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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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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挨着武则天墓，是一个公主的坟，这里埋的是武则天的一个孙女。另一位导游告诉我：武则天晚年身边有很多男宠，这个孙女不仅不体谅奶奶，还经常同别人在背后笑话她奶奶，于是被武则天下令乱棍打死。武则天死后，她当皇帝的父亲才敢把她的尸体运回，按公主的规格下葬。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正符合了我的判断：这个使天下所有男人称臣的女人，因为没有得到的女人的爱，心理变态了——恨那些被男人爱着的如花似玉的妙龄女子，包括自己的孙女。还说什么皈依佛教？信奉不杀生的奶奶竟能处死孙女？中国历史呀？真是像魔术一样神奇，但没逻辑。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85节 罪与美
《万科》周刊
叶天蔚
中国有两种毛尖比较不错，一种是信阳毛尖，可以喝，特点是形状细、圆、光、直并多白毫，茸毛显露、紧直峰尖，茶质清香、味浓、汤色绿；一种是上海毛尖，可以看，上海影评家毛尖小姐写的影评，特点是文字奇、艳、润、浓并带刺痛，文锋显露、紧直意尖，文质渲烈、味辣、色调介于红与黑。她最近出的集子叫《非常罪，非常美》，名字起得好，和《杀死比尔》一样痛快。
两个脱离了语句而独处的词，和两个脱离了人群而独处的人一样，肯定有某种联系存在。罪和美两个字是押韵的，联在一起的音韵近乎于最美，是一种极致，必须赋之以非常。有人把罪与美视作一对仇恨的情人，有人把它们视作是两个依恋的对手，在我的解读中，我倾向把不美视作一种原罪，但正因为原罪的存在，赎罪的过程就成为了美生长和涌现而出的过程。一如数学家欧拉在阐述减去负数的意义时所言：减去－B等于加B，减免债务等于奉送礼物。减去罪等于增加美。非常之罪才能诞生非常之美。
艺术家是美的原罪的赎罪人。JeanCocteau曾经给出证明：艺术品和时尚物的区别是：前者最初是丑的，但会随着时间而变得越来越美；后者现在是美的，但总是随时间而迅速变得丑陋。
我大学时，某校园诗人也以另一种方式阐明真理。那时，我们白天在食堂吃饭，晚上在食堂举行诗歌朗诵会，当时有许多诗句感动得自己直痒痒。现在我奔35了，老了，几乎都忘记了，但是那一句却是完全清晰地记得，包括当时现场朗诵者激动的结结巴巴：“下、下个世纪/所、所有难看的女孩子/应该全、全部死掉。”欢呼声四起。
这是一种信念，道出了人民——当然暂时主要是全体男人民的共同心声，也道出了历史上全体女人民所有的前赴后继的悲壮努力。这一理念在美学历史上的价值，相当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相当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让我们面向西方，向英国诗人叶芝描绘的引起特洛伊战争的海伦之美致意：
她的腰肢一阵战栗，那里便产生了
残垣颓壁，燃烧的屋顶和塔楼
英雄阿迦门农死去
让我们面向东方，向南京诗人朱朱描绘的引发男人之间杀戮的潘金莲之美致意：
发髻披散开一个垂到腰间的旋涡
和一份末日的倦怠
脸孔像睡莲，一朵团圆了
晴空里到处释放的静电的花
永远不要对至美的存在表示不敬，这是一个具有哲学感和历史感的人应恪守的基本的准则之一。前期有不少巴勒斯坦人做人体炸弹，情节很悲剧，但似乎也有一抹喜剧的明亮结尾：据说这样死后，会有72个年轻美丽的处女在天堂迎接他。有不少人批评说这种想法有些蠢，有些滑稽，但不妨设想这种想法的一种对立面：当你上天堂时，会有整整72个具有丰富性生活经验的不同程度地丑陋臃肿的中老年妇女向你蜂拥而来，总的来说，这个场景可能比人体炸弹更具震撼力。
对于极美的东西，我们常常怀有一种紧张甚至不安。叶芝形容：她的美有如强弓拉得绷紧。更敏感的里尔克说：极端的美总是带有死亡的气息。如果界定了不美是一种原罪，我们就可以推断，这种不安感源于我们将重坠罪恶深渊的恐惧，凡是把我们领到更高处的山巅的美，都增加着让我们坠下更深的山崖的可能。美丽的背影总是比美丽的面容更加容易刺痛人心，因为美丽的面容只是美的，美丽的背景不但是美的，而且已经开始了美走向消亡的过程。欧阳江河感慨：“然而我们的心/太容易破碎，难以承受尽善尽美的事物。”“两者之中谁更短暂/一生，还是一昼夜的蝴蝶？/蝴蝶太美了，反而显得残忍。”
白居易在悼念夭折的小女孩苏简简的《简简吟》中写道：“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诗人李亚伟说得最为简洁：“美人太美/使我伤悲。”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说得最为绝望：“美啊，请你停一停。”
如果说这是从南往北的车道，在隔离栏的对面，另一条车道上，一切在反向而行。诗、画、戏剧、电影，这些美的创造者，丑陋这一原罪的赎救者，正在用紧张与令人不安的暴力，启动刺痛的虐待或自虐的赎罪过程，并因此像刺穿油田一样喷泉般涌出全新的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充斥着刺杀、毒杀、扼杀，各种的暴力、背叛、通奸、阴谋，如同有评论者所言：如果莎士比亚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干了其中任何一件事，肯定声誉全毁，难免牢狱之灾。但是在戏剧中，他干得越多，他就越接近伟人乃至圣人。毕加索的惊世巨作当然不仅仅是扭曲的妓女《亚维农少女》和撕裂的战争《格尔尼卡》，他的经验是：每幅画都是一连串暴力的总和。依照内模仿心理学的理论，艺术，这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了外在的暴力，以想象力抵制了现实的压力。在这些内外与外在的暴力象狂暴的正负电子一样撞击湮没之后，留下来的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美的宁静和安慰。
王尔德说：“犯罪是现代生活的惟一亮点。”他只说对了一半。罪是一个亮点，美是另一个亮点。凶杀恐怖片在这一边，爱情肥皂剧在那一边；拳头在这一头，枕头在那一头；血案连续报道和时装模特表演、犯罪高手和性感偶像——美和罪都分别在镜面的这一端和那一端。美是真的？还是罪是真的？美是幻觉？还是罪是幻觉？这并不重要。当这一端亮起时，那一端总会也亮起来了。
波德莱尔写道：美啊（他省略了“罪啊”两字），你来自天空还是深渊？你的凝视残酷而神圣。
附：一种比较简明的测试模型，将女性的美丽度指标定为四个层次：
A、你真美——应该无须解释。
B、你真好——无法用真美来描述，退而求其次，可以用真好来描述（古代纳瓦尔王后命令，女人到了三十岁，一律把“美人”的称号改为“善人”）。
C、你妈妈真好——即：能把你这样比较丑的女儿养大，很不容易，令人肃然起敬，可谓真好。
D、你妈妈真坏——即：居然生出这样丑陋无比的女儿，实在是对这个世界的犯罪，令人不齿，可谓真坏。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86节 统计学
《万科》周刊
叶天蔚
第一次接触统计学，还是在小学时。虽然那时我们还很小，但当时接触的数学模型却非常先进，跳过了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平方根自然对数，直接进入了一种类似于微积分的运算：众多的微小量累积成一个巨大量，其模型主体为：“如果每个人节约一度电，那么……”；“只要每个人节约一分钱，那么……”。这是一种所向披靡勇不可挡的数学工具。简而言之，如果遇到一个像锅盖那么大的麻烦，我们马上就能拿出两个锅盖那么大的解决办法；如果遇到一座大山那样重量级的困难，我们马上就能变出三座大山那样重量级的应对方案，而且操作过程是如此地简洁明快与清晰有力：只要大致测算一下面对的问题，反过来除以几亿人民，摊到每个人身上，“如果”一下，问题立即就冰融雪解烟消云散灰飞烟灭，几乎达到了杜甫笔下大宛胡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境界。至今回想起来，那种指点江山、举重若轻、谈笑间决胜千里之外的乐观主义，依然沁人心脾。
工作以后，接触统计学最多的机会，是在每次的工作总结之时。众所周知，工作总结是一种以乐观精神为主流思想的肯定性文体，统计数据则是支撑这种乐观精神屹立不倒的支柱。这一阶段的统计模型更加进步到非线性数学与混沌理论的层面。比如：第一年有不良资产100亿，减少30亿，成效喜人，还剩下120亿；第二年减少了40亿，成绩显著，还剩下170亿；第三年减少50亿，成果辉煌，还剩下190亿；第四年减少了整整70亿，成就惊人，还仅仅剩下220亿。整个系统看似不可预测的混沌，其实存在着系统的奇异吸引力，确定了系统重复的某种模式、一种滚滚向前不断发展壮大的模式。
总的来说，自然世界是遵循会计原则的：质量守恒、能量守恒、动量守恒、角动量守恒，无论白云在天还是青水在瓶，一切都会归到会计报表的两端，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而人类社会则偏好统计原理，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奖给两位喜欢统计的家伙，计量经济学创始人RagnarFrisch（挪威）和宏观计量模型创始人JanTinbergen（荷兰）。英国政治家迪斯雷里说：“世上有三种哄人的东西：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数据”；换一种角度来说，世上有三样激动人心的东西：“宣传、要命的宣传、统计数据”。
当然，人类社会也是局部地遵循会计原则。比如，世有十毒：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显而易见，前五个项目属于资金运用，后五个项目属于资金来源。经常吃喝嫖赌的肯定坑蒙拐骗，经常坑蒙拐骗的难免吃喝嫖赌，有来源必有运用，有运用必有来源，两者必匹配。学问就是学问，道理早就被说透，在路的尽头等候。
对于一般人而言，和其它专业学科一样，全副武装时的统计学满身上下佩带着专业术语与复杂方程，一个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涉及的变量动辄数万个之多，标准差、中位数、常态曲线、离散分配、差异系数、临界区域等等概念、公式、图表像梦呓一样混乱。但当它卸下装备，赤裸入浴时，它总是单纯的。对于拥有话语权的权威者而言，统计只是他们得到支持其论点的一些最终的单纯数字的简单过程。这里面有一个适用广泛的定理：任何事情越到核心，就越简单。“一般的信徒总是要比红衣主教更加虔诚，这就是一切宗教能够存在的秘密。”《安德罗波夫传》一书的扉页上如是说。
统计有三大特性，可以用三句话予以简单的概括：
实用性：除了实情，数据能证明一切。
丰富性：统计就像比基尼，露出来的部位固然诱人，没有露出来的部分才是真正要命的。
公平性：我们相信上帝，其它人请用数据说话。
对于任何一个事件来说，实情只有一条，不实之情却有千条万条，可见统计的用武之地是如此地广阔。王尔德对女性曾经有过类似的赞美：女人对很多事情都非常精明，除了显而易见的事情之外，其它的什么都瞒不了他们（这种夸奖，仅次于邱吉尔先生关于女性比男性更善于保守秘密的赞誉：她们忠心耿耿，担心一个人无法守住这个秘密，所以她们找了许多同伴来一起保护这个秘密）。可见统计学和女性的特点非常相符，加之统计学所拥有的比基尼特征，统计的女人味更加浓郁。
民主政治的运作立足于数人头，是统计问题。游戏规则很简单，人头有多少，权利有多少，只要脑袋都是一个，不管是一个手，二个手还是三个手的朋友，权利是相同的。专制政治的运作立足于砍人头，也是统计问题。商鞅变法的中心策略之一就是砍人头统计学，其《军爵律》曰“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拿一个敌人的人头来换爵位一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相当于一个正科级干部砍了一颗人头就能升为副处级干部，外加100亩地和1713平方米的住宅，简直像海洛因一样刺激，于是广大人民群众都亢奋得两眼冒火操起家伙就往前线奔，后来就六王毕、四海一了。有人比较节俭，觉得这种奖励力度好像大了一些，认为可以调整一下汇率，几个人头兑一个爵位比较妥当，这种为饿们秦王勤俭持家的精神是好的，但是统计学告诉我们，人头是有限的，砍得太少不好，砍得太多也不好。如果砍人头的速度大大超过长人头的速度，容易发生社会危机。南美阿兹特克人性格比较纯真，他们不恋权不贪财不好色，生活的惟一爱好就是去砍别人的人头向神献祭，他们的逻辑是完美循环的：只有进行战争才能得到献祭的人，只有用人献祭才能成功地进行战争。当时不少阿兹特克城镇几乎都有堆积如山数以十万计的人头，可见他们都工作得非常勤勉，所以后来大家都累垮了，几百个西班牙人一来，就把他们整个民族摆平了，这就是砍头砍太多的教训。鲁迅先生诗曰：“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忽而砍砍头，忽而念念佛，革命生产两不误，这样才是上好之选。就像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虽然他上任时砍了九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头，最后一仗砍了十几万羯陵伽人的人头，但后来忽而去念念佛了，于是国家安定富足，个人声名也流芳百世，是学习的好榜样。
统计工作中常常还存在一个问题，有时候需要矫正系统性的偏差，有时这种偏差会很大。电影《美国派》中就论述了三分之一与三倍偏差规律，即：如果一个男生说他和三个女朋友有过亲密接触，别相信，实际数字只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即一个；如果一个女生说她只和两个男朋友有过亲密接触，也别相信，实际应该是该数字的三倍，即六个。如果忽视了这种系统偏差，统计结果将会南辕北辙。我曾经看到一份号称非常权威并登载在国家级正规刊物上的统计报告，声称根据调查，男性的性伙伴的数量要大大高于女性的性伙伴数量，说明男性更怎么怎么云云。这就是忽略了上述规律而导致的荒诞结果。在只有男女两性、且同性恋因素对男女的影响大致相等的情况下，谁能告诉我男性多出来的那些性伙伴是什么东西？
伏尔泰说：常识是一种介于聪明和愚蠢之间的东西。日常生活时刻需要的统计，自然也是介于聪明和愚蠢之间的东西，并不時让我们迷乱于不知道世界和我们，到底哪个是蠢的。
统计有利于培育我们的悲观主义气质，增加我们的危机意识：比如，一个细菌的重量是万分之一克，假如其繁殖分裂完全按照理想情况进行，即15分钟分裂一次，每天分裂96次。一天半以后，其后代的重量将和地球一样；两天以后，其后代的重量将和太阳一样。想到实际情况是我们身边的细菌远远不止一个，到处都有数以百万千万亿万计的细菌在飘荡，就会知道小学时代的类微积分模型其实保守得像一个太谨慎守旧的老者。
统计也有利于培育我们的乐观主义气质，增强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比如，你有父母两人，祖父母4人，太祖父母8人，假设你的列祖列宗都做到25年一代地结婚生子，倒推到1600年前（相当于东晋时期）的话，就有64代，那时你共有1850亿个祖先，很显然，那时根本没有那么多人，所以你的祖先肯定有重复，即大家远亲结婚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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