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4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的精密科学”。他认为，对统计学的使用必然“只能产生推测的科学”，而且“永远不
可能产生出富有活力的实验科学，即根据一定的规律调制现象的科学”。而且，他主张，
“依据统计学，我们可以推测关于某个特定事例的或大或小的概率，但是却永远不可能
获得任何确实性，也永远不可能获得任何绝对的决定论”。既然“事实从来都不是同一
的”，所以，“统计学只能是所进行的观察的以经验为根据的点查”（pp．138－139）。
因此，如果医学以统计学为基础，那么它就“只能是一种推测的科学；只有以实验的决
定论为基础，它才能够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即一门可靠的科学”。贝尔纳在这里指出
了他所说的“所谓观察敏锐的医生”的观点与“实验医生”的观点之间的区别。贝尔纳
认为，实验科学导致了一种严密的决定论；他和其他生理学家认为，这种严密的决定论
是与概率论或统计学的考虑或看法不相容的。
　　　　在1904年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期间召开的“艺术和科学大会”上的一篇演说中，特
别有哲学头脑的理论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简短地论述了如何把统计学应用于科
学和社会科学。他捍卫“统计力学的定理（公理）”，认为“它们像所有有根据的数学
定理一样”，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他特别注意到，把统计学应用于其他领域有一个困
难，例如，在设想“基本错误的相等几率”时，就是这样。他暗示要把统计学应用于
“活生生的人，……人类社会，……社会学等等，而不是只应用于……力学的粒子”；
同时，他让人们注意把这样一些研究置于概率论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原则困难”。他
说，“如果采用了可以从其他基本的观念推演出来的相等概率的概念”，那么，这一学
科“就像数学的任何其他分支学科一样精确和严密”（1905，602）。
　　　　在1983－1984这一学年期间，在比勒费尔德大学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的跨学科的讲习
会和专题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1800…1930年间概率论的革命”。在那里所进行的各种
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19世纪在社会和科学的思想中持续不断的变革，展现出一种革命
性的力量。但是，我认为，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证明，由于统计力学的发展，革命（即使
有的话）到19世纪末时已经不只是一种论著中的革命了。另一方面，随着一个概率论的
或统计学的基础引入遗传学和进化概念被引入量子论，物理学和生物学在20世纪都经历
了一次非常彻底的变革。量子革命通常被看作是科学中所曾发生的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
革命，而且，由简单的因果关系向统计学的考察的转变，一般被认为是它的最革命的特
点之一。因此，我敢断言，在20世纪，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中全面的革命意义上的‘概
率论的革命”（或更确切地说，“概率化的革命”。这至多只是一场直到20世纪初才获
得科学中的革命的潜能的论著中的革命。到1914年，在一本题为《概率》的著作（它对
“不同学科的科学知识中”的概率和统计学作了非专门性的一般解释）中，法国数学家
埃米尔·玻莱尔指出，“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面对着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
（p．ii）。
　　　　应用　　　　史学家们一致认为，19世纪的伟大革命之一就是科学作为推动技术和社会变革的一
种重要力量的崛起。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对这场革命作了非常简明的描述；与此
同时，他指出，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的方法的发明。我们在下述一个简单的事
实中可以看到这种技术或工艺革新的生产力：杜邦公司1942年的销售总额中，几乎有一
半的产品在1928年之前是没有的，或者是那时没有大规模地生产的。而这就是公司的一
个研究计划的影响和作用。
　　　　尽管我们今天常说，基本的科学知识中的进步，对于改变我们衣食住行的必需品、
我们通讯和运输的材料，以及我们谋生和进行国防的方式，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这在一百年之前一般是不可能的。从培根和笛卡尔以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曾预
言，知识的发展和进步将使人成为他的环境的主人，但是，关于这一进程，并没有多少
令人信服的例证。我们有一个大约是在1800年之前的重要例证，它标明，一位科学家完
全为了知识的进步而进行的研究，作为一个始料未及的副产品，导致一个对人类有益的
实际发明。这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对导体和绝缘体的性质、静电感应现象、物体的形
状对其电的特性的影响、接地在电效应中的作用，以及辉光、放电、瞬态放电和剧形放
电（电晕放电）的性质所作的基本研究。这一研究使富兰克林认识到闪电放电是一种电
的现象，然后又促使他进行了检验这个结论的实验，并最终发明了避雷针装置——缓释
带电的云，从而避免雷击，以至把雷击安全地传导到地面。迟在19世纪初，在法国的一
次公共的辩论中，关于避雷针的这一段个人历史可能还被当作基本的科学研究如何导致
出人意料的实践发明的一个基本范例而举证。但是，如果由此产生的实际发明与饮食或
健康、通讯或运输、国防或谋生的方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例证实际上是
不能令人信服的。。电子书
　　　　就科学对技术和工艺的影响而言，在19世纪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首先表现在染
色工业中。在19世纪中期以前，染料是从自然资源获得的：植物，昆虫，甲壳类动物，
以及某些矿物。到19世纪末，合成生产出的染料几乎完全取代了这些自然的产物。这场
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1856年威廉·亨利·珀金发现了一种新的染料，它可以把丝绸染
成一种红紫色（苯胺紫）。那时，他还只是一名学生，而且他所发现的染色物质则是从
事生产合成奎宁的不成功实验的最后结果。生产这种染料的原料是煤焦油，而煤焦油则
是通过蒸馏法生产从煤中提取的照明气体的过程的副产品。珀金开始成批生产新的苯胺
紫染料，而且在随后几年，一种新的工业产生了。这种新的工业的基础就是能够合成现
有的通常是从自然产物中获取的染料或者创造全新的合成染料的化学家们所进行的研究。
这些新的染料比较便宜，而且染色也较快。我们也许看到了这种新的工艺和技术在一种
染料——苗草红或“土耳其红”——的历史中的革命作用。19世纪60年代，茜草红是从
茜草属植物茜草根中提取的；而苗草属植物则是普罗旺斯的主要农作物，而且在西班牙
北部、意大利、希腊和北非被大面积种植和栽培。几十年之后，合成的茜草红几乎消灭
了西草属植物农业，而在今天，茜草属植物只是作为珍品在植物园中种植。
　　　　与许多比较早的合成染料大不相同，茜草红——染料化学家维特认为（哈伯1958，
83）——是“化学研究中一种新的趋势，即有目的的化学的第一个结果”（“人工合成
的基本原理”；见O．N．维特1913，520）。化学家们现在被组织起来，以把他们的研究
引向特定的技术和工艺目标。最后一种被合成产品取代的天然染料是靛蓝，它的生产几
乎是完全由英国人控制的。早在1880年，靛蓝实际上就已经合成了，但是，这个制作过
程比较缓慢，而且代价也相当大。在合成的靛蓝1897年上市之前，引导这方面的研究，
把从事工业研究的化学家们的科学劳动及其学术成果集中起来，花去了17年的时间。巴
登州的苯腔和碳酸钠制造厂为此投入的费用合计达五百万美元，这是到那时就单个研究
项目所投入费用的最高数目。三年以后，德国的总产量相当于从25万英亩的土地上收获
的靛蓝的产量（布隆克，1901）。
　　　　正是在染料工业中，科学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巨大的技术和工艺力量。广大地区的整
个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改变了，这正像以前专门用于种植和栽培茜草类植物的土
地或者被翻耕转向种植葡萄或其他作物，或者被迫休耕或荒芜一样。国家和世界的命运
受到应用化学研究的成果的影响。在19世纪60年代初，德国几乎没有什么染料工业，但
到了1881年，它则成了世界上几乎一半染料的生产国。到189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刀叽，
到1900年则达到SO…90％。德国的制造商成功地夺取了世界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
们“能够利用一大批相当能干的化学家；这些化学家对研究的通常是不辞劳苦的热爱，
是除瑞士外的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哈伯1958，129）。最后，还应当注意到，由于不
稳定的染料是易爆炸物，所以，德国由政府倡导和资助的染料工业在为世界战争生产着
一个潜在的武器库。
　　　　认识应用化学中的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要注意到，英国的东印度
公司1896年出口的依靠天然原料生产的靛蓝，其价值达350万英镑之多，到1913年，这个
数字跌至6千英镑。此外，1913年德国（合成靛蓝的主要生产者）出口的靛蓝的价值约为
200万英镑。但是，其他一些资料表明，这场革命的全景是，在这十七年间，靛蓝染料的
价格由每磅约8个先令下降到每磅约3．5先令（见芬德利1916，237）。

第22章　三位法国人的观点：

　　　　圣西门、孔德和库尔诺
　　　　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式出现在19世纪三位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思想
家——圣西门、孔德和库尔诺——的著作中。这三个人都发展了一种历史变革的哲学，
在这种哲学中，科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他们这三个人都曾设想，在不久的将来，
社会科学将达到天文学和数学已经达到，而“生理学”（生物学）正处在这一过程之中
的一个高级的和确定的状态。
　　　　亨利·圣西门：革命和科学宗教
　　　　亨利·圣西门（1760－1825）是思想史上一位有趣的人物，因为，尽管他实际上并
不了解科学，但他却雄辩地论述了科学的重要意义；而且，他还设想，科学家在重新组
织社会方面将发挥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在晚年他不再迷恋科学，而且——更特别
地——对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接受他自己的思想失去了信心，但是，他所设计的一个更
美好的社会蓝图却总是强调科学思想和科学理想的重要性。他甚至渴望一种有科学家…牧
师的科学宗教，并且梦想物理学家就像是教皇那样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盼望在一个
不太久远的将来，将对科学以及教育体系和教育方法进行改造，从而保证科学为了所有
劳动者的利益而“完善工艺”（见曼纽尔1956；1962，113）。
　　　　今天，当人们记起圣西门时，通常把他看作是一位前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
想家，一位科学崇拜的早期的鼓吹者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的一位前驱。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称赞圣西门的政治和社会
思想。他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
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19
35，38。见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11页）。埃米尔·徐尔干则称圣西门为
“实证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人”。我们从下面一个引自圣西门《论人类科学》的论述
（1865－1878，40：25—26；转引自曼纽尔1956，113）可以看见现代实证哲学的发端：
　　　　一切科学开始都是推测性的。事物的伟大秩序注定了它们都将成为实证的科学。天
文学开始是占星术；化学的起源不过是炼金术；曾经长时间在江湖骗术中挣扎的生理学，
今天则是建立在已观察到并且得到证明的事实之上的；心理学现在开始把自己建立在生
理学的基础之上，并且从自身中清除了它曾立足于其上的宗教的偏见。
　　　　在他的《给一位日内瓦居民的信》（写于1813年）中还预言，社会科学将成为与天
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处在一个层次上的科学。（在这部著作中，他没有使用
“实证的”这个术语来描述精密科学；他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是在1807年；见曼纽尔，
1956，132）。他根据科学相继“从迷信和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同上）的次序，在后
来奥古斯特·孔德进行阐述之前，对科学的等级层次作了划分和说明。与孔德一样，他
认为，生理学只是刚刚进入或将要进入“实证的”状态。他在《给一位日内瓦居民的信》
中写道（1865－1878，15：39…40；英译本见曼纽尔1956，133），“生理学仍然处在一
个不幸的地位或状态，而占星学的＇原文如此！＇和化学科学已经越过了这一位置或状态”。
他还说，“生理学家现在被迫从他们中间驱逐哲学家、伦理学家和形而上学家，这正像
天文学家驱逐占星术士和化学家驱逐炼金术士一样。孔德将乞灵于关于占星术士和炼金
术上的同一个形象。
　　　　圣西门写的三部主要著作都与科学的主题直接相关：《19世纪科学著作概览》（18
08），《论万有引力》（1813年12月），以及《论人类科学》（写于1813年1月，但直到
1858年才发表）。正是在《论人类科学》中，他最充分地发展了他关于科学中革命的理
论。在该书两部分的第一部分的一个附录中，圣西门对革命作了探讨。这个探讨采取了
“写给生理学家的信”的形式（1858，382－386）。如果他们会“大胆地支持我的话”，
那么，“几年以后将发生一场伟大的和有益的革命”。然后，圣西门说，历史表明，科
学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交替进行的。依次说来，每一次革命都是下一次革命的原因和前一
次革命的结果。圣西门说（1858，382…386），这一番扼要的重述“将证明，下一次革命
必是一场科学的革命，正像我的著作将用越来越多的证据向你们证明的，正是应主要依
靠你们（生理学家）来引起这场革命，而且，这场革命必定对你们是特别有用的”。
　　　　圣西门的历史序列是从与哥白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科学革命开始的，然后是路德
的政治革命。继之而起的科学革命包含培根的著作，伽利略对“地球围绕地轴作周日旋
转”的证明，这一证明“完善了哥白尼体系”。随之而来的政治革命发生在英国，在这
场革命中，查理一世“受到他的国民的审判”，而且，“古人所不知晓的一种新的社会
组织秩序”得以确立起来；与此同时，路易十四则“着手使整个欧洲屈服于他的管辖之
下”。在随之而产生的科学革命中，出现了牛顿和洛克，而且这两个人“产生了在科学
中引起一个巨大飞跃的重要的新思想”；他们的思想在法国的《百科全书》中得到发展
和运用。继之而起的政治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是“在《百科全书》出版几年
之后开始的”。
　　　　那么，圣西门不得不就下一次科学革命作出预言。这场革命将是“人类科学”（人
的科学）中的一场革命，它是以“生理学知识”为基础的。圣西门设想，这门新的科学
将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而且，用这种新的科学培养起来的人们，将有能力用在其他
科学（天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