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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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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明的，只是法国人依据其谦逊的传统才使得这些发明成为英国人的传奇。这令人想起差不多就是同时期或稍晚，中国的圆明园也开始初具规模，到法英联军火烧此园之前，圆明园已是连绵10公里，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组成的洋洋大观了，园内珍藏了不少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我想说一下的是，首先闯入圆明园的是法国人，据说每个法国士兵口袋里装进的珍品，价值三四万法郎。当然也还需要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对圆明园坚持不懈的“石劫”、“木劫”、“土劫”，才能造就今日面目全非的圆明园。就法国人对其卢浮和凡尔赛宫历史的骄傲，以及中国人对从阿房宫直到圆明园的戏虐性的虚无来看，实在是我们更胜一筹，至少在南京，每逢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汽笛是鸣响了，钟声也敲起来了，但南京城中依然是车水马龙，喧哗升平，绝大多数人喜气洋洋，历史在嘻笑中幻化为一缕随风而去的轻烟。
然后国王、流民和第三等级的较量开始了，各种伴随流血和屠杀的较量都被冠名为“法国大革命时期”。先是巴黎市民在1789年攻占巴士底监狱，当时的路易十六问：“这是造反吗？”回答是：“不，陛下，这是革命。”
然后是激进的雅格宾派革命和他们的断头台，无数皇室成员和贵族、温和派、罪犯、革命者、最后是罗伯斯庇尔本人，被送上了断头台。然后是马拉被人杀死在他的浴盆里，在中学接受美术史教育时，马拉之死的油画简直有墓志铭一样的肃穆效果。马拉被通缉后在巴黎的地下洞穴中生活了好几年，崇敬他的人写道：“经过了暗无天日的洞穴生活之后，这个面色棕黄的怪人，看上去像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而诅咒他的人则说：“马拉是个彻头彻尾的仇视人类的人”，“人民之友”。马拉是被一个温和的吉伦特派女子科尔黛所暗杀的，在恐怖的雅各宾派垮台后，法国各地的马拉胸像被扔进了臭水沟。火的时代，在这个血与火的过程中，有一个叫拿破仑的小个子让法国人至今引为骄傲，我的无知让我始终不能了解为此人骄傲的理由。
接下来是暴民杀贵族，革命党杀贵族，然后是市民杀保皇派，然后是各种莫名其妙的革命和屠杀。《马赛曲》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了，这首歌的原名叫做《献给吕内克元帅的军歌》，这个元帅是什么人我毫不知晓，然后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当然应该看到，那个袒露胸部的年轻妇人手中拿着的是黑旗，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象征，而红色才是工人运动的象征，白色在当时属于波旁王朝。
从二月革命、巴黎公社到美好时代
雅普将1815…2000年划分为第三历史时期。1848年，二月革命延续着血的悲剧，书中的第506页终于出现了有关这次革命的照片，历史不再纯粹是画家们以想像进行的重构，而多少有了一些“历史”的味道，从金石到甲骨，再到典籍，尽管中国历史屡次遭受劫难乃至断裂，在我看来，中国历史明显还是比法国厚重得多。据说这次下层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失败后，不少革命者躲进了巴黎地下错综复杂的洞穴，或悲惨地死去，或被无情捕杀。当时法国出现了巴尔扎克、雨果这样的文豪，巴黎的洞穴世界，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也有所涉及。
巴黎公社的疯狂丝毫不逊色于1789年法国所经历的，在此前是普鲁士人伤害了法国人高傲的灵魂，19世纪中期，一个文化的、工商业的、时尚的法国还没有来得及展现魅力，就被粗俗的普鲁士人击败，但恶梦还没有结束，1871年的巴黎公社紧接着就来了，这场革命毫不留情地毁灭一切，包括传统的和新生的，革命者肆无忌惮地杀戮和被杀戮，在战士的排枪前，教士们似乎还试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枪口说些什么。不过梯也尔带领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公社社员的杀戮同样毫不留情，巴黎的地下洞穴为社员提供了庇护，但仍有高达一万人被杀死，当时的漫画说：“公社社员又回来了！他们随时都会从地下冒出来。”从一个石膏矿矿井中就有被捕的一位有名的公社女领导人，《巴黎的地下世界》中介绍说她叫杜邦，是公社最为放荡的女人，而《法兰西千年史》中也恰好有一个公社女领导人的照片，不过译名叫达维德，我怀疑她们就是一个人，如果真是如此，两本书比照阅读倒也颇为有趣。
随后的40年，被称为美好时代，法国似乎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浴血后重生了，艺术、教育和工业蓬勃发展，埃菲尔铁塔矗立起来了，并延续了40年的世界第一的美名；印象派画家开始孕育，在水气中的色彩如此强烈而鲜艳；罗丹的雕塑、巴斯德和他的灭菌法、居里夫妇和他们的放射性元素、左拉和他身后的社会主义幽灵，都在恍忽中构造着最令人神往的巴黎。除了霍乱之外，这个时期的巴黎，有莫奈笔下的芭蕾舞女，有健康而放荡的年轻女子所钟爱的自行车和红磨坊夜总会，一切令人着迷。只有在这一刹那，我对法国，因巴黎而有了些许好感。
此后呢？我的文字已经过于冗长，法国终于将自由女神像拆散运到了纽约，而小一些的原样则留在了塞纳河上的格勒内勒桥，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当今的法国，其戏剧性的角色，已经不再是有趣的事情了。当然，巴黎的地下世界仍然令人好奇，那是截然不同于巴黎地面的另一个洞穴爱好者的世界。
最后我以抱怨结尾，作为一本好书。《法兰西千年史》的118元定价实在是高了些，而24开本使这本书小而厚，不适宜旅行中的随身携带。而《巴黎的地下世界》虽然精彩，但由名声不响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所用纸张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也许只有我这样无知的人才喋喋不休，智者如冯友兰，对于这一切，用了一句话：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83节 引文
《万科》周刊
刘齐
拉脱维亚学者阿。彼得洛维奇曾说：“引文是人类智慧发展到较高阶段才出现的文明现象。”对此，北京文献学家郑一贤指出：“诚哉斯言！遥想当年，先祖半人半兽，音都发不准，哪个会想到引用同伴的见解来证明自己？再说同伴嗷嗷乱吼，也未必有见解。”
上海专家章敬辛援引李贽的诗文暗示，北京同行的意见大体还说得过去，但也不乏片面之处，正如爱尔兰学者小托马斯所说，“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即使其中一面粘在地上，无法撬开”。
芝加哥汉学家布。艾维斯在一本论述现代性的著作中指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引文文化在中国的奇特发展令全球为之瞩目。当时各级官员、各派组织及普通民众开口说话时，总要先引一段最高指示，否则便有遭受责难或罢黜的风险。中国的纸媒更是反复引用马、恩、列、斯、毛尤其是毛的无所不包的语录。被引用的语录无一例外，统统采用黑体字排出，醒目，神圣，傲立于其他字群。广播无法使用黑体字，但广播自有一套万无一失的方法，播音员每每读到经典引文，便格外加重语气，以使之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用中国成语说，就是‘余音绕梁’。不知何种缘故，中国的古建筑通常不设天花板，承重的房梁一般都裸露在室内上方，抬首可见。”
西安学者卢蘅：“《典坟杂俎》说，‘不知有秦，何论汉唐’。艾维斯先生应该多看看经史子集，从董仲书入手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最不济也应该读读王阳明。”（原载《中国文体学学会简报》第143页）
日本学者大藏一郎认为，“最近二十年来，引用领袖语录的风气虽然式微，但中国根深蒂固的引文文化并未因此消失，而是朝着另外两个方向蓬勃发展。一是大量引用西方现代典籍，引用对象所在的国家越强大，其观点似乎就越具说服力；二是大量引用中国古籍，引用的越古老，越生僻，越能换取无知者的敬意。”
南方师范大学教授吴了凡晚年回忆说：“我看论文跟别人不同，我先看后面的索引页，博士论文的引文如果达不到二百条，硕士的达不到一百条，则论文本身的学术性就值得怀疑，它表明作者并未下苦功读书。”（引自《了凡斋闲笔》一书《譬如老杜，无一字无来处》一文）
河北农民杜玉振在评论腐败现象时说：“毛主席最反对包二奶，毛主席说，谁搞破鞋谁就是卖国贼。”（原载《新象月刊》2003年第5期《满腹心事说与谁》）
阿根廷阐释学研究者安。西雪丽亚在与同事交流时，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您怎么还在不断引用汤因比、德里达等人的言论？据我所知，有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以中国为例，中国一些时髦人士觉得，总引欧美学者的话太俗。现在，他们挺爱援引我们拉美作家的观点，来证明他们的博学，至少证明他们对搜索引擎运用得比较娴熟。估计下一段，他们就该引用爱斯基摩人的格言了。”西雪丽亚的合作者多莱女士补充说，“中国的小资虽然没少看好莱坞大片，但在泡吧时却喜欢拿伊朗电影说事。”（以上两条均引自荀由先《拉美文化的流变》一书第324页）
法国信息学博士让·皮埃尔写道：“评定职称和业绩时，中国有一个看似科学而公允的标准——受评者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显而易见，当然是多多益善。因此，某些机智的学者便频频引用熟识者的言论，你引我三条，我引你五条，人称‘友情引用’。另有些孤独的学者怀才不遇，或充满自信，于是经常引用自己在其它文章中说过的话，人称‘自慰引用’。”
华西人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庞归中写道：“古希腊学者克里亚巴汉拔说，‘子女应牢记，父母永远在我们之上’。类似的观念在中国古书《格室经》里也有所体现：‘九龄童，能温席，孝于父，忠于君。’而《非洲大陆考》认为，‘原住民的亲情来源于动物基因’。《幼发拉底古器皿探源》则说，‘人类不可能偏离熟识方向’。《斯堪的纳维亚现象学》充满诗意地说，‘腾飞吧，你这孩童般的壮汉’。”
沈阳小学生陆羊羊（中队文艺委员、钢琴六级）表示：“我烦了就说我要玩，困了就说我要睡。可是你们大人，你们自己到底要说什么？”（原载《内部情况汇编》第18期总第472期，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核对）
本文作者：“奥斯陆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法拉弟指出，‘公民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有鉴于此，我谨声明：本文一切引文均系作者杜撰，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好事、坏事与他人无关。正如古埃及金字塔监工奥图对役工所说——‘椰枣是你的，毒酒也是你的’。”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84节 无字碑与小心眼
《万科》周刊
黄铁鹰
早就对西安这个城市有些神往，原因有二，一是它出了我最喜欢的中国电影导演和作家，张艺谋和贾平凹；二是它曾是最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朝代——唐朝的首都。以前一直没有机会去，直到今年3月份才得以成行。
临去前，一个知我的朋友说：“你去之前应好好复习一下历史，否则，你那点历史知识加上好问的本性非让导游笑掉大牙不可。”于是，去前还真想找书看看，可是还没等去书店就烦了，因为我实在讨厌中国历史。考大学时我历史得了93分，那纯粹是记忆力好，现在连中国朝代的顺序都记不清了。
我讨厌中国历史的原因是：我不知道现存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哪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因为我曾听一个历史学家说：“中国各朝代都有修史的习惯，现存的中国历史基本上都是历代官方整理和保存下来并希望后人看到的历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一个事件发生的当时如果不被记录下来，就永远不能被记录了。因为即使是当事人的回忆，也要加入他们新的视角，更不要说为了吃饭的历代官方史学家了。说白了就是：一件事情发生当时的证据、纪录、新闻报道、档案、日记和当事人证词不能保留下来，日后将永远无法还原这个事件的真相。
其实，即使记录能保存下来，后人在叙述这个事件时，仍免不了加入自己的看法，更何况这些记录已残缺不全？因此，我认为重新修正的中国历史就如同儿子讲父亲的故事——永远是雾里看花，水中看月。不考虑中国频繁的战乱对文史纪录的破坏，中国特有的文字狱就足以使人不敢相信历史。从2000多年前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不要说民间记录，就是官方记录，又有多少能保存下来？现在中国人有几家能有家谱？家的历史都搞不清了，国的历史就更不清楚了。因此，每当听人说“读史明志”，我就冷笑：如果读这样的历史能明志，还不如说看动画片也能明志。有人可能说：“你这是愤世嫉俗，你怎么能把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假的？”我没有说历史书上的中国历史都是假的，我只是认为其中有假的。然而要命的是：对我而言，它真假难辨。
读史于我毕竟不像吃饭，不吃不行，因此，没必要浪费精力非要识别真假。上大学后我再也没看过历史书。不仅不看历史书，也不看历史故事书，历史电视剧也不看。什么《环珠格格》、《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宰相刘罗锅》和《武则天》等等统统一集不看。不仅不看，每当我爸爸和我女儿津津乐道的时候，我就禁不住地想：再过100年，小燕子演的故事就变成中国历史的正史了，这些电视剧就会变成当时中国历史博士的必修课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准备下，我来看古都西安了。说实话，让人交口赞叹的西安老城围棋盘的街道布局，和绕城一周的城墙给我的印象不深，因为现代的痕迹太多。像中国历史一样，谁知道以前是不是这个样子？反倒是乾陵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问题也最多。到乾陵看到武则天的墓碑，才知道武则天的伟大。因为她不仅把碑修得同她先死去的皇帝丈夫的一样大，而且——丈夫的墓碑是用3块石头相叠组成，她的碑却是一块完整的大石头，更令人叫绝的是，她的墓碑竟是个无字碑。
前面说了，我的中国历史知识几乎是零，本不应对这样专业的历史问题发言。可我总是改不了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习惯，哪怕这个君子是个女君王。第一，我想武则天不是很敬仰那个传给她江山的皇帝丈夫，不仅不敬仰，甚至还有些瞧不起，否则她的碑凭什么比他的大而且质量更好？我猜想她一定知道，她的天下不是他给的，而是她自己打出来的。因此，尽管名不正言不顺，老娘偏要比你高一筹。第二，她知道中国人对历史是轻浮的，今天把你当祖宗，明天就能把你当孙子，没有人能永垂千古；不仅如此，她还知道中国人是憎恨文字的，因此，躺在地下不能说话了，最好别吱声，否则，墓碑都可能保不住。第三，作为女强人，武则天的感情生活一定不幸福。女人即使得了天下，还是女人，临死找不到一个真爱，当然是无言了。
绝！这种坦荡，只有第一代君王之气的人才能表现出来。正当我正沉浸在对武则天的敬仰中，不到20岁的导游小姑娘把我这个俗人的神游打断，她说：“武则天晚年信佛了，认为四大皆空，所以她的碑也就一个字不留。”
紧挨着武则天墓，是一个公主的坟，这里埋的是武则天的一个孙女。另一位导游告诉我：武则天晚年身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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