者更准确地说，创造了对得救的坚定不移信念。……这个信念……存在于全面系统的自我控制之中，这种自我选择时刻面临着冷酷的选择：成为选民还是沦入地狱。”
①
信徒的生活完全是为了一个超验的结局，即获得拯救。
但上帝的绝对超验与预定铁则，象一道大堤挡住了宗教禁欲主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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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摆脱日常的世俗生活的潮流，加尔文教于是将出世禁欲主义变成了入世禁欲主义。
“一切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
这一信念必须在世俗活动中得到证明；于是，修行生活从无计划的来世性和荒谬的自我折磨中解放了出来，而发展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
，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不要太看重尘世的财富，并节制自己的消费；另一方面，尘世的成就既然被视为是天职，视为上帝恩宠的信号，那么勤奋地有条有理地工作，获取财富又不耗用财富，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
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
“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
①“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②
在上述的讨论中，韦伯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理解方法、意义理论的一个实例的应用。韦伯表明的是经济活动与全面的世界观极为有关，每个人对这种或那种活动的兴趣与价值体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３４页。
②同上，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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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对生存的全面观点不可分割。
“对于一个加尔文派教徒来说，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发现决定自己命运选择的信号更有意义呢？神学左右着生存的方向……因而他们以某种方式劳动着。”
①但韦伯并不认为特殊的神学思想本身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从加尔文教预定论和自我成就证明的观念中产生的心理律令保持有效的情况下，“这种伦理观念才对生活行为，从而对经济秩序产生独立的影响，”
韦伯强调“这才是整个文章的主旨。”
②此外，韦伯认为应当分别解释清楚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和资本主义的运转情况。资本主义一旦存在，个人要想适应资本主义的法则已经不需要什么形而上学的或伦理上的动机了。清教徒曾经希望成为忙碌的人，而我们则是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人；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
但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个人也就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世界趋于合理化的过程，也是昔日神圣的价值被祛除魅力的过程，今天的人，注定要生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当韦伯断言人类在将来极有可能会陷入自己制造的铁笼之中时，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他关于世界历史的理性化进程的观点，与其说是乐观主义的，不如说是悲观主义的，我们在康德、齐美尔那里，不先已发现
①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５７１—５７２页。
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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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德国哲人特有的文化悲愿吗？
不少人认为韦伯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根本相反的观点，即用宗教观念来说明经济，而不是相反。韦伯本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他只是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它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尽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也应当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其发展中及其特征上又怎样反过来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
“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代替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
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都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
①
（４）政治社会学
如果说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着重于行动的主观意义分析与理解，那么他的政治社会学则更关注行动的“以他人为目标”的方面。
“以他人为目标”这一范畴源自于法学的“承认”概念。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合法统治问题。统治是一种特定的权力施用关系，即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所谓合法性，乃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而不论这些命令是由统治者个人发出的，还是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或命令形式出现的。简言之，合法性就是人们对享有权威的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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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可见，涉及相互承认的“以他人为目标”
的期待乃是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要点：统治要求相互的承认和期待：命令者期待他的命令得到服从；服从者期待命令具有他们所承认的性质。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统治，只有在它被人们认为其统治具有“正当”理由时才为人们所服从，从而具有合法性。关于正当性，韦伯的定义是“行动，特别是在社会关系中发生的社会行动，会受到行动者对存在着的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的支配。行动事实上受到这种信念支配的可能性称为这个秩序的‘正当性’。”
①
正当性信念的分类基本上对应于韦伯的社会行动分类，即传统型行动，是对习惯正当性状态的期望；价值合理型行动，是对伦理、美学、宗教等终极价值正当性的信念；情感型行动来源于对情感正当性的信念；目标合理型行动则是对法律正当性状态的期望。
②在韦伯看来，行动者正是依据上述四种正当性的信念把一定社会秩序视为具有合法性的。韦伯又将这四类正当性表述为合法性的三个基础，情感的正当性被视为合法性的“奇里斯马”
（或个人魅力型）基础；传统的正当性被当作合法性的传统基础；审美、伦理、宗教价值的正当性与法律的正当性被归并为合法性的理性基础。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历史中产生过的合法性统治形式的三种基础。
理性基础及法理型统治，依据对经由立法产生的法令规
①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第１２４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２２９页。
②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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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３１４
章，以及拥有权位的人依法律规则有发布命令的权利的相信，这是法理型的统治。人们服从法理型权威，是因为法律建立成功的是非人格的秩序。该权威仅仅根据正式的法律并且仅在确定的范围内才是合法的。
传统的基础及传统型的统治，相信古老的传统的神圣性，以及拥有权威的人依传统权威实施统治的合法性。在传统型统治形式中，统治者应据有传统上所认可的权威而享有他人服从的权利。
但在这里服从的义务不是基于非人格的秩序，而是表现为在习惯所规定的义务范围内对个人的效忠。
奇里斯马的基础及奇里斯马的统治，对个人和个人所启示或制定的规范模式与秩序的超凡神圣性、英雄气质或非凡人格的献身。在这种统治形式中，奇里斯马的领袖因人们确信其有启示、个人魅力、非凡品质而受到信徒的服从。
①
韦伯多次强调这里说的每一种统治类型都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纯粹的理想型。在现实中各种统治形式是彼此混杂重叠的，科塞解释道“尽管希特勒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个人超凡的才能上的，但法理型统治的因素仍存在于德国法律的结构中，而德国民众的传统则基本上可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对他们的吸引力。”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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