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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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如此。这样的考察可以肯定不会推翻规律，而是将发现其作用产生明显例外的事实
和规律。
　　　　1897年，在伦敦出版了查尔斯·埃默森·柯里写的一本书《电和磁的理论》。我不
知柯里为何人（他的名字并未出现于《国民传记辞典》和《科学家传记辞典》中，在
《世界科学名人录》中也找不到）。但是，他的书是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而作者显然
是相当有些名气的，从而有幸请路德维希·玻尔兹曼作序。开始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理论物理学的所有学科，除去电学和磁学外，在科学目前的状态下，都可以被看作是
结束了的，也就是说，年复一年，在它们当中只发生了某些无关紧要的变化”。后来因
其创造性的研究工作而相当出名的两位物理学家——普朗克和密立根——都曾表现出对
物理学之未来的悲观主义。1875年，普朗克曾为在古典语文学、音乐和物理学这些学科
中为自己选择一个职业而感到为难。他不顾菲利普·J．G．冯·乔利的劝告，选择了物
理学。乔利教授曾经告诉他，在那一学科中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迈斯纳1951，75）。密
立根（195O，269—270）说，189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社会科学的新的“活的”领域
刚刚在开辟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同学“继续讥笑他坚守一种像物理学这样的‘已经完成
的’而且是‘死的学科’”。
　　　　19世纪有关科学中的革命的思想的整个历史，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写成一本书。三
位法国著名思想家——圣西门、孔德和库尔诺——的思想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
我们将在稍后一章中探讨。但是，我们将首先转向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革命，即达尔文
的革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达尔文的革命使进化这个概念广为流传，这个概念对于削
弱一些科学家对存在科学革命的确信最终起了促进作用。

第十九章　达尔文的革命

　　　　达尔文的革命是19世纪科学中的主要革命。它摧毁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宇宙观，而
且“在人的思想中引起了一场比自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得以再生以来任何其他科学的进
步更伟大的变化”（迈尔1972，987）。达尔文的革命是人们通常所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
革命中所提到的唯一的生物学革命。人们通常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革命，一般都与自然
科学家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哥白尼、笛卡尔、牛顿、拉瓦锡、麦克斯韦、爱因斯坦、
玻尔和海森伯。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53，16：285）敏锐指出的，达尔文革命是
给予人类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以沉重打击的三次革命之——其他两次革命是哥白尼的革
命和弗洛伊德本人开始的革命。而且，达尔文革命与科学中所有其他革命不同，因为，
就我所知，它是在对其理论的第一次充分表述包含着它将产生一场革命这样一个正式宣
言的唯一一次革命。
　　　　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的革命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超出科学之外的内容，产生于
人们所说的并存的思想革命。甚至对于科学家们的反应来说，这也是事实，因为科学家
同其他人一样，其看法要受到他们的哲学淙教及其他先入之见的强烈影响。所以，达尔
文的一位批评家坚持认为，《物种起源》对他的“道德趣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他说，达尔文是从“原因是上帝的意志”这个观点出发的。这位批评家说，他能够“证
明”上帝“代表着他的创造物的利益”，而且他担心，达尔文提出的另一种观点最终将
使人类“受到一种可能使它变得野蛮和残忍的伤害”。他还担心，达尔文将使“人类败
落到一个比以前它曾陷入的更严重的退化和堕落的境地，因为它的文字记载向我们表明
了它的历史”。这些担心出现在剑桥大学伍德沃德地质学讲座教授写给达尔文（达尔文，
1887，2：247－50）的一封信中。该信最后的署名是“您的忠实的老朋友”亚当·塞奇
威克。这个颇具感情色彩的说法强调了赫胥黎对达尔文的告诫中的预言的事实。赫胥黎
曾警告达尔文（同上，231）：“除非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不然你就要受到相当多的
侮辱”。
　　　　达尔文对革命的看法
　　　　在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11年之后，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
他写就《物种起源》最后一稿时，正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0年之后。《共产党宣言》
不仅宣告了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而且也使为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而采取的行动制度化。
达尔文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阅读的杂志中有大量谈论政治革命、革命活动，甚
至科学中的革命的文章或文字。尽管在英国有一些工业不稳定的迹象，但是，英国人并
未感觉到革命的威胁；他们唯一的革命经历要上溯到1688年的那些日月，而且，与1789
年或1848年的革命相比，光荣革命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平静的变革。所以，英国的科学家
和哲学家可以以一种超然的安之若素的心态来认真思考革命，至少是科学中的革命。在
《物种起源》出版前几十年，达尔文可能早已熟悉革命变革的形象（详见&；19．1），
而且他在自己的书中有好几次明显谈到科学中的革命。
　　　　其中有一处是在第10章，在此，达尔文称赞赖尔的“自然史中的革命”。此外，在
第9章（1859，3O6）讨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时，达尔文写道，“在我们的古生物学
思想中发生了一场革命”。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其中对他自己理论作了充分的
和正式的声明）中，达尔文直率地说：“我在本书中所阐述的见解，或者有关物种起源
的类似见解，一旦普遍地被采纳，那么我们就可以隐约地预见到，在自然史中将发生一
场重大的革命”。这个表述有一种特别的达尔文的韵味。它以一种人们所熟知的达尔文
独有的谦虚体现和包含在“我们可以隐约地预见到”这些词中，但是，它接着又大胆地
和有力地宣告“一场更大的革命”。
　　　　在一个正式的科学出版物中声言革命这件事，在科学史中似乎是没有先例的。许多
科学家在通信或手稿中，在笔记或个人的研究日记中都写道，他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是革
命性的，或者是引起或产生革命的。拉瓦锡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一篇后来发表的论文，
该论文提到新的化学，以及必然要用革命（化学基础中的革命，因而影响到教育）特有
的字眼创造出一种新的化学命名法，但是，就像达尔文一样，他在充分描述新的理论时，
没有使用“革命”这个术语。
　　　　我们没有有关达尔文关于革命或关于科学中的革命的思想发展的直接证据。他肯定
熟悉居维叶所使用的地质学意义上的革命概念。赖尔的著作继续了这一传统。赖尔的
《古人类的地质证据》（1914）中有一章论述了过去时代的“许许多多巨大的地质学革
命”。我们从达尔文的自传中还得知，他把法国大革命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在描述他在
剑桥同亨斯罗教授的交往中亲眼目睹的一个可怕的事件时，达尔文写道，它是一幕“几
乎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可能经历过的相似的可怖景象”（1958，65）。他说的是，有
两名盗尸的罪犯被逮住了；当他们被押送到监狱去时，“忽然来了一帮凶恶的流氓，把
他们拦住，从警察手中夺去了他们，并且拖着他们的双腿，在泥泞的石子路面上行走”。
这两名罪犯（受害者），“从头到脚全身都是污泥，满脸流血：这是被这帮人踢伤和被
石块击破的”，所以，“他们简直好像是死尸一般”。长久地埋在达尔文记忆中的这个
暴力的经历，使我们进一步确信，对于达尔文来说，科学中革命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暗指
变化的无用的隐喻，而是指侵犯科学知识的既成体系的基本信念的完全改变。
　　　　早在Iw年1月11日《物种起源》发表10年半之前，达尔文写信给英国博物学家约瑟夫
·胡克爵士（1887，2：23）说：“光明终于闪现出来”。“我几乎确信（与我原来所持
的观点相反），物种不是（它就像是坦白一次谋杀）永远不变的”。我们也许可以同意
已故的沃尔特·费伊·坎农的说法（1961）：达尔文的确是在认真思考谋杀，思考“赖
尔根据他的关于永恒的稳定性的均变论原则所拥护的对一切东西的杀害”。
　　　　在此后十五年时间里，达尔文从把科学中的反叛的暴力看作是“谋杀”（破坏）既
成的思想这个1848年以前的观念发展到在1859年骄傲地宣告“一场重大的革命”。在提
出谋杀（破坏）和革命这两种看法之间的这12年时间里，包括1848年的革命活动及其结
果。这些事件在达尔文在那些年中阅读的杂志中是很突出的（见&；19．1）。
　　　　我们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到1859年，正当达尔文要完成《物种起源》一书的写作的
时候，科学中革命的思想还是虚无缥缈的。林奈学会（伦敦）主席托马斯·贝尔在他18
59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探讨了科学中的革命，这是对学会过去一年活动的评论的一部分。
他说（盖奇1938，56），“只有在相隔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够合理地预期任何
突然的和辉煌的创新，这些创新将在任何学科的知识的特点上打上一个明显的和永久的
印记”。他继续说，像“培根、牛顿、奥斯忒、惠斯通、戴维和达盖尔”这样的人的出
现，“是一种偶然现象”，“他们的生活和经历是上帝保佑的，目的是在人的周围环境
和追求中引起某个重大的变化”。关于科学革命和革命者（上述六人中有四人是活着的
同时代人）的这些评论，是对他的主要观点的一种注解：“已经过去的那一年，的确不
是以任何那些惊人的发现——一它们同时使与之有关的科学部分革命化——为特色的”。
这些评论或注解是格外重要的，因为在那一年中，在林奈学会中宣读了达尔文关于进化
论的初步报告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论文“论变种无限背离其原型的倾向”。
　　　　当宣读这些论文的时候，贝尔一直在主持会议。研究林奈学会的历史学家注意到，
“贝尔显然不怎么知道或根本不知道在他正在主持的会议上关于整个生命尤其是人类生
命的思想中的一场革命的开始”（盖奇1938，56）。此言甚是！但是，在目前更为重要
的是，贝尔意识到在科学中发生了革命，而且生命科学正在为革命作准备。达尔文在
《物种起源》中关于自然史中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贝尔以主席身
份所作总结的一个直接回答。
　　　　达尔文革命的早期阶段
　　　　达尔文的进化论清楚地展示了从早期思想基础的革命到论著中的革命的发展阶段。
达尔文在随海军考察船比格尔号作环球旅行（1831—1836）期间的经历是极为重要的，
尤其是他对化石的研究以及对“现存的动物在形式上与已灭绝的物种有紧密联系这一自
然法则的确认”；但是，如恩斯特·迈尔（1982，395）坚持认为的，“在1831年参加比
格尔号环球旅行的达尔文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博物学家了”。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表明
（同上书，408－409；萨洛韦，1983），达尔文在刚开始环球旅行时并没有成为一个进
化论者。他的这个转变发生在1837年，那时，他公开了他的第一个关于“物种的演变”
的笔记。
　　　　达尔文是慢慢得出关于他的思想的结论的。1844年，他写出了一篇长达230页手写稿
的论文（达尔文，1958），它包含着后来写就的《物种起源》的基本内容。因此，考虑
到第二年9月的自然选择理论，而且在大约20年的时间末以任何形式公开他的思想，我们
很难说达尔文在1837年变成了一个进化论者。简言之，思想革命是在1836－1837年完成
的；投入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非公开的革命，是1844年形成的。但是，论著中
的革命的公开阶段是另一个15年之后的事情，那时（1858），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寄给
他的论文，文中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独立见解。
　　　　从不公开的革命到公开的理论革命这个转变应当引起注意的一个方面是，达尔文投
入到这个转变之中正是他写作1844年论文的时候。1844年7月5日，他写给妻子一封信，
信中说，他“刚刚完成”了他的“物种理论”的“草稿”。他请求，万一他“突然死去”，
她“花四百英镑让它出版”，同时专门指出，赖尔将是把这部著作付之出版的最好的编
辑（“如果他乐于承担的话”），而且，如果赖尔不能如愿的话，那么福布斯、亨斯罗、
胡克和斯特里克兰都可以完成这一嘱托。达尔文甚至告诉他的妻子，如果他们这些人
“谁都不愿”接受这个嘱托的话，她要设法找到一个编辑，并且告诉她“如果找一个编
辑有什么困难的话”，如何处置这部书稿。
　　　　正如人们都十分熟悉的，达尔文进化论最初是以达尔文和华莱士联合论文的形式发
表出来的。在华莱士寄给达尔文一篇请求转交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的论文之后，达尔
文发现它是“异常美妙和有趣的”。实际上，这篇使达尔文感到震惊的论文包含着加文
·德·比尔爵士所说（1965，148）的“对达尔文本人关于物种靠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理论
的简洁的但却完美的表述”。达尔文的第一个可敬的本能就是隐瞒他自己的著作，发表
华莱士的短文。但是，最后经过赖尔和植物学家约瑟夫瑚克——他们都是达尔文的朋友，
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科学和真理的朋友——的劝说，他同意把华莱士写的论文，
与达尔文未发表的1844年论文的摘要，连同达尔文1857年写给哈佛大学爱沙·葛雷的信
的摘录，同时一起发表出来。其中包含着达尔文一直在写作的那部著作的“简短的大纲”。
这些书信，连同华莱土的论文都在1858年7月1日伦敦的林奈学会的会议上被宣读，而且
在同年8月20日的《林奈学会会报》上发表，发表时的标题为：“论物种形成变种的倾向，
论变种和物种由于自然选择而永存。”
　　　　说到人们对这些新思想的承认，达尔文后来写道：“我们这次发表的联合论文，却
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我记得当时只有都柏林的霍顿教授，提出了唯一公开的意见；他
断定说，这篇联合论文中的一切新观点都是虚假的，而一切正确的观点都是陈旧的“
（1887，1；85）。（达尔文本人没有出席林奈学会这次著名的会议。）胡克后来告诉弗
朗西斯·达尔文（在1886年），他和赖尔“都曾经强调（就博物学家而言）应当充分注
意这些论文以及它们对博物学家、历史学家等等的未来的影响”（1887，2：125…126）。
他说，“论文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但是“没有任何相应的讨论”。那次会议之后，
人们“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新的学说：“赖尔赞成，而且也许我也有几分赞同……而
＇林奈学会的＇会员们则为此而慑服，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反对这一学说”。但是，
后来成为林奈学会主席的乔治·边沁在读了达尔文一华莱士的论文后感到如此“不安”，
以致他撤销了后来准备列入那次会议日程的发言。在那篇发言中，他利用他对英国植物
群的研究支持关于物种稳定性的思想”（达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