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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幸福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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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１６３２—１６７７年）
、洛克（１６３２—１７０４年）
、沙甫茨伯利（１６７１—１７１３年）等。培根认为，善就是使人幸福，而善又来自真理，所以，知识可以改造人的心灵，人的理性在知识指导下，就能辩明善恶，从善去恶，获得幸福。这个看法基本上沿袭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培根还提出了“全体福利说”
，他认为，人类存在仁爱之心，从而具有爱他人的倾向，因而人人都会关心社会的幸福。
“全体福利说”
后来被功利主义幸福观所吸收。虽然培根强调全体福利，但他是主张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这也与后来的功利主义幸福观一致。斯宾诺莎以人性自保理论为伦理学的出发点，但在研究幸福问题时，他却把德性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幸福就是德性本身，个人的幸福只有在公共福利中才能得以实现。关于斯宾诺莎的幸福观，我们在本编第二章中将有详论。洛克把人看作一个有感性和理性并追求幸福的存在物，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快乐的事物，就是追求幸福，并且还要追求个人的最大快乐和最大幸福。洛克认为，虽然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但是，在追求个人幸福时，必须考虑到他人幸福和社会幸福，因为社会幸福包含了个人的幸福。沙甫茨伯利提出了一种情感主义的幸福观。他认为人类天然具有“公众情感”
，即人类有一种爱好公众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意向；人类的幸福就在于行善，善与福是一致的，人们在行善中体验着、享受着幸福。从上面的简单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１７世纪西方幸福观冲破了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幸福观的樊篱，把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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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１１
避苦看作人的本性，认为人们只有在追求快乐中才能获得幸福，这就恢复了人的尊严，重新正视人类自身的幸福要求。
同时，还讨论了幸福与德行、幸福与行善以及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等问题，这些思考为整个近代西方世界的幸福研究定下了基调。
１８世纪西方幸福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赫起逊（１６７１—１７１３年）
、爱尔维修（１７１５—１７１年）
、霍尔巴赫（１７２３—１７８９年）
、康德（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年）等。他们继续探讨１７世纪伦理学家们曾经探讨的关于幸福的几个重要问题，并且有所深化和发展。赫起逊继承了沙甫茨伯利关于道德起源于情感的观点，并认为行为的道德性质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计算，以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他提出的数学公式是：德行＝善的量×享受的人数。从这个公式中计算出来的凡是能够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行为；反之，则是最坏的行为。这个观点和计算方法为后来的功利主义幸福观直接提供了思想资料。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作为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全面继承和发展了英国１７世纪伦理学家的幸福观，并使之系统化，他们的观点我们将在本编第三章中详述。
康德的幸福观是在批判感性主义快乐论幸福观的基础上确立的。
他对幸福的理解在１７、１８世纪的西方幸福观中独树一帜：高扬道德理想主义幸福观的旗帜，把幸福界定在至善之中。
他的观点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理性主义幸福观的历史延续，也是对斯宾诺莎“幸福就是德性本身”思想的深化。有关的具体观点在本编第二章中将作详细介绍。
１９世纪西方幸福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边沁（１７４８—１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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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第一章 西方历史上幸福观简述
年）
、密尔（１８０６—１８７３年）
和费尔巴哈（１８０４—１８７２年）
等。
在１７、１８世纪逐渐显露的功利主义思想，被边沁和密尔以理论体系的形式确立下来，他们的研究和探索完成了功利主义幸福观的经典表述。
费尔巴哈是感性主义幸福观在１９世纪的最重要代表，尽管他的基本观点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他明确地提出了物质上的快乐和幸福是道德进步的前提等思想，具有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这三位哲人的观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介绍。
西方近代幸福观的基调是积极向上的，所涉及的幸福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几代伦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使西方近代幸福观成为整个西方幸福观的主体部分。
现代西方社会：笼罩在幸福观上的悲观情调A如果把从１９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伦理学称作现代西方伦理学，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在讨论人生与幸福问题时，现代西方伦理学中的悲观主义色彩较为浓重，与近代西方幸福观的乐观主义形成鲜明对照。
这一转变是从德国１９世纪哲学家叔本华（１７８—１８６０年）开始的。
叔本华认为，人生就是痛苦，当人们在遭受痛苦和折磨之后，所感到的除了痛苦就是无聊，人生犹如一架摆动于痛苦与无聊之间的“钟摆”
，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他说，如果把欲望的满足看作幸福，那么，这种幸福也是暂时的、消极的，因为在满足过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不断的不满足，也就是不断的痛苦。怎样解脱人生的痛苦呢？叔本华认为，必须禁绝任何欲望，首先要断绝对世界的迷恋；其次要禁绝食欲和性欲。按照叔本华的解脱方法去做，最终实际上就是走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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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３１
亡，走向虚无。这就是叔本华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幸福观的主要思想。
人类跨入２０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但是，由物质丰富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导致了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空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自身是否还能获得幸福抱着怀疑的态度。于是，一些新的伦理学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的共同特征是对人类自身的幸福作悲观主义的论证。它们不从人类自身去寻找解决困境、追求人类幸福的方法，而是以消极的方式寻求解脱。存在主义幸福观和新托马斯主义幸福观就是其中的代表。
存在主义幸福论者与叔本华一样，认为人生下来就带着烦恼，人生充满着恐惧。人的生活不仅无目的性，而且也没有任何意义，更没有幸福可言。只有走向死亡的生活才是真实的存在，才是对幸福的体验。因此，学习生活就是学习死亡。这种悲观主义的幸福观曾经影响了西方社会中一部分精神生活空虚和乏味的人们。
８０年代初，也曾对我国一些青年人的思想产生过消极的影响。
新托马斯主义幸福观是中世纪基督教幸福观在现代社会的再现，它迎合了一些人的精神需求。
以马里坦（１８２—１９７３年）为代表的这种基督教幸福观，把解决人类精神和道德困境的希望寄托于上帝身上，号召人们通过信仰上帝来实现自己的幸福。马里坦的具体观点，在本编第五章中将作详细介绍。
现代西方幸福观以悲观的态度对待现实存在的幸福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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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第一章 西方历史上幸福观简述
题，这实际上是在逃避生活的挑战。我们认为，尽管现代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种种新的问题，但应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这些问题，并且要相信人类自身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获得幸福的生活。
上面简要叙述了西方幸福观的发展线索。限于本书的篇幅，我们在本编的以下章节里不可能对所有西方伦理学家的幸福观进行详细的讨论，只能选取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按照其幸福观的不同性质分成四个部分加以介绍。中国古代的幸福观是人类对幸福问题思考的历程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将单辟一章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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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５１
第一编 第二章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
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学派之一。一般说来，理性主义哲学家在思考人生问题时，崇尚人的理性力量，高扬人的道德品性，相信人类具备权衡和辨别利害关系的能力，在幸福观上，以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将幸福渗透于人的灵魂深处，关注人类内在的精神追求和完满，不重视甚至摒弃物质上的享受和满足，强调人类的精神幸福。
理性主义哲学家认为，是否具有理性以及能否运用理性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因此，以理性能力获得人生的幸福只有人类才能做到，这是人类的骄傲。
哲学的理性概念是枯燥而抽象的，但通过理性追求人生幸福的实践又是极富魅力和生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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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
第二章 一 幸福与美德一致——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美德、至善与幸福A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A思辨活动是最完美的幸福A古希腊哲学是从探索宇宙和自然的奥秘开始的，并因此而形成了不同于古代东方哲学的自然哲学体系。但西方哲学思想中的人文主义也发端于古希腊，先哲们不仅对自然界感兴趣，而且也同时注重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和探索。他们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其范围之广，思考之深，使得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古代思想家的伟大。
时至今日，我们经常感到，现代人对于人类自身的反思似乎并没有能够超出先哲们所研究的范围。后人的贡献更多的是，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和理解选择了新的观察角度，采取了新的研究手段，而人类自身的问题大抵还是２００多年前先哲们提出的那些问题。例如幸福问题，从古到今，每个人都要面对它，哲学家们更是把它作为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加以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幸福问题将永远伴随着人类。这是一个永恒的伦理话题。
在前一章中，我们依据史籍讲述了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与吕底亚国王关于幸福话题的一段故事。如果说，这个故事中表达的梭伦的幸福观开创了古希腊思想家们探索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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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７１
福问题的先河，并多少带有启蒙的性质，那么，古希腊最杰出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对幸福问题有了更深刻、更本质的理解。其中，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最为丰富。
美德、至善与幸福A苏格拉底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的序幕。这位古希腊著名的“雄辩家”始终把研究道德哲学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在伦理思想史上，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命题。
他告诉人们，道德依赖于知识，没有知识也就没有德行，人只有具备有关道德的知识，才能做善事；而且人只要具备有关道德的知识，就会必然做善事。这是苏格拉底幸福观的理论前提。
一方面，苏格拉底主张，只有有道德的人才是幸福的人，道德是一个人能否获得幸福的必然的和基本的条件。
因此，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他们公正、正直，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那么，他们就是幸福的人；否则，就是不幸的人。在他的心目中，遵循道德，坚守公正，刚正不阿，是人的真正幸福和应追求的真正利益之所在。
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在人的幸福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人人都希望获得幸福，但却有许多人得不到幸福，原因在于他们不了解幸福的真正含义。如有人把财产当作幸福，因而不惜一切手段聚敛财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不是幸福，苏格拉底把它称作“误认的幸福”。在他看来，一些人做恶事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无知，良知受到了蒙蔽，以至把恶事当作善事，他们并不知道财产本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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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
能带给人真正的幸福。一旦他们了解了幸福的真正含义，他们就不会因追求物质财富而作恶了，就能避免因犯罪而造成的不幸。因此，苏格拉底认为，重要的在于培养人的理性能力，让人们发现善、了解善，过有德性的生活，并运用理性对人生作彻底的内省，这是获得真正幸福的前提条件。
总之，知识是人们获得幸福的关键。
基于上述，我们看到，苏格拉底的幸福观遵循的是“知识→道德→幸福”这样一条思维轨迹。在这里，知识（理性）是前提条件，道德（德行）是达到幸福的途径，而幸福乃是知识和道德的目的。苏格拉底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终生实践着自己所倡导的理想和信念，可以说，他是一个探索幸福并最终相信自己获得了幸福的思想家。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师的思想体系，著名的“理念论”是其道德思想和幸福观的理论基础。
柏拉图所说的“理念”
，是指作为现实世界根源的永恒不变的、独立存在的、非物质的实体。在他的理念世界里，善的理念居于最高的层次，而善的理念就是至善，诸如勇敢、智慧、节制和正义等品德都在至善的统辖之下，因此，善的理念就是最高的善、普遍的善、绝对的善。柏拉图认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达到至善，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至善呢？依靠人的理性能力。在柏拉图看来，只有人的理性才能认识善的理念，人的理性是高级的；与此相对，人的感性和欲望、人的肉体感官需求则是低级的。这些基本观点影响着他对幸福的态度。
柏拉图认为，快乐和幸福是两回事。
快乐属于感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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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９１
它可以是情欲，也可能是感官享受，但单纯的感性快乐，如果没有心灵、记忆、知识（理性）的参与，就不是真正的幸福。一个人如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必须首先克制自己的情欲和享受，必须用智慧和德性去追求美德和至善。由于人的肉体和感官的快乐是暂时的，不值得留恋，而最高的理念——至善是永恒的，值得我们终生追求，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一个能用理性控制情欲的人，自然也是幸福的人。后人在谈论爱情问题时，经常使用“柏拉图式的爱情”
这句话，这是指一种超越肉欲和情欲的纯精神领域的感情，是一种纯感情的爱情。
在今天看来，“柏拉图式的爱情”
未免有点绝对化；但就爱情的本质而言，男女之间精神上的相互依恋的确是爱情生活中的最重要成分，也是爱情生活是否幸福的重要标志，比单纯的“肉欲”
、“情欲”重要得多。因此，虽然柏拉图贬低感性追求、蔑视物质享受的主张带有禁欲主义的色彩，但是，他对精神领域中的德行和至善的推崇，并把幸福建立在德性和至善基础上的观点，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A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活动使古希腊罗马伦理学达到了顶峰。他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伦理思想，但又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两位老师的思想框架内，他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更大的发展，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伦理学理论和幸福观。最突出的贡献是，亚里士多德对幸福作了不同于两位老师的定义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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