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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想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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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还要谈一谈穆勒与孔德的关系。穆勒对孔德
①穆勒：《经济学和社会论文集》（伦敦，１９６７年）第１９１—１９２页，参阅罗尔《经济思想史》，第３５４—３５５页。
②穆勒：《经济学和社会论文集》，第３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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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怀敬慕的。他在英国宣传孔德的实证主义，其热情与成效较之孔德的信徒有过之而无不及。
１８６５年，他写作了《孔德与实证主义》一书，至今仍被视为分析孔德主义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他接受了孔德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人类发展三阶段说，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划分，历史的分析方法，科学知识按普遍性抽象性程度排列成一个等级层次的体系的分类说，人类精神的进步是历史进步的基本因素，以及关于社会秩序基于情感、思想的一致说（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等。他声称，孔德在一切要点上的主要结论是不能否认的。他对孔德的唯科学主义也表示同意，即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没有什么重大不同。
但穆勒与孔德有一个根本区别：穆勒是一个社会唯名论者，确信所谓的社会规律最终都可还原为个人行为的规律；而孔德是一个社会唯实论者，相信社会是真正的实在，一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有机整体。
穆勒坚持认为“各种社会现象的规律不过是，也只能是在社会状态中集合在一起的人们的行动和激情的规律。人即使在社会状态中仍然是人，其行动和激情仍然服从个体人性的规律。已经集合在一起的人们是不会像氢和氧不同于水那样，转化为另一种具有不同特质的东西的”。
①们在穆勒与孔德这里发现了社会学观点对立的最初表述：心理学主义对社会学主义；还原论对整体论。
这种对立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穆勒将人性科学置于优先
①穆勒：《逻辑体系》（伦敦，１９７６年）
，第４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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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１９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９４２
于社会学的地位，其人性科学包括心理学与个体生态学，因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按照支配人性的冲动和动机的规律构成的，不求诸于心理学规律而解释社会现象在穆勒看来是不可能的。穆勒对社会现象的兴趣，在于由社会现象构成的环境使不变的人性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变状。因为尽管个体心理学的规律是普遍的，每个人身处其中的环境总不同于其他个人，每个民族或每代人亦不同于其它民族或另一代人。所有这些差异都影响及于不同性格的塑造。不变的人性正是通过这变化的环境表现出来的，但对这一点的强调并不影响穆勒关于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人性现象的信念。因此他所说的社会学规律的解释力远弱于心理学。
前者解释的并非人类行为本身，而是因特定的历史或文化背景而偏离了一般标准的行为，由此看来，所以需要社会学，并非因为存在有特殊的社会事实范畴，不如说我们无法观察到纯粹状态的人。因此，不能期望社会学可提供一种独立的知识，以便我们避免两类正相反的错误：或是把经验观察推至任何可能的情况；或是依抽象的人性品质来臆测具体情况下的人类行为。这个立场决定了穆勒既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社会观，也没有创立有关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的充分的社会学理论。
穆勒的贡献在于，他试图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学旨趣间架起一座桥梁：一种旨趣就是流行于１８世纪的永恒人性理论，此即人皆有之的抽象人性论，另一种理论关心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变化不定的特征，它在１９世纪日趋引人注目。
穆勒相信人性论，他看到可利用１９世纪初心理学的新成就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机会。但他不相信，心理学家能满意地解释所有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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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象，纵使最好的心理学家也不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人们知道人类行为的所有动机，也不能解释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行为。另一方面，单纯研究具体情境中的特定行为所能提供的只是些残缺不齐的知识，这种片断的知识缺乏普遍性，而普遍性正是真正科学知识的基本标志。社会学是演绎科学，这是指社会学依据心理学提供的人性知识和人性规律，推断在不同的环境因素作用于人类群体的情况下会发生怎样的（人性）现象。不过，这个似乎中道的理论在穆勒并无多少实际的运用。政治经济学是他系统研究过的唯一的社会科学。这门学科给他带来的方法论上的麻烦是最少的。因为它是那些设想人类总是受同样的动机驱使而不大受不定的情境因素影响的抽象化社会科学中的一种。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作者在社会学上很少建树，他与孔德一样，只是提出了社会学的方法问题。在这个方面，穆勒对社会学的最重要贡献是发现了人类行为规律的统计性质。穆勒的推理十分简单：由于人类行为是人性的一般规律与其自身个性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解释那些行为的关健是要找到一种可将一般规律与特殊的偶然的因素相分离的方法，统计学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当我们充分考虑了大数现象后，就能将偶然的背离一一予以排除。统计规律并不能使我们预言特定情境中的特定个人的行为，但它可揭示某些倾向，这些倾向必定在巨大规模上呈现出来，只有当确定了群体的属性与集体行为后，才可能较有把握地断言个人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原则上是与群体的而非坚硬的个体的行为有关，与共同体的而非单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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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１９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１５２
有关“。
①穆勒对群众的兴趣与其它作者十分不同。群众在他这里并不是诸如人类、国家、民族或阶级一样的集合主体，而仅仅是可用大数规律表现的一大批个体；也不是普通的群众，而只是统计学的多数。这与他的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代议制政府理论家的政治观点是合拍的。穆勒感兴趣的不是社会运动，而是严格的个人行为，这些行为呈现出一些确定不变的分布，而这是明智的政治家应该清楚的。
穆勒的这个人类行为的大数规律，在比利时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凯特莱的“平均人”概念里有更彻底更明确及更具专业性的阐述。凯特莱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与其统计学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他从不声称要拯救人类或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但他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阐述了真正的社会实证主义，我们或可确切地称之为自发的实证主义。他的哲学之符合孔德倡导的实证方法的各种要求甚至比孔德本人的社会哲学更见一贯与彻底。事实上他在“社会物理学”的名称下创立了一门社会学，甚至比孔德更是２０世纪社会学的先驱。
凯特莱与孔德、穆勒一样，反对唯意志哲学。要想建立一门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社会科学，不逐走对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的意志主义解释是不可能成功的。孔德与穆勒的反驳用的全是哲学的论证，凯特莱的论辩则借助于经验资料。他问道，还有什么比婚姻、犯罪与自杀等行为更依赖于个人的自由意志？
但统计资料表明所有这些现象有着惊人的规律性。
①穆勒：《逻辑体系》，第４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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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预测社会中的犯罪，其精确性可与预测出生率与死亡率一样无别。
社会中包含了所有行将发生的罪恶的种子，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为犯罪作好了准备，而那些作恶的罪犯不过是工具而已，每一个社会的犯罪及其发生次序是一定的，这是社会组织的必然产物。
凯特莱那时所能利用的统计资料仍是有限的，但已足可表明，所有的人类行为不仅从个人所声称的动机及意向的角度是可观察的，而且从其客观原因及社会后果的方面也是可观察的。凯特莱不想否认人有自由意志，但作为科学家，他对个体变异不感兴趣。他要研究的人是哲学范畴，而不是个人，他将后者委诸于艺术。
他说我们观察的个体数目越大，个性就排除得越多，一般规律便逐渐呈现出来，最后便出现了社会（性）。换言之，去除个别性意味着去除偶然的东西。
因此，关于人的科学的困难不在于其主题（人）本身的特殊性，而在于积累充分的资料以及运用适当的数学方法以便处理这些资料。凯特莱还认识到统计学所能掌握的事实（范围）
与他所欲成就的一种关于一切人类行为、人类共同体（包括人类自身在内）
的经验主义的理论是极不相称的。
但无论难度多大，关于人的科学的主题本质上与物理客体并无不同，物体与个人一样从没有完全一样的，但也服从规律。
通过掌握大量的人的资料，逐个排除那些个体的变状，最后我们可得到一个“平均人”概念，这个概念是从人的行为中抽象掉一切偏离（对于统计学平均数而言）而形成的。我们可在任何一类群体、国家甚至人类整体中发现这种“平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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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１９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３５２
凯特莱认为“平均人”概念是解释意外因果律的主要工具，他声称一切性质都服从于在某个平均状态周围上下波动的规律，社会状态也有其平均值，它是受诸如年龄、性别、职业、宗教与经济组织等不变因素（或力量）
的活动所决定，这些因素以不变的强度与不变的方向运作；另一个力量范畴是可变原因，其运作也保持同一方向，但强度有变化，（如四季交替这类周而复始的现象）。
不变的因素并非没有差异，这就说明了为何并非所有个体都在平均水平上，说明了波动的恒久性。道德统计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波动的上下限界及其机制。为了这个目的，凯特莱设计了一套用于统计分析的装置，这类装备在当时属于相当精制的技术。通过这种数理和概率论的技术，凯特莱所欲发现的规律有三类：（ａ）趋势；（ｂ）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ｃ）各种属性和特征的分布状态。
“平均人”
概念在价值学意义上并不是中性的。
它不仅对应于统计的平均数，而且也对应于某种社会的标准，也就是说，是在特定的情况下统计学家所欲看到的标准，凯特莱对这一点毫不隐讳：我先前曾说每一时代的平均人代表了那一时代人类发展的典型；我也说过平均人总是一种时代要求于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所最大可能成就的人，他的性格是最平衡与最和谐的，既不过分也无欠缺，因此在特定的情况下，平均人必定被视为一切美与善的典型。
①
①凯特莱：《社会物理学》（布鲁塞尔，１８６９年）第２卷，第３９１页，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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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西方社会思想史
“平均人”最终证明是统计学上的“自然人”
，但它与理性论者的“自然人”概念不同。第一，“平均人”是随人类进步而变化的；第二，“平均人”概念适用于不同的人类社会；第三，“平均人”不是人们努力以赴的理想或乌托邦，而是一个科学家可以确定的事实。如此看来，“平均人”无非是欧洲近代思想中出现的“俗人类型”概念，它表明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欧洲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已有多远。凯特莱描绘的就是这一世界历史的图景，一个日趋个体化的世界。
１０４斯宾塞：进化论社会学A进化论社会学（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属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个别种。这并不等于说进化论者是孔德哲学的追随者，他们自己也不承认与任何哲学有什么关系。所以仍称其为实证主义，乃是因为本章开头所列举的实证主义的五条原则亦全都是进化论者所信奉与恪守的基本原则，斯宾塞甚至断言，“只要还存在认为社会秩序不顺从自然规律的信念，就不可能彻底承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
①
然而，进化论社会学的确代表了实证主义在１９世纪的最后发展。早期的实证主义首先是对建立一门社会科学之需要的反应，还不是对一门成熟学科在理论上与方法上的自我认识。致力于系统地提出社会学的概念、假设及研究程序，是
①引自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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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１９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５５２
进化论社会学贯穿于１９世纪的抱负。就１９世纪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发展而言，进化论前后的社会学思想对此的贡献没有比进化论更大的了。反进化论观点的思潮多少也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进化论社会学创造的一大堆概念、假设与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认为专属进化论或哪个特定学派的，而是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共同的财富。
社会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关系是社会思想史的一个有趣话题。达尔文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无疑既深且广。许多独立于达尔文主义而发展起来的社会进化观点，将其最终的形式归功于达尔文，进而在公众眼里，这些观点是得到了这位伟大的生物学家的声望与权威的支持的。有些社会理论径直拿来达尔文的某些观点，如自然选择说，去解释社会进步。相当一批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英国学者的，并不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却表现出与达尔文的科学概念与方法的明显的亲缘关系。如此看来，斯宾塞与达尔文的关系确是十分紧密。
但过分强调社会学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渊源关系是有违事实的，尽管这是盛行不衰的看法。第一，达尔文１８５９年发表《物种起源》时，斯宾塞已经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论的基本内容。第二，进化与进步观念有其自身的来源，不仅可追溯到马尔萨斯（Ｍａｌｔｈｕｓ，１７６—１８３４）
——达尔文也受了马尔萨斯观点的启发——而且还可追溯到佛格森、孔多塞等人阐述的社会发展理论。人种学的材料的积累与考古学的进步亦是同样重要的，１９世纪上半叶的这些进步已经能提供一幅关于石器、铜器与铁器时代前后相继的可信画面。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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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西方社会思想史
社会科学中的所有主要的进化论学说与达尔文学说很不相同，斯宾塞就倾向于接受拉马克主义。根据上述事实，就是以斯宾塞为其最大代表的英国的社会学进化论，也不可无保留的被视为是达尔文主义者。
进化论社会学是与赫伯特。斯宾塞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他的一生确实平淡无奇。他的父母生了九个孩子，除了最年长的他，其余的都在幼儿期夭折，斯宾塞自然不可能身强体健，他活下来尚不容易，竟还活到８３岁的高寿，这是他平淡生涯的一件不平常的事。还有比这更让人可惊可敬的！他没有受过正规的系统教育（他的叔父作过他三年的教师，他的自学亦漫无系统，时断时续）
，被许多科学家视为不学无术；他一受疾病折磨，在采取了各种措施后，才能保证每天工作几小时而不致遭受痛苦，每天下午他不但必须放弃最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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